[游记]妙峰山之行-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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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程
2002年5月25日早上六点半，我们乡土中国学会参与妙峰山考察的队员13人在北大小南门集合，乘公共汽车去妙峰山，中途一个车站tony上车，我们此次考察队员共14人，全部是北大在校生，所学专业包括法律、经济、政治、中文、社会学等，学历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三年级不等。

早上八点我们到达346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开始爬山。翻过山到达涧沟村是中午将近一点。简单地吃过午饭（馒头加拍黄瓜和咸菜），会长poyuan将大家分为五个小组，四个小组每组三个人，分头到村里调研，poyuan和cooky作为一个小组上山探路。

下午访谈结束我们小组回到住处时已经六点多。简单地吃完晚饭，在院子里的大核桃树下，我们开讨论会，各组分别报告下午的经历见闻。过了八点以后，由于看不见记录，研讨会搬到屋里继续开，直到九点多。通过研讨交流，大家对村子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研讨会后来讨论学会的发展问题，最后，确定第二天的行程安排。晚上十点，会议结束。我们几个人出去赏月。

第二天，我们早上九点出发去妙峰山，穿越skytramp发现的以及poyuan他们探过的小路，十点中到达娘娘庙。在庙附近，我们观察香会的香客以及游人，抄下一些碑文扁牌，买了一些纪念品，拜了一些佛像，还请了几个佛条。

中午一点我们七个人先坐车回北大，另外七个人爬过山后再乘公共汽车回来。在车上，汽车司机给我们讲了很多村子里的内部信息，其中讲述一个叫王德福的村民饭庄被拆的事，这些信息是我们调研中没有发现的。下车前，我给司机留下了我的电话，希望进一步了解王德福的情况。

下午三点半，我们回到北大。另外爬山的同学下午六点半回到北大。

5月28日，村民王德福打来了电话，详细讲述了村里一些不公正的事情，他希望我们能给予关注。但听了之后，我也只能说，如果下次去妙峰山的话，会进一步了解这件事。

二 第一天下午访谈

我们小组是我和两个可爱的小妹妹在一起（ft，知道她们的名字，但没记住她们的id）。因为房东和北大附中的学生老师就损坏桌子赔偿一事，我作为中间调解人帮他们解决了纠纷，耽误了一些我们小组出发的时间。我们下午两点半开始到村里随机访谈。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接受访谈的是一位在路边卖香的男子。我们以询问香的价格以及销量如何很自然开始了我们的访谈。他今年34岁，初中毕业，1995年到1996年曾经在海淀区一家架电话线的私人公司工作，后来该公司倒闭，他回到村里，继续为镇上电信局架电话线，目前平均月收入500多元。他工作不忙，经常呆在家里，帮助干些农活，最近逢庙会，帮家人卖香。从他那里，我们了解到了人口状况，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村民自治的实践等村子的大概，我们带着这些村子里的问题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

我们沿着公路往村里走，路过村文化活动中心，我们注意到有些健身器材，有人在玩扑克。活动中心旁边是一家破败的食品厂，写着厂名字的铁片早已经锈迹斑斑，破落的院子里居然有一个门开着。我们走进去，碰到了第二个访谈对象——食品厂的厂长。

厂长姓吴，今年47岁，他是从去年底开始承包这个早已倒闭的村办厂子，年租金7万元，准备用于加工红果。吴厂长属于村里的能人，高中毕业，因成分不好未能上大学，曾担任村会计十多年，是九届门头沟区人大代表。他思路清晰，对村子里的整体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很了解。像他这样的能人，一般情况下，只要他愿意说的，信息大都比较真实和确切。至于说，信息是否全面，是否偏颇，这要靠从很多人那里获得的信息进行综合判断。根据对吴厂长的访谈以及从旁人那里得到的佐证，我们得出村子的一个整体概况：

涧沟村现有在册村民520人，常驻居民大概300多人，耕地5000多亩，主要用来种玫瑰花和红果。村里不种粮食和蔬菜，全部粮食和蔬菜从外面购买，村里有蔬菜市场，每天都会有菜农过来卖菜，由于不种粮食，村民几乎不养家畜鸡禽等。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在北京市区以及郊区的工作，包括卖纪念品、开小饭店旅馆等旅游收入，村民种玫瑰和红果卖给村集体，村民为村集体土地出工（男人一天20元，妇女一天15元）等。村里基本上能够保证每个成年劳动力每天都有出工的机会，这意味着村里每个村民每个月有都可以有机会拥有五六百元的稳定收入。但不少村民不愿意为村里出工，因为他们有机会挣到更多的钱，因此，村里的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村委会从外地雇民工来从事玫瑰花的种植等农业生产。

涧沟村比较富裕，1990年就已经被定为小康村。根据吴厂长的估算，村集体收入最近几年每年大约500万元左右。这包括：北京市扶持旅游造林的万亩玫瑰园项目每年拨款100到200万元，种玫瑰花，天气好的年份收入七八十万元，红果三四十万元，旅游停车费一年十几万元，妙峰山旅游收入每年三四百万元村里按7提成，等等。

村里去年进行了村委会选举，现任书记和村长都已经在任5年了，村民们普遍对他们比较满意。

我们碰到的第三个访谈对象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很热情地在家门口招徕游客，希望我们去她家住。我们说不住这里，但可以看一看。在院子里，我们告诉她我们是北大的学生，主要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看一看农村的状况，她显得更加热情，为我们倒上茶，要我们到屋里坐坐。她的丈夫——林业大学的退休工人，过了一会儿也加入进来。她们家已经在林大买了房子，现在的老家房子有丈夫的弟弟照管，她们这次回来是想来看看，过一段时间还回市里。她们对村子里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比较满意。后来，我们又聊到她的娘家——河北省怀来县的一个村庄。那里的状况比涧沟村差一些，但也不错，那里主要靠种水果。

天空突然想起了雷声，接着下起了雨，我们躲了一会儿，很快又是晴朗的天空。我们决定到村委会看看。不过，村委会没有人，只碰到了一个出纳员，这也算是我们访谈的第四个对象，不过，她还比较年轻，没有多少经验，得到的一些关于村里的状况只能起到对比参考作用。

我们碰到的第五个访谈对象是坐路边石头上休息的一个老汉。他今年75岁，书记村长都是他的晚辈，他很骄傲地说，冬子（现任村长）人不错。鉴于他年纪很大，我们主要向他了解一些涧沟村的历史，包括最贫困的时候——大食堂时的状况，文化大革命的状况——涧沟村有47中的红卫兵来闹了半个月也就完了，以及村子里过去二十多年发生的变化。

三 妙峰山的神灵们

妙峰山的神庙在涧沟村的背后，比涧沟村海拔高出约300米。神庙里供奉着很多神，这些神都有着具体的功能，有送子的，有治病的，有明目的，有管文凭的，有管婚姻的，还有岳飞、关公等。最有权威的看起来是玉皇大帝，他在最高处的一个庙里，全身裹满了黄色丝绸，只露出一张脸，而且这张脸也被帽子上垂下的丝绒半遮住，整个是一个中国皇帝的形象。我们几乎分不清这些神的归类，有佛教的，有道教的，他们分工明确，和平共处，而且统一在玉皇大帝的领导之下，整个一个世俗社会的翻版。

中国民间社会的宗教还停留在自发的原始的阶段，这可能和中国从来没有过一个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有关。一旦一种宗教在一个广大区域内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它就享有很多资源，也就会有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思想家加入进来进行教义的整理工作，他们要思考并消除教义内部的悖论，使之系统化，原则化，进而整理出一部法典，如伊斯兰的可兰经，基督教的圣经。但中国民间宗教没有到达这一步，因此一直是混乱的。如果你向一名香客问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哪个更大，他们会觉得你的问题莫名其妙，他们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过，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拜各种神，因此这些神灵中，财神和观音往往又得到更多的朝拜。

实际上，中国只有一种系统化的宗教——儒教。皇帝是天子。而这种宗教后期越来越成为暴力支撑的世俗秩序。道教和佛教则始终处在民间立场，他们在补偿正统宗教变异之后人们心灵的渴求，同时，也是作为逃避现世的一条道路。他们被赶到了山上，却没有被消灭。

我一方面跳出神界之外思考着中西方宗教的差别，一方面，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又融入其中情不自禁也会对眼前的这些神灵产生一些敬畏。

庙里还有一些古老的香客，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仪式。殿堂里香烟缭绕，一个看起来50多岁的男人拿着喇叭唱着一种奇怪的歌招呼游人们，巨大的松树上挂满了红色的佛条，那是人们许下的愿，大殿里也有一些人们还愿时留下的匾额。旁边棚子里，有施舍的茶水和粥，很多游客在等着喝粥。

但是，这些仪式已经明显很衰落了，那些大群的虔诚的香客，那些云游四方的僧人，那些传说中的盛大的古老仪式都只能在展厅里找到了。妙峰山上有一个专门的展厅，记载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作为京郊宗教圣地的辉煌。那个时候，顾颉刚通过对妙峰山三天的考察就能感悟到中国乡土社会的很多潜在的制度和信仰，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妙峰山已经衰落了，游人并不是很多，游客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爬山的乐趣而不是作为一个信徒的朝拜。而且，妙峰山的经营已经是有一家上市公司掌管的，是作为旅游景点来开发的，妙峰山对于当地人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妙峰山的庙会能代表一种传统吗？这种传统还会回来吗？

四 妙峰山饭庄背后的故事

妙峰山上紧挨着娘娘庙有一家名为“妙峰山饭庄”的小饭店，除了大约十间客房外，还有一个小饭馆，小饭馆面积不大，号称野味餐馆，上面列满了包括野山羊、狍子在内的各种野味。且不说这里是宗教圣地，单在强调环境保护的今天，在北京近郊公然违法出售野生动物的肉，也算是很大胆了。但问题还不仅如此，在我们下山的路上，司机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家饭庄，另外一家建在妙峰山下涧沟村的饭庄被拆了。

通过司机介绍，以及后来进一步的电话采访，我们了解到了妙峰山饭庄背后的一些故事。被拆的饭庄是涧沟村村民王德福自筹资金建起来的，就在村头停车场附近。王的饭庄建起来后，妙峰山饭庄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之后，王的饭庄被强行拆除了，理由是没有经过门头沟区规划局的批准。而且，就在今年年初，又一家没有经过规划局批准的矿泉水厂开工了，也是安然无恙。王德福认为，自己饭庄被拆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自己的饭庄影响了山顶上那家饭庄的生意，而那家饭庄和村书记关系好，书记和镇政府区政府有关系。那家饭庄一年只给村里交一万多元，而所有饭庄的设施都由村里提供，他认为，那家饭庄每年五万元都会有人争着承包，可是村里就是不公开招标，而是把好处送给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王德福开始上访，他要讨个说法。他对规划局说，为什么同样没有经过批准的饭庄，我的被拆了，别人的就不拆？即使说，他比我开的早，那么，为什么在我之后的自来水厂也没有经过批准也是安然无恙？为什么一前一后开的都没事，偏偏我的饭庄被拆掉？但他的上访却没有任何结果，妙峰山饭庄照开不误。有一次有人告发饭庄的野味餐馆出售野生动物的肉，市林业局来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过一段时间，野味招牌又挂出来了。

王德福上访不是为了恢复自己的饭庄，用他自己的话说，饭庄没有经过规划局批准，应该拆，但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不拆。王德福要讨的说法是，凭什么妙峰山饭庄就有违法的特权？

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在一些由集权向民主变革中的发展中国家广泛地存在。

这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在权力面前是脆弱的。权力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大，在于权力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整体系统。妙峰山需要一个饭庄，这种社会需求就是一种潜在的资源，表面上看起来，这种资源直接控制在门头沟区规划局（也同样控制在各种审批机构，但本文根据妙峰山饭庄已经经过其他机构审批的状况而略去其他的寻租机构）。门头沟规划局面对个体是强大的，以法律的名义足以灭掉王德福的饭庄，但它在权力系统中只是一个细小的环节，妙峰山饭庄只需要在这个权力系统中买通任何一个环节就可以将规划局“摆平”。比如，妙峰山饭庄可以买通村书记，村书记就可以通过镇上的关系以及区里的关系，或者直接通过个人与规划局的关系将法律化解；也可能通过镇上的某位领导，或者直接与规划局某个人有什么关系从而使规划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可能在市里或更高级别的机构里“有人”，使得包括规划局在内的基层政府“不敢动”。从村书记一直到很高级别的官员之间是互利的，他们往往又要分享诸如妙峰山饭庄之类的市场主体的供奉。这里，妙峰山饭庄代表的是整个市场经济，它不得不围绕着权力，市场在改革中始终难以摆脱权力的漩涡。

妙峰山饭庄主动把自己纳入了权力系统，王德福却没有，这两家饭庄迥然不同的命运昭示着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以权力为中心，主动向权力靠近。王德福试图抗争，但没有意义，而且这种抗争是孤立无援的。因为权力是一个系统，因为自己的确违背了法律，还因为当地几乎没有人痛恨违背法律的妙峰山饭庄。

当我们在离开的路上听到王德福和妙峰山饭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禁不住反思自己昨天对村子政治经济状况的整体判断。我们一个下午的调查得出的大致判断是：这是一个经济富裕政治秩序良好的村庄，但是，这里会有这样的上访了一年多还没有解决的个案，会有公然违法的妙峰山饭庄和矿泉水厂，那么，为什么我们调查的时候村民们没有反映出这些问题？

我曾经怀疑过，是我们的调查方法有问题吗？是我们的判断有问题吗？其实，仔细想一想，这样的问题也不难回答。我们可以反问一下自己，凭什么村民要告诉你这些呢？

首先，我们只是旁观者，他们从来不指望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这里是一个旅游区，他们见多了外来人，我们进入他们的社会场景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冲击，不会促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游离于他们的社会之外。

其次，更重要的是，王德福的饭庄被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除了王德福的亲友外，恐怕很少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我们从调查中已经了解到，村书记和村长还是很得民心的，这和村集体的丰厚收入有很大关系，最重要的是，这些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不是村民劳动得来的，而是村委会争取来的。在精心包装下，村里的三四千亩玫瑰花号称万亩玫瑰绿化工程，和奥运绿化连到了一起，于是，涧沟村的玫瑰花成了全中国的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于是，就有了国家每年一百多万元的拨款。一个村委会有这样的本事，即使自己拿去其中一半，村民们还是受益者。所以，涧沟村不仅是村委会成为了权力系统的一部分，整个村民也都很知足地进入了这个系统。只剩下王德福孤立地抗争，只有他才很关心才会算细账追究国家拨的款到底花在哪儿了，应当说，受害者会站出来支持他的，然而，受害者在哪里？这个权力系统的受害者太分散，他们无力说出什么，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

第三，王德福的孤立还因为违法的获益者妙峰山饭庄并没有给当地造成人们认识到的损害。出售国家保护动物的肉违背了法律，但当地村民可能不以为然。当然，这样的环境保护义务已经成了当代人们的共识，这样的法律只是一个执行的问题了。但有的法律，比如，规划局对于开饭庄的限制，“可能”并不是人们需要的，违法反而可能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在大规模变革的时代，法治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社会急需法治，需要法治稳定社会秩序，需要法治建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法治又常常表现为一种保守的力量，很多法律刚刚制定出来就过时了，因此，违法就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正当性。

在这样的条件下，违法也能成为一种人们默认的交易，人们都争着从权力那里购买“违法的权利”，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助长了权力系统的膨胀。

王德福的抗争显得那么绝望，不要说权力，就连法律也不能帮自己。他渴望的是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他发出的是这个时代的底层社会的声音。

许志永200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