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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孤军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这是明朝末年抗清将领张煌言，在英勇就义前面对诱降，得到的回答.
张煌言毕生坚持抗清斗争，艰苦奋斗十九年，为保持民族气节而宁死不屈，他的事业和精神是值得后人追忆的。张煌言母亲赵氏早逝，父亲到北京做官，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当时，后金（后来的清朝）多次派兵绕道扰袭直隶。敌骑蹂躏当地人民的惨况，在张煌言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后来由于朝政日益腐败，张煌言的父亲干脆辞官回乡，闭门教子读书，考虑到当时时局日坏，还请人教习煌言武艺。一心把他培养为文武全才之士。张煌言从小就有豪侠之气。据《海东逸史》说：张煌言年少时放荡不羁，喜好赌钱，赢了钱后就呼酒买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梦见一个神仙对他说：“君宜自爱，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张煌言闻言感悟，从此以任天下事自居，折节向学。十六岁参加县试，加考骑射，三箭皆中的，与试者无不惊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所以周围的人们对他更加敬重。(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陷南京，弘光政权覆灭。清军渡江后的屠戮烧杀，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浙东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士绅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人首倡下，举起了抗清义旗。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张煌言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去。随后，他就作为义军的代表到天台迎鲁王朱以海至绍兴监国。一开始，张煌言被鲁王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院修撰，由于他文武兼资，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
1647年，兵败逃海的鲁监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整顿后意图寻机再起，恰好这时在江苏复社巨子陈子龙等人的奔走联络下，驻于苏州的清苏松提督吴胜兆决意反清。希望附近明军派人接应。当时守舟山的明军主要是肃虏候黄斌卿的部众。鲁王部将定西侯张名振以及总督浙直水师户部左侍郎沈廷扬等也有一部分军队驻于该地，张煌言当时为这部分军队的监军。经会商后决定以张名振领军，沈廷扬副之，张煌言监军，率将士数万人，战船两百多号，浩浩荡荡开往松江接应吴胜兆。不料在崇明附近海面遇上飓风，不少船只被汹涌的巨浪掀翻，清军水师乘机大举进击，明军一时溃散，张煌言的坐船也被风浪打翻，被清军俘执，囚禁七日后，为人暗中所救，“有导之出者”，逃出后沿途收容了一些溃散的义军“走间道复还入海”。途经黄岩时，又被追赶的清兵“围而射之”，张煌言却仅“以数骑突［围］出”，终于回到营中。舟师覆败，明军一时灰心丧气，而刚刚死里逃生的张煌言认为兵败事出意外，兵员损失并不太大，仍然奋不顾身的要求再次出师援应，不料吴胜兆起事失败的消息很快传来，良机已失，也只好徒唤奈何而已。不久，他又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率义军］履亩劝输，戢所部勿扰民”，深得民众拥护。1654年正月，煌言一战攻克崇明，然后与张名振溯江直上，在镇江登陆，并在镇江西北的金山驻扎了几天。但由于上游军队未到，只好暂时撤回崇明岛。两个月后，清兵大部分调离南京去迎战李定国，长江下游兵力薄弱。煌言决定再攻南京。郑成功也从福建派来两万军队助战。双方商定由郑军攻略镇江，煌言则直捣南京。可惜，镇江方面战斗失利，郑部大将阮甲阵亡，舰队撤出长江。煌言在战略上既处于不利地位，只得放弃攻城，撤回舟山。煌言两次进军长江，尽管都不得已撤退，却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清斗志。第二年，张名振因积劳成疾不幸死去，部卒由煌言统领。1658年，永历帝朱由榔自西南遣使，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煌言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于是，闽浙两处加紧备战，共图大举。1659年春，清兵分三路攻入云南。为了牵制清兵，保住永历朝廷，再图恢复，张煌言驰书郑成功，请他火速出兵，北入长江。五月，郑成功率十七万精兵出发。张煌言率领本部将士六千人，与郑成功会师，并充任先头部队，挺进长江口。瓜州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清兵南下增援的要路。在这里，清兵设下拦江铁锁，两岸又设西洋大炮数百门。狭窄的江面上，清兵还扎就巨大的木筏，筏上建筑城堡，浮泛水面，称做“木浮营”。真是水下鱼难过，天上鸟难飞。张煌言率军担当突破江面封锁的任务，郑成功则派陆军去夺取江岸炮台。潜水士兵截断了拦江铁锁，张煌言立即指挥舰队进攻。这时，两岸炮台发炮如雨，清兵的木浮营也从水面顺流而下，万箭齐发。张煌言命令自己所乘的舰船直冲向前，将士们见此情景，更加拼力死战，一举夺下三座木浮营，江岸炮台的清兵竞相溃逃。随后，郑成功大军开到，全歼守敌，攻克瓜州。六月二十二日到达江宁，从仪凤门登陆，在岳庙山屯营。张煌言建议说：“师久易生他变，宜分兵袭取句容、丹阳等城。”郑成功未能采纳这个正确意见。七月初五日，芜湖降书至，郑成功命张煌言带兵控制上游，防备江楚援兵。张煌言审度形势，分兵出击。一军出溧阳，攻广德；一军镇守池州，截断上游援军；一军攻和州，保卫采石；一军入宁国，攻徽州。传檄大江南北，各地人民响应，一举收复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长江两岸人民热望故国的军队，已有十五年了。张煌言这次率军到来，百姓争相传告，喜悦万分。地方官员也纷纷归顺投诚。旬日之间，光复城池竟达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部下水陆军也增至万余人。这时，湘赣鲁豫等省志士，纷纷前来联系，或提供敌军情报，或约期起兵响应。煌言面对这一连串辉煌胜利，更是无比欣慰。他日夜部署诸军，拟直取九江，打通与滇黔联系的道路。一时江淮半壁为之震动，清顺治帝甚至准备亲征江南。此时郑成功误认为大局已定，南京旦夕可下，中了两江总督郎廷佐的缓兵之计，不攻城，不打援，八十三营大军牵连立屯，警戒不严。1660年六月二十三日，清军骑兵突击，攻破郑军前屯余新营。次日黎明，清军倾城出击，郑成功已命令部队离营，屯扎山上，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清军来攻，郑成功退却，大将甘辉被俘牺牲。郑成功撤走镇江等地驻军，从长江出海。1660年六月二十三日，清崇明总兵梁化凤率骑兵出击，攻破郑成功的前屯余新营。次日黎明，清军倾城出击，郑成功已命令部队离营，屯扎山上，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清军来攻，郑成功退却，大将甘辉被俘牺牲。郑成功遂撤走镇江等地驻军，从长江出海。(张煌言得知郑成功出海，清总督郎廷佐已派水师截断长江，便决定进军鄱阳湖，号召江楚人民进行抗清斗争。八月初七日，船到铜陵，被清援军打败。张煌言焚舟登陆，率余部数百人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几乎不能行走，但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到达浙东海滨，招集散亡，屯驻长亭乡。同时派遣使者向永历帝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永历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并加兵部尚书职衔。后移驻宁海临门，加紧训练兵士。然而一年后，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下令把沿海居民强行迁往内地，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郑成功在十六年中六次进军失败，东南沿海州县，屡得屡失。遂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的建议，欲东取台湾，说：“台湾沃野千里，可以立国。”张煌言在临门写信劝阻，说“军有寸进而无尺退。今入台则两岛（金门、厦门）将来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人之望也。”（《鲒埼亭集》卷九）郑成功不听。1661年三月，留子郑经守厦门，亲率大军三万乘海船百艘，进取台湾。十二月十一日，荷兰总督揆一投降。郑成功收回台湾，改称台湾城为东都，设一府二县。当郑成功进军台湾的时候，清军则直下云南，终使永历政权覆亡。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认为台湾初定，需要自己亲身镇守，拒绝了张煌言的请求。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出战，“十三家”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请求“十三家”“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最终未能成功。这时，清廷企图乘煌言和郑成功新败之际，一举消灭浙闽抗清力量。于是分兵数路继续扫荡。他们逮捕了张煌言的妻子和儿子，接着，下令沿海居民一律迁入距海三十里以内的地区，严禁舟船出海，企图断绝人民群众与抗清队伍的联系。1661年冬，大汉奸吴三桂带兵进入缅甸，俘永历帝父子，南明灭亡。在云南边境艰苦转战的李定国次年病死军中。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病故。其子郑经，在清兵扫荡下，被迫放弃沿海岛屿，撤往台湾。不久，鲁王病死在金门。“国仇家难转相仍”，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煌言深深感到复国事业的艰难，却更加坚定了他至死不屈的决心。如今只有张煌言一支孤军屹立在临门。清廷再一次派人诱降，得到的回答是：“赢得孤军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清康熙元年（1662），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不久，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被迫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康熙二年（1663），南明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①，张煌言得知此消息后，悲痛欲绝，放声痛哭，说：“孤臣多年以来栖栖遑遑奔走于海上，与部属相依为命而不肯离去者，只因我主鲁王您尚健存。现今您竟弃我辈而先故去，自今我辈更有何指望啊？！”次年，张煌言审时度势，眼见反清复明的大业无望，抗清斗争大势已去时，便痛下决心，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加上侍者一人，驾一条小船，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悬澳的荒僻小岛上隐居，悬澳（嶴）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一行人在此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与清军提督张杰并未放弃对张煌言的迫害，他们合谋要抓住他以邀功。为了侦知张煌言的下落与行踪，利用张煌言的一个旧部属，命他化装成普陀山的寺庙僧人，在海上四处打探、侦伺行踪，待侦知确切住所与踪迹后，清军乘夜半天黑之际，登上悬澳岛，并“引兵攀岭上”，进行偷袭，一举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侍者汤冠玉等人擒获。七月十七日，张杰派出兵卒，乘坐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潜入悬嶴岛。他们从岛后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从睡梦中惊醒的张煌言伸手抽剑，但已经迟了。一窝蜂冲进屋内的清兵紧紧地把他捆缚住。他们搜出了煌言的印章、诗文稿以及他与中原豪杰志士的来往密信两大箱。十九日，煌言被押到宁波——他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故乡。他头戴明朝的方巾，穿着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样的平和、坚毅，给聚集在大路两旁瞻仰他的汉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煌言拒绝了，只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别无一语。十几天后，张煌言被押往杭州，宁波人民闻讯赶到码头送行的竟有数千人之多。一出城门，煌言下了轿子，向故国、家乡揖手告别，向送行的人们拱手致意。围观的人们都泣不成声。在钱塘江畔，张煌言写下了“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壮诗句，表达了他将誓为抗清复汉的民族斗争事业而牺牲的决心。到了杭州，清浙江总督再一次劝煌言降清，并保证清廷以兵部尚书原职起用，遭到他严词拒绝。在狱中，煌言大书《放歌》一首于狱壁，歌词有云：“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余之精魂分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禩兮，垂节义于千龄！”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达杭州。这一天阴霾遮日，杭州城岗哨林立，一队骑兵押解煌言来到官巷口广场。张煌言站在刑场上，面对刽子手明晃晃的大刀，毫无惧色。他昂首遥望凤凰山，连声高呼“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接着索来纸笔，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抄录：“我今适五九（按：指四十五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然后，端坐就义。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在三天前被害了煌言生前曾在诗中表示，欲葬杭州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宁波同乡遂葬煌言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由于清朝对政治犯律令严苛，所以煌言的坟墓仅黄土一抔，连墓碑也没有。但是，煌言的民族气节深深感染了当时的人民，他的墓前，常有“包麦饭而祭者”，“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地看，如果满族不入主中原，东北三省与中原的民族大融化就不会这么顺利，祖国的疆域也不会这么巩固，当然，这种民族大融化的代价是很大的、残酷的。而我以为，张煌言的可贵之处是，他并不因为清朝巩固、海内一统而为自己寻找失节借口（如钱谦益、侯朝宗辈），而是个人始终坚守节操，像文天祥那样，为自己的民族忠贞不渝，去完成崇高道德的塑造，他的这种殉国精神正是国家、民族需要的立国立身精神，是一种文化正气，因此，张煌言才能如苏武、杨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辈，永远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汉族人民敬仰自己的英雄，怀念自己的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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