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石莲洞会讲序

生逢其时的江右阳明后学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他尝自称与聂豹（双江）“如一手足”（6），并表示自己与双江的思想“不谋而诺”（7），故而后人将罗、聂二氏相提并论，以为同属于王门“归寂派”。关于他的儒学思想要旨及其基本特征，高攀龙说：“其学大要以收摄保聚为主，而及其至也，盖见夫离寂之感非真感，离寂之寂非真寂，已合寂感而一之。”（8）徐阶则谓：“其为教恒主《易》所谓‘寂然不动’、周子所谓‘无欲故静’者，而申告之人曰：‘能静寂然，然后见知体之良；能收摄保聚，然后能主静而归寂。’”（9）罗洪先热衷于讲学。他不仅积极参加一些重大的讲学活动，而且还是讲学活动的组织者，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他忧病归里，与友人周钦之等举“玉虚之会”，“以”求夹持之益，诸友讲聚，省悟奋发”（10）；十八年，他起复赴京赴中，与王龙溪等相会于南京，复游扬州、赴安丰，与王心斋、戚南山、徐波石、林东坡等聚会讲学达两月余，并撰《冬游记》以记其事；二十一年，与邹东廓、聂双江在江西吉安府共举“九邑大会”，又与欧阳南野、邹东廓等举行“青原会”；如此等等。他发起组织的“石莲洞讲会”颇为有名。石莲洞本是罗洪先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月所辟静修之所，《念庵罗先生全集》卷五《夏游记》谓：“余归田之六年，得石莲洞于敞庐之北。”据明万历十三年刻本《吉安府志》卷十二《山川志》载：“石莲洞旧名石屋，在县西北九十里，同水乡禅居寺前。磐石屹立，平地可三四丈，中空如室。有罗洪先独坐诗。”石莲洞不仅是罗洪先个人静修之地，而且也是他接待学者，与同志相互切磋、讲论学问的场所，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冬，胡庐山随王有训访洪先于石莲洞，“居月余，时闻其归寂旨，不甚契，而日炙其精神，日履衷有感发，乃北面禀受焉”（11）。三十七年（1558年）春，万枫潭赴石莲洞访洪先，“留洞中论学半月而归”（12）。四十二年（1563年），邓豁渠往江西访洪先于石莲洞。所以，“石莲洞讲会”虽不像江西的青原会、九邑会及北京的灵济宫大会那么著名，但在晚明王学讲学活动中亦有其一席之地。

在罗洪先的讲学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王龙溪赴松原，访罗洪先，“共订所学”（13）。该会可称为“青原会”。洪先在这次与龙溪的最后会晤过程中，评其惟老庄之学为是而不复以孔孟之教为事，谓：“今三十年（指1562年），君益自信以为无所事为学于孔孟之教，不啻若浼已者，而惟老庄之是握。然则君之诲三子，岂可量哉？”（14）由此可见他与王龙溪之学的严重分歧。此次松原之晤，目的是为校订《阳明年谱》，故其在王学传承史上亦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曾指出：“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上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如此，则知孔门之学矣。”（15）他所提倡的讲学并非只是传授书本知识，而更是一种切身的求道实践（“体道之功”）。中晚明积极从事讲学活动的心学学者们多承阳明此一精神，如王畿诠释师说谓：“曰‘讲学有二：有以口耳者，有以身心者。’入耳出口，游谈无根，所谓口说也；行著习察，求以自得，所谓躬行也。”（16）强调“讲以身心”必须与“讲以口耳”区别开来。罗洪先当然也是传承了这种讲学精神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像何心隐、李贽那样为捍卫自由讲学和自由思想而牺牲，但也为讲学付出了一定的政治代价。嘉靖十九年冬，帝称疾不视朝，罗洪先和唐荆川、赵浚谷联合上疏，请皇太子来年登朝，受群臣朝贺，帝怒曰：“是料朕必不起！”由是忤旨而被黜为民（17）。黄佐对此曾有极其尖刻的讽刺，说这是只知道讲学，主张“觉悟”所致。

晚明王学讲学运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流弊，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如《明史》卷二二《张岳传》说张岳尝“厘弊八事已，又陈时政，极言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据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十七记，嘉靖间，刑部右给事中张岳条陈时政，内一款言：

今讲学家以富贵功名为鼓舞人心之术，而闻风争附者，则以富贵功名横于胸中。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诞，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美卿贰之崇高，以为不通其说、不究其术则无以满其欲而济其私。于是剽窃浮词，谈虚论寂，相饰以智、相轨以势，相尚以艺能、相邀以声誉。初学之士靡然从之，一入蒲团，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独喜，自负曰：“营为会中人物矣！”臣不暇论其立心制行何如，试即与会之时，言语色笑，变态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进止之秘诀；或腾毁誉于多口，发爱憎之神机；或间为坚白异同之谈，各质己私，哓哓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辩者参言其间，众皆唯谁而莫敢发。岂天爵之论，以人爵而后定乎？……

热衷讲学的罗洪先对与讲学活动伴随而生的“贿赂公行”、“交际过情”等现象深致不满，批评道：“弟子传闻有一二事，则又顿足扼惋，长吁而隐痛矣。往年韶州之行，物议腾腾，豺谷之黜，藉以指瑕。泾县之聚，郡守持以短县令，县令几致削迹。其他琐锁，姑不条叙。诸公诚为己矣，何地不可托宿？必欲近城市、扰官府，力犯人言，果何益乎？……诸公专言格物，又言良知知是知非，独不见此，何也？今风俗披靡，贿赂公行，廉耻道丧，交际过情，所赖数公树立风教，隐然潜夺其气，庶几不言而信。”（19）晚明顾允成有“今人讲学”，“任是天崩地裂，他的不管”（20）的批评。清初顾炎武等鉴于明社倾覆的教训，反思心学末流及东林党人大肆讲学，至有“清谈误国”的憾叹（21）。但讲学又自有其不可泯灭的价值意义，诚如李二曲所言：“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拔乱反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息则元气索而生机漓矣。”（22）故大体与顾炎武同时的颜元即已主张“讲学”与“躬行”相结合（23）。清末，康有为不同意顾炎武之痛骂讲学，说：“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陆子曰‘学者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故曾子谓以文会友、以友辅贫，朋友讲习磨砺激发，不可寡矣。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之当读书，不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棘荆，变易陋习，昌言孔子讲学之旧，若其求之方，为学之门当以次告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