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张大千日记惊现成都

近日，成都博物馆字画研究人员在鉴赏一批张大千手稿时，偶然发现了张大千1944年在成都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张大千借钱度日、与朋友饮酒烂醉如泥等生活片断，还首次为一桩一直在敦煌学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公案提供了最新最有力的证据。成都博物馆专家认为，这是在祖国大陆首次发现的张大千日记，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手稿的原所有者田先生回忆说，这些手稿和日记是1953年春在成都人民商场附近的一个旧货摊上买的，去年搬家时在阁楼里又翻了出来。
1944年左右，张大千的字画可以说是“一字千金”，在常人眼中，他应该随时可以锦衣玉食、挥金如土。可张1944年2月2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曾向当时的“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经理借钱40万元。在另外一篇日记中还提到向当时成都的“和通钱庄”老板借钱的经历。
后人传说张大千酒量大，从没有人能将他灌倒，可日记中记载，在1944年2月26日这天晚上，他饮酒时被灌得烂醉如泥。
而日记中记载的1944年2月23日成都防空演习的情况，则真实地反映了日军入侵给成都造成的兵荒马乱的景象。
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邀请著名的书画家谢稚柳到甘肃整理、研究敦煌壁画。50年代，谢稚柳出版《敦煌石室记》，此书被公认为研究敦煌学的经典著作，但此书出版后立即引发了该书“知识产权”的争论，有人认为此书是张大千的研究成果，谢稚柳这本书“纯系抄袭”。由于张大千对此争论一直保持沉默，外人也无从得知其真实情况。这次发现的张大千日记中的一句话，使研究人员认为，《敦煌石室记》很多内容“抄录”了张大千在敦煌的研究成果。

初一日（2月24）晨起谷生同洛公祠，陈所长来，午间鹤卿鹤玲姊妹来，晚子舆来饭，复起，更始别去。力上来乞书与兴公，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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