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石宝山的遐思

幼时，在家乡常听大人讲起：“大理有名三塔寺，剑川有名石宝山。”从那时起，我对三塔寺和石宝山就有一种朦胧的向往，但一直无缘去石宝山，对它有所了解，还是在读《徐霞客游记》以后。

徐霞客确实把石宝山写得很美。他是在三百多年前的明崇祯十二年暮春时节来到这里的。他在宝相寺逗留了一天，在日记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沿途的景色。写山峡：“两崖东西夹峙，巉石飞骞，古木盘耸，悬滕密箐，蒙蔽山谷，只觉绿云上幕，而仰不见天日，玉龙下驰，而旁不露津涯。”写山崖：“惟仰不见天日，盘崖层叠，云回幛拥；如鞭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骇。”写花木：“其地马缨花盛开，十余小朵簇成一丛，殷红夺目，与山茶同艳。……坡间万松森列，马缨映日烧林，而不闻人声。”廖廖数语，状物传神。

不过，石宝的远近闻名，不仅只是景色优美。徐霞客对这里比景色更引人的石刻艺术却没有作传神的记述。当这位苦行者离开宝相寺的那天，由于人地生疏，他走错了路，从而与石刻群像失之交臂。他只是靠着旅行家的敏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简略而形象的记述：“从岭南行又二里，峰头石忽涌起，如狮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级，穿门蹈瓣，觉其有异。”

这段文字也仅仅是景物描写而已。倘若徐霞客与众多菩萨的话，那么将有多少精彩的笔墨留世，石宝山石窟也会更早地引起世人的瞩目。我们不能不深深地为徐霞客惋惜，也为石宝山遗憾。

过去，白族乡间有一些传说，讲的是某地某处水中或地底藏有金鸡、玉菜，本地人习以为常，往往视而不见，结果是被敏感的外方人取走，于是有“外方人识宝，本地人识音”的说法。然而，阴错阳差，外方人又善于识宝的徐霞客却失去了饱览石宝山精粹的契机，这不能不说是千古遗恨。

及至读了《徐霞客游记》好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去石宝山。当年徐霞客来时，正值明朝末年的社会动荡、兵荒马乱时期，石宝山一派荒凉。入峡处有一座巨阁“已倾圯不蔽风雨”，宝相寺的山门、殿堂已“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寞”。他进寺时，一老僧“初不延纳”，使他吃了闭门羹。如今，石宝山石窟已是远近闻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宇石窟经政府拨专款修葺，公路已修到了山顶。我们手里持有各级部门的介绍信，又专门导游。我们此行，与徐霞客当年不能同日而语。

我们初入海云居，这里是石宝山的门户。吃过寺里僧尼招待的一顿可口的素面之后，我们顺着山箐往西去素称空中楼阁的宝相寺。之后，我们就朝东步行，经狮子关，进入石宝山的腹地石钟山。

据说石钟山因山上有石如钟（其实是一种像松球状的巨石）而得名。山上有一座石钟寺，这是石宝山石窟的中心。在寺庙四周近十公里范围内的悬崖峭壁上，散布着十六窟精美的石雕。这些石窟大多集中在石钟寺周围，占了一半，其余分布在离寺不远的狮子关和沙登箐。从石窟内遗存的一些模糊不清的文字看，石刻年代大致在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中期的南诏大理国时期。题材大多为佛像，诸如如来、迦叶、阿难、观音、象首人身佛，以及密宗的八大明王等等。

这些佛像以其生动的造型，展现了古代白族艺术家的心血。同时，反映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祖国西南边陲在佛教熏陶下的政治文化面貌。当时，佛教盛行，政教合一。南诏的佛教领袖成为国师，主宰国是；到了大理国时更甚，22代国王中就有9位自愿避位为僧，让权于后继者。

我们在石钟寺简陋的招待室住了两日，几乎都在观看石雕。留连于一尊尊千年之后仍然鲜活的雕像前，我不由想起德国诗人歌德的一句话：“历史给予我们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你看，那尊甘露观音，左手置于膝上，右手上举，手执柳枝洒布甘露于人间。她端庄秀美的容颜，慈祥亲切，难怪人们将她比作维纳斯。另外一尊被称作“愁面观音”，她微向前倾，满面愁容，仿佛俯视着沦于悲和苦中的芸芸众生，一筹莫展。看着她，你似乎忘记了面对的是一尊佛像，而是一位活生生的怜悯苦难人世的女性。是的，这是佛教的艺术，虽然立足在宗教的感情之上，但它已经突破宗教的藩篱，流露出现实主义的光彩。

除了佛像，这里还有南诏王族的三窟造像。据考证，狮子关人物较多的一窟雕的是南诏王异牟寻全家福，而石钟寺内有两个窟是异牟寻的祖父阁罗凤的造像；其中一窟被称为“阁罗凤议政图”，人物众多，场面壮观，栩栩如生，南诏王阁罗凤端坐在富丽堂皇的大殿之中，戴圆顶头囊，身穿长袍，左右两旁旌旗、曲柄伞、长柄扇之间簇拥着文武大臣以及侍从，俨然是王者议政时的排场，威严肃穆，好不气派！

石窟中有一窟颇为奇特，这就是被称作“女性生殖器崇拜”的那些一窟。当地白族称之为“阿盎白”。来这里之前，我就在一本《剑川地理略考》中读到有关的记述：“石钟寺唐代石刻颇多，有图腾时代之生殖器石刻。”但这一石窟的成因，究竟属于原始宗教还是佛教，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