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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提及郭沫若，中国人少有不知道的，他在中国的地位尤如俄国的高尔基，但他更胜于高尔基的是才学上的广博和气质上狂放不羁的浪漫。他集文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中国创造了前不见来者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中国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身份，站在革命大潮的前头，在充满变数和希望的年代始终风采照人，少有沉浮绝非是他善于迎合和游戏，波澜四起的岁月，他的才学和性格上的多元以及对政治斗争的敏锐注定了他会复杂的存在。这位中国文化、政治的风云人物倍受学术关注，其影响力超出国界。当我来到乐山时，发现乐山有对郭沫若更强烈的关注，这关注里没有内心考古的成分，仅仅是一个母亲对孩子蹒跚脚步的留意，是母亲对孩子成就的喜不自禁，原因非常简单，乐山是郭沫若的家乡，是他一身疲惫后心灵回归的地方。
2004年，我来乐山，尚没有到大佛参拜，第一旅程就是前往沙湾，寻找百年前郭沫若文化启程的地方。沙湾是乐山的一个区，距离乐山不过五十公里，一如中国的很多小县城，喧闹的后面是平静的小市民生活，车至沙湾根本不用去寻人问路，一路醒目的告示牌自会引你去那座神奇古老的宅地——郭沫若故居。见识过国内外要人的沙湾人面对来访者自然是宠辱不惊，郭沫若旧居前的过往路人，对于那个挂着“贞寿之门”扁额的宅门没有崇敬的侧目，似乎那道黑色古雅的大门，在此时出来一个身着民国袍褂的学童，他们也不惊奇，只会觉得历史原本就该如此，那个叫郭开贞的少年自然会从这里启步，他走向共产国际，掀起文化浪潮只是早晚。那天是星期一，郭沫若故居的游人很少，得以让我清静的感受一个伟大文化人的儿时生活。郭家的宅院保存完好，黑色木质建材的基调，与庭院天井里的绿色植物相映，古朴中尚有几分生机，宅院保持着原始的规模和样式，从最传统的建筑风格，最基本的居家结构，看得出郭家从前还算是生活殷实的中产阶级。这个原本平常的小院于1892年11月16日的中午发生了不平常的事，一个小生命在这里坠落。那是一个艰苦的生产过程，顽皮劣性的孩子一反常态的足先出腹，他一到来就表现出了反叛的天性。联想着在怀孕的时候梦见了一只小豹子咬过虎口，似乎感觉出这临世的孩子是个不甘寂寞的将帅，母亲为这个呱呱不息的小家伙取名“文豹”，学字“开贞”。事实证明，这位后来在中国文化阵地上冲锋陷阵的战士，确实如一头斑斓的猎豹，英勇矫健。在郭沫若的故居，我们看到了他第一次婚姻留下的狭小殿堂，看到了他初学“三字经”的自家私塾“绥山馆”，看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二哥郭开文与他起居饮食在一起的影子，看到了这个封建家庭教养的细微聚像。十九世纪的建筑采光不好，处处透着那个时代的阴暗，处处透着不能呼吸的憋屈，预示着郭沫若早晚会离开这个地方，他最终对故土的抛弃如一只凤凰放飞，但是他一辈子都不会抛弃的是这里的亲情挚爱。这里有为他启蒙的母亲和老师，有为他指引革命之路的二哥，这里有他眷恋的山水和宽容他一切莽撞的乡亲，这些无法移动的事实，使他在晚年身处政治旋涡中时几次萌动告老还乡的念头。
在中国的文学神坛上，郭沫若被定格为开启新文化运动的诗人。1919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远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时刻关注国内的风云变幻，性格反叛的他尽管有丰富的国学功底，仍然认同对古老文风的改革，心动于打破一个腐朽文化的革命，他组织在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全新诗社“夏社”，创作了一批写照自己与日本姑娘安娜恋爱的新诗《新月与白云》、《维司奴》、《离别》。郭沫若是天生的诗人，其诗如其人一样清新、俊朗，他把新诗投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果然立即被征用，从此，郭沫若进军中国诗坛并结识了一代美学大师宗白华。这是两个伟大艺术家的握手，以及后来著名戏剧家田汉的加盟，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有了反帝反封建的三位剑客，共同的理想和对文学的感悟使他们的讨论尤如刀与磨刀石一样在两相砥砺中发出光辉，他们三人的书信往来结集而成的《三叶集》在“五四”期间是青年革命的声音。在1919到1920年期间，郭沫若创造出了《天狗》、《凤凰涅磐》、《炉中煤》、《立在地球边上的号放》这些精典的新诗以五十八首之多结集成《女神》。1925年郭沫若再次创作出他的爱情诗集《瓶》，以诗的形式记载了一个年轻人的爱情历程。在中国这个以诗为最美文学载体的国度，新诗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挑战，也是对传统审美的延续，郭沫若的诗集中了国学诗体中的韵味，又不泛西方浪漫主义的联想，尤其是他在爱情诗中运用了弗洛依德的心理思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那是何等新鲜和刺激。一直昏昏欲睡的中国文化为之惊醒，人们在批判中接受他，同时关注他的动向，期待他不经意中再次打破尘埃中的旧花瓶。郭沫若思维敏捷，文字犀利，对多种文学形式驾轻就熟。他的散文《山中杂记》、《路边的蔷薇》、《小品六章》等在二十年代相继问世。从1919到1947年间，郭沫若创作了小说四十余部，其中有借古喻今的“寄托小说”，有细腻描写身边小事的“身边小说”。他创作戏剧达到十几天一部的速度，五四期间他创作了八个戏剧奠定了他的中国戏剧史上的基础，其中《卓文君》、《王昭君》、《聂 》合称三个叛逆的女性，而新中国解放后他的《屈原》、《蔡文姬》、《虎符》等剧作更是证明了他的创作源泉不息。他早期的翻译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作品把国外的文艺新风引起了中国。
郭沫若的作品中浪漫是始终的笔调，但于浪漫之中又藏匿着不露声色的锋芒。他不喜欢引经据典，也不照常规出牌，他借历史的原结构，把对现实的抗争隐匿于历史人物之中。他把生活搬上了舞台，又把地上的舞台搬到了天堂。他在中国艺术领略里的学术影响力使他成为中国国内战争尚未平息时两大政党争相接纳的政治人物，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使他在人生的后29年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作用。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就热情追随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作武器，代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为中国共产国呐喊助威。鉴于他的热情和学术方面的影响力，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在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如此的定位让郭沫若在新中国红旗还未升起的时候，已经掌握了中国文化界领袖的旗帜。郭沫若在新中国的社会角色和政治地位从开国之时的三件事上可见一斑。一是1949年9月30日，他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所，与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七人一起商讨、修改毛泽东起草的就职公告。二是在开国大典礼上，郭沫若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向毛泽东敬献锦旗：我们永远跟你走。三是在开国大典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曾经当作国歌歌词来写的诗歌——《新华颂》。从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始终不渝的忠于执政党，积极参与政治协商，长期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副委员长。临终时时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他和中国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的名义结为诗歌知已，58年中国大跃进的浪潮中全国文化建设就叫响了“县县都有梅兰芳，县县都有郭沫若”的口号，郭沫若的名字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的代名词；在毛泽东诗词以政治的形式不断出台的岁月里，他是毛泽东的解诗人，经常和毛泽东唱和诗歌，隐喻风雷；他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校长，在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航道上团结知识分子，开创新中国的科技；他作为中国和平的使者，以新中国威武不屈的姿态向国际呼吁世界和平；他在史学上的研究成绩斐然，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先河，让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他在20年代大革命失败的时期就开始研究的中国甲骨文，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甲骨文研究的权威；他在考古界中一直倍受尊敬，直到74岁高龄，他关于李白出生于阿拉木图碎叶的考证，在珍宝岛中苏外交之争中，帮助我国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郭沫若的一生长达86年，而每一年里他都在创造着奇迹和纷争，短短的几页纸是刻划不出郭沫若的，我们只是在他生平的时光线路上走马驰骋，捡拾起星星点点的碎片，拼凑一个写意的文化大师。我用的这一系列的褒扬之词，记下的只是郭沫若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上郭沫若是一颗天上下来的文曲星！然而，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关于郭沫若的另一个侧面，一直也是议论纷纷。为了抗战，他抛妻别子，一去不回头的绝情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是神？是伟丈夫还是伪丈夫的置疑直指郭沫若的项背。他在政治创作中的高产作品，有多少文学审美方面的价值？作为一个学术探讨问题在十年动乱之后，摆上了文艺评论家的案席。政治斗争中他的委曲求全，迷失方向后的困顿不安都让热爱和追随他的人叹息，他过早的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以至于某一天从神的位置上回归，像人一样迷惑就引来了失望、惊愕和抨击。
无论怎样，郭沫若是伟大的，准确的说郭沫若的影响力是辐射性面向全中国的，就如文学大家沈从文先生说的：“郭沫若是一个熟人，差不多所有年轻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但是在乐山你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更留意他的脚步，研究郭沫若在乐山是一种时髦，这种研究有对本土文化发扬的祈求，有占据了其渊源史料的优势，有对游子最真挚的感情，更有乐山文化群体特有的执著。读懂乐山，要用一半的精力致力于对郭沫若的全方位学习，因为郭沫若就是乐山文化的一个篇章，郭沫若和乐山是相互不离不弃的文化交织。
走进乐山，你会发现郭沫若与这座城池息息相通，沙湾美女峰下巨型雕塑郭沫若潇洒从容的扼腕向天，具有时代标志的乐山广场，郭沫若的又一塑像淡定自若。乐山城中心里有沫若广场、沫若剧院，郭沫若的母校——乐山一中和乐山草堂高中成了乐山学子争相就读的重点学堂。因为有了郭沫若，乐山多了很多国内外学者和要人的脚印，因为有了郭沫若，整个乐山城池增添了几分素养。在乐山对郭沫若的研究有民间的，有院校的，有自发的、甚至有的是孤独的。人们用不同的形式让这位伟大的文化巨匠生命不朽，以他的名字名命的各种活动、各种文化场所数不胜数。2005年，乐山歌舞团与省歌舞团联合上演了《沫若·女神》，就以歌舞诗剧的形式，表现郭沫若当初创作女神的过程。
形式和内容是两个不同的载体，郭沫若对乐山的文化影响，其真正的内容，却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之外，如春天润叶的细雨，于无声处生长。因为郭沫若，这个城市浪漫到了天真地地步，一到傍晚，就展露出它少女般青春的面容。三江的沿岸，绿色的荧光灯让暮色中的树比白天更绿得浸心，江之上的桥举两行荧白如花的灯火，江水动荡中就有了两路颤动的水晶，沿岸的树枝上挂了红红的灯笼，在晶莹碧绿中如秋天火红的柿子。三三两两喝茶谈天的人儿，或是热烈似火的争执，或是相对而座静静看着江水再用眼神和对方碰杯。江风来了的时候最好，吹得江面上光影跳动，水中就有了亮晶晶的鱼鳞波纹。风起时，远处有阵阵乐声，有时音乐动感十足，敲打得人心潮起伏，江边的沫若广场是乐山几个中学的旋转舞台，每个周末这里都有孩子狂放的表演；有时江风送来的是手风琴悠扬的旋律，好像俄罗斯郊外的晚上，恋人真处于难分难解之中，其实演奏者是乐山一群当年的老知青，他们相约在一起只为了追忆曾经拥有的青春。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风儿送来了沧桑而厚重的老年合唱，尤如夕阳西下时，母亲唤儿回家的声音。那天我离开聚会的朋友，寻着那美妙的歌声而去，随着江边拾梯而上的人群，看到临江的路边整齐列队的站了三排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们高昂着银白的头颅，七月流火点燃了历经沧桑的眼睛，而他们几个声部结合的旋律，点燃了我这个外乡人对三江的激情。这是乐山自发组织的老年合唱团，有专业的指挥和伴奏，有固定的听众。一首“常回家看看”刚刚结束，我问站在最后一排一位大妈：“你们每天都来唱吗？”“唱，不唱没精神呀。”“下雨呢？”“雨大了，当然不来了，但如果是小雨还来唱，没人听这江要听啊。”人和江水的对话，自然和人的和谐，郭沫若家乡流淌的音符自然是浪漫的。
再深入乐山，有了几个搞文学和艺术的朋友，更加清楚的发现，乐山的文化滋生于浪漫主义执著的基调上，追求艺术的人似乎并不在乎艺术真正的功用，怡情、陶冶和宣泄成了追求理由。乐山的民间艺术组织很多，美其名曰沙龙，这沙龙可以是三五个知心的朋友，坐在肖龚嘴的河边每人泡一杯三元钱的素茶，捡一个大家有共识的话题，在共识之中生出些分歧，在分歧之中又找回共识。也有郑重其事的，租了大宾馆的会议室，几十个人出席会议，席间有政府领导人讲话。更有十七八个人租辆大客车，一下子拉到峨眉山或是黑竹沟森林公园，一行人在踏春的路上各抒已见，嘻嘻哈哈一场，回去几天后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到张三发来的邮件，或是李四的博客上又有了新内容，记的都是那天踏青的感想。乐山的文学发展一直很好，市作协和市中区作协都有自己专门的刊物，一为《沫水》、一为《三江潮》，投稿者基本没有稿费，但稿源一直丰富，不拿稿费大家还要感谢编辑们，知道他们比作者更辛苦，写编之外，除了快乐啥也没落下。作家协会的阵营日渐扩大，已经分不清专业和业余，只留下职业和非职业的区别，有的人甚至愿意脱离公职，仅以一支笔维持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乐山文学的狂热和天真仿佛停留在八十年代，究其原因，不能不说郭沫若在狂放执着的性格在乐山形成了深度影响。乐山的书画界学术活动也是频频举行，办个人画展，出个人的画集好像都不是难事，每年政府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满足艺术家们的愿望，实在是轮不上，画家自己掏腰包也要出一本画集。这就让你到了乐山，一定能收到很多如诗如画的个人集锦。老年的书画大师们早就修成正果，茶余饭后的随手几笔就能让一家老小过上安逸的生活，但是新的一代却还在为名份挣扎，十年磨一剑，持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却叹息没有人接招。乐山中青年艺术家困惑，了不起的是在困惑中他们还在继续寻找答案和出路，这个不安分的文化城市，多多少少有郭沫若不甘心的影子。
郭沫若在新中国文化全面建设申明大义、忍辱负重，进退仰俯皆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文化人的自由散漫屈从于革命大环境的需要，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郭沫若在进入新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文化人，理性比感性东西更多，胸怀比海洋更博大。2005年春，有幸参加了乐山市委宣传中组织的文化系统的团拜会，感慨的就是党、政和艺术界其乐融融的大联合，明白了乐山文化也如郭沫若的大度和宽容一样，因其心胸宽广而和谐共生。
走过乐山广场，回头望望郭沫若思索的背影，欣慰的是郭沫若走了，那滋生他文化的土壤还在，郭沫若走了，这片土地仍然浪漫、执著！仍然如郭沫若曾经热爱的女郎一般——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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