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我的另类黄山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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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黄山游历表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就业渠道的稀缺，导致除垄断部门之外，到处存在劳动追逐资本，寻求资本雇佣的现象。黄山上的挑夫、拣山工、轿夫、个体摊贩，以及诸多旅游产业的利益相关者，都在“低工资－低质量－低利润”的低水平循环圈中寻求资本所有者的雇佣。穷人的生存经济境地，使得走出这样的循环圈，值得思考与探讨。

关键词：穷人经济学 黄山 游记

一、我的黄山缘

与黄山结缘，至少十年之久了。1995年4月底，我还在读研究生时，趁着课余连同“五一”假期的时间，由天津就跑来黄山游览了一趟。那次不巧，在黄山的两日，一直在下雨，雨住的时间，大概仅有半个小时，但就是这样，西海排云亭的云雾缭绕，北海梦笔生花的若隐若现，始信峰的高瑰奇险，天都峰鲫鱼背上的天路历程……都给我留下了不能磨灭的记忆。两天下来，带着全身湿漉漉的水汽和浓浓的遗憾离开了黄山：如此绝美的风光，怎么在我逗留的两日，就一直犹抱琵琶呢？

我也算是一个准旅行家了，几乎拒绝参加任何旅行团，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欧洲的大小城镇。但黄山的遗憾，一直压在心底，与我前前后后去过的诸多山峰相比，我认为黄山已是山之观止了。以至于我总是逢人便提那句老话：“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确，五岳我虽未全至，但黄山之后，我再无兴致游览其他山峦了。

此次得赴南昌参加农村宗族会议之便，我在10年后终于找到一段时间去补我的遗憾了。会后，马上取道婺源，一路赶赴黄山，以期再览山水秀色。但是，10年期间，我已由一位纯粹的旅游观光客，转变成了观光之余，愿琢磨点儿事情的文化旅游者。这几年四五十万字的游记，就一直记录着自己在有所感动时的游历历程。此行前，得温铁军先生布置的任务，我要在这段时期琢磨一下穷人经济学的事情，写成文章给他。于是，此次游历，在二睹黄山风采之余，就是时时留意，并琢磨这个问题。游历与思考所得，可见下文。

二、此次游程

我7月15日离开南昌，晚上到达婺源，次日晨游览了婺源的江氏祖居——江湾。但抵不住热浪，中午就买了票坐汽车穿越徽赣边境，前往黄山市所在地——屯溪。

16日下午近4点，我在昏昏沉沉中到达屯溪。出站彷徨了一阵，就租了人力车跑去先买了19日晚上到北京的机票。若不是应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刘湘波之邀，要赶回北京给世界各地关心乡建的大学生培训农村金融，我计划还要多待两日，并去山东鱼台和河南兰考做完农村调查后再回北京呢。

买定机票，没有了返程的后顾之忧，我马上回到汽车站，坐车去黄山脚下的汤口镇，6时许到达，入住私人开的杭运大酒店。

17日晨6：40，我被房东叫起，坐了旅游专线车去慈光阁（前山）登山，晚上入住狮林大酒店。

18日由白鹅岭走去云谷寺（后山）下山。下午4时许坐车由汤口回屯溪，然后马上由屯溪转车去歙县。近6时到达歙县，并入住徽城古街旁的私人旅店蓝天宾馆。

19日上午看了歙县迎接洲际小姐选美的彩排，去了渔梁坝之后，就在中午坐车返回屯溪。在屯溪老街徜徉一两个小时，解决了一下肚子问题，左右无事，就在新安江畔的滨江西路长廊上开始写作游记。写作中间，问了扫地老伯，知道下午4点钟洲际小姐们参观古街，就又赶了下热闹。直至5时许，吃完我在黄山的最后晚餐——梅干菜烧饼加馄饨，就赶到飞机场，候机及回京后的间歇时间，陆陆续续写此次黄山游记。

三、劳动总是在乞求资本的雇佣

此行，对所到之处无处不在的“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替代资本”现象，印象尤为深刻。在资本所有者面前，劳动者的低三下四、坑蒙拐骗和无可奈何，交织在一起，让人颇有复杂的情绪。

一到屯溪，我就遇到如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包围圈：“老板，坐车吧，送到哪儿都行，起步价5块”，“老板，去黄山吧？去看棠樾牌坊吧？去西递民居吗？我马上出发”，“老板，你又不在乎那5块钱10块钱的，加点钱我直接把你拉到黄山去！”这是出租车司机及其拉客者的声音；“老板，住旅馆吧，山上的贵，汤口的也贵，住下来明天一早上山，多好呢！”这是旅馆拉客者的声音；“唉，大哥，歙县的，马上走！”，“黟县，黟县！”，这是小公共汽车的声音；“唉，老板，坐摩托去古街吗？”，“唉，老板，带点儿旅游纪念品嘞？！”……种种声音，加上如影随形的兜售，使因连日会议和酷暑而昏沉沉的脑袋，一下车就被各种噪声充满着，更加昏然了。由此，也奠定了此次旅行劳动追逐资本的旅行基调。

1．与人力车夫的聊天

我需要先买机票，就不理这些人等。出了车站，问了警察，知道周围没有机票售票点，就听他的建议坐车去买。看着一个个三轮、二轮摩托和人力三轮，我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选择了人力三轮。一来，我对摩托的噪声和空气污染，一直十分反感；二来，人力车夫的劳动总是更难被雇佣出去，而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更少，人实际上也一般更老实。对他们的雇佣，就“转移支付”所带来的效用而言，总是朝向社会福利更大方向的。实际上，这个车夫不接受警察对我所言的2元价钱，坚持要3元，我做了个让步，让他带我买完票，继续回到车站，共5元，他爽快地答应了。在车上看着他小腿的青筋所标明的吃力的蹬车动作，我无心观赏周围的街景（不过，屯溪也的确没有什么街景可言），只是无奈。

买完机票。我问车夫在哪儿坐车去黄山脚下的汤口更方便，他说火车站多。就把我拉去火车站。火车站没有合适的车子（只有抬高价格，谎称顺路回去的出租车，至少要20元的价格），我责问车夫，他们是不是给你回扣了，或有其他联系，你把我拉来火车站。车夫忙道，自己与他们无关，往常这里是有车子去汤口的，汽车站只有那种没有空调的中巴，辛苦，还要等很长时间。但他可能也意识到我不是那种他常见的那种“老板”，或者不问青红皂白地坐上车就走，或者稀里糊涂地就这么的了，怕再去找车的麻烦。可能怕我不付他那5块钱的车资，就赶忙又把我拉回不远处的汽车站。实际上，不到10分钟就有一班车开往黄山方向，我马上就坐上车赶去黄山脚下的汤口镇了。

一路上，我询问了他的生活情况。他家在屯溪郊区农村，儿子十五六岁就上了技校，学了电子，“分配”到浙江永康上班，女儿还小，在家上学。人力三轮车每月的缴费负担不重，只交50元管理费，但全城600多辆三轮分为三种颜色，平均一个月一种颜色的三轮只能上10天白班，还可以上10天晚班，另外10天不能上街拉客（后来一位的士司机告诉我，实际上是按星期来的，人力车夫可以拉一个星期的白天，一个星期的夜晚，三种颜色的车子轮流来）。白天和夜晚班的分界线是早上7:30和晚上7:30。白天班时，他这个季节一天通常可以拉到七八十元，晚上只有三四十元（他晚上11点就收班回家了，原因是怕晚了流氓、醉汉、吸毒者可能抢、砸他的车子，打他并可能抢他的钱，这时的客人实际上也很少了）。这样，他一个月通过这种苦力，能得到1000元多些（比起出租车来，要少许多。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在黄山市，出租车司机通常可以净收入三四千元，每年交份子钱一万多些，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负担轻多了）。车夫在家还种点地，搞点蔬菜以及养殖等，补贴一下家用。

2．与挑夫的聊天和观察

到了黄山，除风景之外，一路让人啧啧惊叹的，莫过于一个个挑夫了。与大多和游客有接触的旅游利益相关者相比，挑夫是游客所见最多，又最冷漠，最少与游客交谈的了。的确，他们是被山上的宾馆、店铺与施工工程雇佣，其收入来源与游客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反而不得不在狭窄的道路上经常与游客有些磕碰和相互的滋扰。所以在游客面前，他们是最有骨气的了。但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却不得不每天挑起少则150斤，多则200斤的担子，每日走我们这些空手上下的游客一日之内也几乎难以完成的上下山。他们的这种辛劳，只为换得每斤3毛钱的报酬支付。

我从慈光阁上山时，最先交谈的那位挑夫对我最不客气：

问：师傅，一天要挑几趟呀？三趟要不要？（因为我事先问了山上的垃圾清洁工，以下称为拣山工。他说每天都要上上下下四五趟，就是这个经验，使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无语一时，然后冷冷地白了我一眼）答：我说你大脑有毛病呀！？三趟！你空手走三趟给我试试？

问：可拣垃圾的师傅说他每天都要四五趟？（我被噎得够戗，几乎还没有人说过我智商成问题呢！）

答：他空手吔！而且只管一段，我们要跑全山，一直到山顶！

话说完，他不再理我，担起挑子，咯吱咯吱地又艰难地挑他的山了。

他的这些呛人的话，引起了我不少思考。上山伊始，我就试图记录和诠释黄山旅游产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言行，已经在我的游记本上记了好几页了，但是，我忘了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仅从旅游者本位考虑，没切身体会到挑夫的诸多辛苦。当然，原因还在于，我刚上山，对上黄山的艰难程度没有体会。10年前上山，当时年轻体力好，而且细雨中上山，不受热气蒸笼的煎熬，还是相对轻松些。而我此次走走歇歇上山，一路到北海时，已是从早上8点走到了晚上7点，11个小时了。第二天由始信峰下山，也走了四五个小时。这份艰辛，是我1994年登泰山时才曾经有过的。虽然2002和2005年两次在欧洲，我也有多次一天十多个小时走路旅行的经历，但几乎从未曾有如此的体力耗尽之感。一天能够上下，对空手登山的我来说，亦不是一两天的锻炼能够达到的。以至于我对自己不坐缆车，以自己的劳动替代资本的行为，也在路途中屡屡产生动摇与怀疑。设身处地，挑夫对我这种近乎脑子进水的问题所做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许多游客向挑夫询问的问题，则几乎只有一个：“这么辛苦，干吗不用缆车呀？”而挑夫要么不回答，要是回答了，就挺呛人：“用缆车？把缆车压坏了你们谁负责呀？你们谁还能坐呀？”而一位挑着硅酸盐水泥的挑夫则更理解缆车：“水泥脏，不能用缆车，怕弄脏了！”

更多的挑夫则在行进过程中，对游客挡道颇不耐烦：“唉，让让，让让嘞！”这是文明点儿的。“靠边，靠边，靠边！Wunipi（当地骂人土语），听不到咯？”这是颇不耐烦的。

由于大多数挑夫并没有好心情或者好气力回答游客太多的相同、无聊以至无理的询问，我碰了壁，加上观察到车夫不太良好的心情状况后，就选择了多观察，而不是主动询问了。

但我还是碰上了好脾气的挑夫。有一位挑夫，约50岁，一路走，一路还哼几句号子，或与游客打趣一两句：我前边挂小鸡儿，后边挂小鸭儿。然后哼哼几句地方戏，为自己和上下的同伴助兴打气。

有一位刚当了一两个月挑夫的小伙子，愿意对我多说两句：“我才开始干，一开始真是吃不消的，好长时间吃不消。现在我一次才能挑一百四五十斤，好多人可以挑二百斤呢！”

一位挑夫在我下山时，向我兜售了他担子里的黄瓜：“嫩着呢！我自家种的，两块钱一根”。因山上通常要价三块钱一根，他要价并不高。我见他挑的辛苦，自己也早有打算在这种环境下，试验一下自己对黄瓜需求的效用程度。就掏出两个钢蹦，买了一根，借机和他聊了几句天，知道了挑山工的一些真实情况。他告诉我，山上挑夫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都是本地人，还要找关系才行。他们挑山，靠的是力气和经验，不论商品价值大小，只论重量，一斤3毛钱。我按照挑夫挑担范围在150－200斤匡算，每天挑夫的毛收入也就是在45－60元之间，即使整日无休，全年无休，挑夫月毛收入也就是在1200－1800元之间。若按有正常双休日的工资计算，月毛收入则在1000－1300元之间。若再扣除挑夫不可避免要发生的饮水和午饭费用，则月收入还要再下降200-300元。如此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却只有如此可怜的收入，无怪乎挑山工多是周围没有多少门路的农民。他们吃的是青春饭，干的是力气活儿，一旦略有些伤病，就无法再干下去，或勉力继续，收入也会大有降低。我也见到好几位50岁以上的挑夫，他们能够承受的担子明显偏低了，约在130－160斤之间。其中有一位头发已经白了80％的挑夫，担子右端装的是海鲜和米，左端则是一些蔬菜，可能不够120斤。这样，他的收入就实在有限了。

挑夫如此廉价地出卖自己的青春和劳动，却还要走后门，找关系，以求得到资本的雇佣。这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些标榜“劳动自由”、“个人无论如何都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的言论，在一个又一个挑夫“咯吱咯吱”地经过我面前时，这些言论显得如此的苍白甚至具有讽刺意味了。而马克思对于自由劳动者“能够卖”，且“不能不卖”的“资本雇佣劳动”困境所描述的景象，则清晰而又自然地浮现在面前：“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

3．和山上店铺摊点老板的聊天和观察

与挑夫相比，山上各个店铺摊点的老板，显出其劳动者兼小资本拥有者，在经营和道德水准的复杂性来。

在山下，店铺们总是用如此动人的理由劝人们多买些东西：“快买呀，山上的东西贵死了。买什么东西上山都划算。山上的矿泉水都要10块钱一瓶，山上的啤酒25块钱一瓶”，“买点牛奶面包上山吧，上山后你就知道后悔了，上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还找不到解渴治饿的东西”。

上得山来，的确发现一切东西都坐地起价，翻了好几倍的价钱。比如，矿泉水多是8-10元一瓶，啤酒10元（听装）-15元（瓶装）一瓶，黄瓜2-3元一条，苹果3元一个，切成小薄片的西瓜（约3两左右）1-2元一块，方便面冲开水5元一碗……

我后来在靠近云谷寺的一个摊点歇脚吃过方便面。据这个店铺店主介绍，山上的店铺，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汤口镇管的，分布在前山、后山两路步行上下山的过道旁，共6个摊位。另一类是属于风景区管委会管的，分布在两条索道山上终点（玉屏楼和白鹅岭）之间的山顶各大游客集中区（主要在玉屏楼、天海、西海、北海一带）。风景区管委会的售货点，价格统一地高，售货员统一地傲慢无礼，基本没有兜售行为，游客爱买不买，但靠着在游客最集中的区域垄断经营，他们赚去了大部分的销售利润。而这里的宾馆都在三星或准三星级以上，以颇高的垄断价格，几乎赚去了全部的食宿利润。

相比之下，汤口镇管辖的这6个摊点，要有活力得多。每一个摊点往往是全家甚至亲友一起出动，充分利用摊点所在的空间，和每一个游客经过的机会，兜售他们的货物。据最接近云谷寺的摊点店主的介绍，这6个摊点全是汤口镇每年招标定价的。云谷寺摊位今年的标价为13万元，其他几个摊点，在10万-21万之间不等。最高的标价是后山的“仙人指路”（21万），而最便宜的摊位是前山的慈光阁与立马桥之间的摊位（10万）。每年只有持汤口镇户口者，才能参与竞标，一年一换。由于黄山游客年年增长，旅游利润年年增长，而黄山旅游摊位被垄断并固定在这几处，使得标价年年大幅度上涨。云谷寺摊点去年标价8万，前年更低，而今年摊主最后要出到13万才标到此摊。摊主说，他全年无休，平均每天要净赚360元，才能够应付标价成本。加上其货物成本，每天他的摊点平均营业额要在700元以上，才有利润。由于黄山旅游还有淡旺季之分，在夏季旅游的旺季，每天营业额要在千元以上才成。[2]经营的压力，使这些摊点竭尽努力地叫卖、拉客，并努力搞点黑导游、黑挑夫等多种经营。自然，也就使用了不少拉客技巧甚至骗术，比如：

“西瓜解渴嘞，光喝水不行嘞，来呀。黄山的西瓜吔，不甜不要钱呐。西瓜三元两块嘞”（游客质疑，“上边才是一元一块！”）“上边的是小块，我这里是大块吔！别走，别走哇，给你一元一块！”

“来来来，黄瓜三元一条嘞。吃黄瓜补充维生素吔，多买几条上山，越上山越贵吔。什么，上边两元一条？他们那是放了五天的黄瓜，都蔫了，我这里可是新鲜的嘞。”“好的黄瓜都摆在我这里卖，差的就摆在上边卖，我和山上的人都认识吔，我还不知道？！不可能越到山上越便宜，都是一挑子一挑子挑上去的，哪会山上比山下的还便宜呢？”“吃黄瓜嘞，吃黄瓜，走路顶呱呱。来来来，10元3条……”

“来碗泡面吧，泡面顶肚子喽。等一下上了山，想吃也没有了。”

“来来，下山带包茶，带点纪念品回家，做个纪念喽。我们的茶是自家采的，新鲜！”

“买把连心锁吧，和老婆一块儿把心连起来。要不连起来，心就给哪个小情人连起来，就勾走了。”

……

就是这样，一到每个摊位集中处，这样的叫卖声就不绝于耳，这样的价格欺诈和以邻为壑的竞争就无处不在。有时，这些摊位的经营者也兼作点挑包和导游的工作：

“挑包上山呐，省点力气，在家赚钱，出门花钱，那么辛苦干什么？”

“要想玩的好，导游少不了。黄山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找个导游带你们吧，保证大小景点都不漏。要不，你那200块钱门票[3]就白花嘞，你上了一趟黄山就是走马观花啦！”“你看看，那棵藤和那个树就是‘小蜜傍大款’，我不说，你能看不出来不？！”

看来，赵本山的小品对他们产生了不少影响，他们编起词来，都一套一套的。

这些拥有资本的摊档，一方面承受较高的经营成本（更多的是内部竞标抬高的），另一方面也难以达成有序的合作与共谋（即使是6个汤口镇本地的摊档，也难以合作起来，加之山上有风景区垄断控制的摊位，更难以达成合作），于是朝向游客并相互倾轧的竞争，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上演着。如果说黄山旅游开发收益有当地人的参与和分享，那也只是政府和他们几个摊位经营者参与和分享了。汤口镇政府没有任何风险地每年稳获摊位竞标款，而摊位经营者在成本固定的情况下，从游客身上赚尽可能多的钱。至于汤口镇的其他百姓，由于没有收益自动分享机制，则只能靠自己利用饭馆、旅店、导游、商店、兜售土特产等方式去瓜分旅游利润这杯羹了。山下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年长妇女们，就是这样以每日的等待，苦缠，来赚取游客哪怕一两元的利润。

云谷寺摊位的摊主为我解开了“为何缆车不运货，而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挑夫挑上山”的迷惑：索道公司和旅游管理区以及各个宾馆不是一个单位。索道公司每天光拉游客就忙不过来，不愿意拉货。因为拉一个客人上山或下山，单程就要65元。而一个挑夫每次挑两个游客所占位置的货物，成本不过在35-60元之间。相比之下，宾馆、建筑工程使用挑夫更加划算。索道公司运人，而不运货更加划算。挑夫们的工资，由于有索道这个强大机器作为可替代的竞争对手，自然也不可能抬上去，何况又是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环境之下呢？挑夫们甚至要感谢索道公司的高价，使他们有了“劳动替代资本”的生存空间。否则，他们可就失去了活路。那些同情挑夫境遇，但发出为何不用缆车之询问的游客，正戳到了挑夫的痛处。挑夫们对索道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既爱又恨。好在，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两相无事。

4．与船工的聊天和观察

在歙县，我重点游览的不是蜚声中外的棠樾牌坊，而是徽商发源地——渔梁古坝。据当地人介绍，渔梁坝始建于隋唐时代，明朝完善。以青石筑坝，拦起练江。形成练江－新安江－富春江－杭州的水路动脉，连年行商运货，渔梁一时繁盛。渔梁镇（现为歙县城关渔梁街）有茶叶码头、盐运码头、杂货码头、私家码头等多个功能分区。自解放后新安江大坝一建，围起一个千岛湖，也就阻断了歙县往杭州的水路，渔梁坝至今除了发挥点蓄水功能外，就只有历史文物价值了。此地也就变成一个旅游点，而非商贾码头了。

我由歙县县城在细雨中步行两公里，到达了渔梁古镇。村民指点，不需买门票[4]，直接就可以走老街入渔梁坝。于是，我穿过渔梁老街，一路来到了以青石铺就，以青石为铆钉、坡度缓和，极富徽人智慧的渔梁坝。在雨中，我上了渔家（实际上已变为旅游船只）的船，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由其中一位船工由水路送我回城。

船工们告诉我，现在渔梁古坝风景区共有大船4条，小船6-7条。一般说来，大船不搭散客，只经营包船，小船则可以坐上五六个人。大船以晚上本地人在此包船游览玩乐为主，一次付几百元。一位50多岁的独眼老船工告诉我，他的两条大船最早在此经营。主要让本地人在这里晚上游乐，更乐意让老板们聚赌。若只是小赌，他干脆不接，只有输赢至少几千上万的大赌，他才接活儿。因为他可以从中抽5％的赌资作场子费。这可比纯粹的船运卖力气挣多了。作为经营成本，每条大船每年交5千元管理费，小船则交3千元管理费。大船一年的维修费也将近5千元。所以独眼船工说，他的两条大船，一年的成本也得一两万。但现在看来，他能够轻易地挣回来。

一位1964年出生的叫张振华的年轻船工比较勤快，也很健谈。一开始就是他主动拉我的生意，要我坐他的船。他道他见的世面大了，光中央电视台、省里、市里的电视台采访他，就有好多次，他还拍了诸如《走遍中国》（中央电视4台播放）、《行走的鸡毛掸子》（台湾摄制）、《走出兰水河》等专题片或电视剧（实际上只是上了镜头，可能有几句介绍渔梁过去风光的台词），还有不少北京、上海、广州的摄影师和他合影等，所以，他很不在乎我给他照相的要求。但深谈起来，他并没有获得这些电视片的录像带，甚至连照片也没人给过他。好不容易上海的一位他称为“摄影师”的人，给他寄了一张照片，他就很上心，把这张照片剪裁印到名片上。所以，一旦我承诺给他寄照片，他还是很高兴。

在他专门趁雨歇回家，给我拿他的名片的时候。另外两外老船工对他的“吹嘘”颇不以为然：我们见的世面比他大多了，只是我们不会吹。连邓小平的秘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接待过，别说各地的安徽大老板以及来看、拍摄徽商故事的人了。他们因为拥有大船，对张振华仅有两条小船也看不起，实际上，可能更深层的对他只是掏力气赚撑船的小钱，而不能像他们那样赚团队包船、大笔赌资，而颇有睥睨之意。实际上，这更坚定了我坐张振华的小船，按约定的15元价格，由他送我回城的决心。

一路上，张振华给我讲解了茶叶码头、盐运码头、杂货码头等渔梁繁盛时期的故迹所在地，还讲了李白问路独脚亭的掌故等，也给我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他们祖祖辈辈都可以叫做徽商，因为都做生意。至今，他岸上还经营着饭馆、旅店生意。原来，他是下水打鱼的，但在水里时间长了，得了风湿病。就在船上撑船，不再下水。他说他继承徽商传统，诚实劳动，讲究信誉。上船前说是15元，就是15元，绝不中途加价，搞得大家都没意思。以后我有朋友来，可以再坐他的“渔家游船”。

行至中途，他告诉我，渔梁镇的对岸，有两条山延伸到中间，有一个小山包，叫做“二龙戏珠”。当年岳飞打仗经过此地，都不敢让人们这么叫，怕皇上怪罪。如今真的出了两条真龙（皇帝），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胡锦涛。因为江泽民老家是婺源的，原来属于徽州管。胡锦涛老家是绩溪的，原来也属于徽州管。二龙戏珠，看来真的实现了。

张振华还告诉我，他们渔梁街上的百姓，都反对这里搞旅游。因为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才会有居民这么主动地告诉我不用买票，直接走老街就可以到渔梁坝。如果是居民能分到一点红，哪怕是一年三五十元，我也就别想逃票了。即使我逃票下到渔梁坝，他也会告诉管委会，收我的门票的。可见，如同黄山一样，这里也没有旅游开发收益让当地百姓分享的机制。

5．与其他人等的交谈和观察

在黄山的旅游，我还和许多旅游利益相关这聊过天，或做过观察，可以列举如下：

1．拣山工。与挑山工类似，拣山工在黄山狭窄道路上的上上下下，也成为黄山一景。拣山工通常左手拎着一只垃圾袋，右手拎着一只长腿钳，上上下下把散落各处的垃圾拣起来，并按可回收与否进行分类。一位拣山工告诉我：“我每天上上下下四五回，习惯了，你们上这么一回，当然受不了。”他们领固定工资，工作相对于挑山工要轻松许多，同时他们与游客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来往，所以与游客的关系，轻松而自然。

2．轿夫。上上下下的抬滑杆者，都自称自己是拿固定工资的，从游客手中只能拿到辛苦后的小费。但实际情况可能未必如此，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卖力地招揽游客，急于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他们不愿意与我这个不愿意坐滑杆者交谈。但据我在几个固定摊档的观察，他们一直在观察可能的消费对象，并十分努力地招揽：“上去还好远呢，累坏了腰腿，等一下好风景就没心思看了。”“下山还远着呢，伤了腰腿，回去推拿多不划算。”“年纪大了，别逞能了……年纪轻？体验一下嘞，好玩着呢！”“来来，坐轿子嘞，给你优惠一点咧”。我看到两位抬了一个较胖的三十五六岁的老板模样的人，旁边有几个可能是手下的，一路跟着。轿夫从慈光阁抬到立马桥后，休息了一下，老板极阔绰地要手下给他们每人买一个苹果（3元一个），补充补充。于是，轿夫的谀声四起：“还是抬老板好，有份量。老板抬着让人舒服。”而当这个老板下来走走，让他的小蜜坐在滑杆上后，他们马上转口：“抬小姐，好有劲头。我们是拿死工资吔。就靠小费了，只有小费才是我们自己的，等一下小姐多给点小费”。轿上的小姐打趣他们：“你们一个月挣多少，每个月有没有两万？”轿夫苦脸：“我们要是每个月赚上两万，还不养上十个八个的？”小姐则进一步打趣：“就冲你有钱就变坏，我也不给你小费了。”不少游客对轿夫如此辛劳抬人，颇为不满。一方面对坐者：“太残忍了，你这不是剥削么？要想省力气，咋不去坐缆车呢？你看看人家两个，背上全是汗，呼哧呼哧的。这轿子又忽悠忽悠的，还不安全？！”另一方面对轿夫：“你咋不干点其他力气活儿呢，搞这个这么累？打打工也好呀！”坐者和轿夫都不语。我想，他们可能都不以为然。轿夫甚至还想：找其他工作，那么容易吗？有人给我那么多钱吗？轿夫的不断拉客行为，实际上是在宣示：求你们来“剥削”我吧，求你们对我“残忍”些吧。这样，我才会有钱赚。

3．旅行社。我一路碰到不少各个层级的旅行社及其代言人。一知道我是单个人旅行，马上就有各种说辞涌来：“你一个人旅游有啥意思咧？又没人说话，没人给你照像，你一个人又不安全。跟我们旅行社，又省钱又省力，还有伴儿。我们买门票可以打折，导游费给你免了，你出个车钱就行了。我们至少安排三星级标间，吃饭至少八菜一汤……”而地接社则更直白：“我们地接社是当地人办的，熟门熟路，给你的优惠才最多。我们的门票折扣最低，可以一条龙服务，保证你最合算”。

4．山下的旅社老板：“山上边贵着呢！上下铺都要八九十块，还不一定有床位呢！我给你联系个旅行社吧，当天就能下来，不用挨他们的宰。山上的盒饭一个就要三十块[5]呀！”我住的黄山脚下汤口镇的航运大酒店老板，就在我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不由分说地要收我第二天通过当地旅行社上山的费用。说教师学生凭证可以门票半价，正常200元，我可以100元。再加上50元车费导游费等。我没有接受他省钱省力的方案，坚持要自己花两天慢慢逛黄山。知道我不参加他介绍的旅行社后，他没什么好气。第二天一早6点多钟，他就敲我的门：“还不起来？人家一早就上山了！”就这样，虽然并未睡醒，我也只好收拾行囊，洗漱完毕上山了。可能，他还在幻想着我能一早上山，就能当天下山，再住在他们那儿呢。为防止甚至制约我下山仍能住在这里，他在我将背包寄放在他那里的时候，讲明若我住在他那里，就不收寄存费。若不住，就收我5块钱寄存费。

5．山上宾馆。山上的宾馆可没有那么多废话，不发出那么多噪声。就等着你上门挨宰呢。而且，由于垄断地位和价格共谋，你还得求着他们宰你呢！我上得山来，再也找不到10年前还有的简易旅社了，清一色的三星和四星级宾馆，而且几乎不打折。价格贵得离谱。比如，狮林大酒店的豪华房是4880元一晚，标准间是1280元一晚，经济间是1080元一晚。北海宾馆的房间价格基本一样。这些宾馆的运营成本的确很高，毕竟是在每天挑夫一担担上山的高人力资本耗费下，维持了富丽堂皇和高昂价格。但如果自由竞争，本不应只有如此高规格的饭店，毕竟，大部分游客在山上住，并不是希图宾馆设施的豪华和全备，而多是需要有个歇脚休息的地方，好多设施与服务，不必像山下宾馆那样全备。就这类满足游客真正需求的经济房或床位而言，也在质量陡然低劣下来的情况下，收取了很高的费用。比如，就经济床位（都是上下铺，5-8人一间房）而言，山上仅有少部分准三星宾馆（天海和光明山庄），的价格是100元。三星级的（如白云宾馆），铺位价格是120元。而四星级的（如北海、狮林大酒店等），则全在150元以上。这些经济床位，除了开水以外，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能住上狮林大酒店的经济床位，已经算很幸运了，原因是由于垄断控制，黄山顶峰的宾馆床位供给在旺季一直不敷游客要求，同时，也近乎没有提供游客过多时，临时安排的住宿措施（至少我问过3家宾馆，无人愿意告诉我他们有应急性的安排，我只看到部分宾馆有20元一晚的军大衣出租，但宾馆可能连避风挡雨的设施都不提供）。在体力耗尽的情况下，而又不得不在山顶之间拖着腿寻找宾馆，的确是一个十分不快的经历。但宾馆则漠视游客的辛劳：你怎么不通过旅行社呀？你怎么不早点预定呀？你怎么不早点上山来订房呀？我们只有豪华房了，你要不要住呀？虽然我只需要一个床位，但他们都告诉我没有这种经济床位了，早已满了。北海宾馆不愿为我的住宿做任何信息提供上的努力，狮林大酒店还可以。在前台服务小姐说没有经济床位后，应我要求，说明了她和周围宾馆联系过，都没有。至少还提供了一点信息，但她仍不愿做任何为我安排住宿的努力。最后我找到大堂副理，终于通过他的努力，在这间酒店得到了一个被别人包房，但人员仍未到的情况下的一个经济房床位。在房间钥匙都拒绝交给我的情况下，让我交了150元的床位费和100元的押金。宾馆本部富丽堂皇，一应设施应有尽有，依足了四星级宾馆的要求。但我的经济房则就相形见拙了，坐落在宾馆本部后面的后山“花房”里，名字就叫做花房。一间15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摆了3架上下铺和1张钢丝床，共7个床位。虽然设施干净，但里面的小动物（如长脚蚊子、大肚蜘蛛）时不时在面前出没，可能如其名一样，是花房职工的宿舍，临时改装为经济房。这样的房子，住满也是一晚上1050元的收入，令人咋舌。我在欧洲各地数月的旅行，也只有在少数地方才碰到同等条件下如此昂贵的宿费。房间里，任何基本条件都没有提供，比如杯子、牙具、拖鞋等，卫生间和洗手台都在外边的乡野里。不满意的同时，我也知足了，至少，这家宾馆收留了我，做出了为我的住宿进行努力的姿态。在山上的宾馆，一反此次黄山游览中处处看到的“劳动追逐资本”面目，表现出了“劳动”在“资本”面前的傲慢。垄断地位使然，我也只能将就了。

6．地陪和全陪。在狮林酒店住宿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获得了与同屋3个地陪、一个全陪接触和聊天的机会。我是晚上7点多入住此房的，8时许，一个个大大咧咧的年轻导游们就陆续入住我所在的房间。3个地陪全是汤口旅行社的，1个全陪是南京旅行社的。一进屋，一个地陪就向我发问：“哪儿的？北京。哪个区？海淀。你知道西城区那个茶叶街吗？不知道？就在西客站旁边。听你口音，不是北京的，哪里的？河南。河南哪里？开封、洛阳还是郑州？小城市！驻马店不小呀！信阳茅尖是你们那儿的吧。当然啦，我原来是卖茶的啦！”他拼命显示着他作为导游的广见博闻。之后，他就举着一塑料袋的一次性拖鞋牙具，又向我炫耀他的本事：“没有我，你会有拖鞋牙刷？你要了，我不来，她们（服务员）答应了也不会给你。我泡妞的功夫可是一流的嘞！开玩笑，你以为她们答应嘞就会给你，你住在这里还想要这些东西？这是什么？经济房吔！让我们导游跟他们吵？一吵，我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以后想住在这里都不成了。”他们拿了个MP4（128M的），里面有一段“毛”片，几个人连续地抢在手中放，里面也就不停地发出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声音。他们一边抢着看，一边啧啧评论：“快给我看，快来看！唉，毛都透出来了吔，一篇丛林吔！哟，更爽了，眼都要跳出来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每天白天带着游客游山逛水，晚上就这么娱乐，一天天地就这么生活。

7．山顶商店。的确如山下店铺所言的，死贵。矿泉水果然8-10元一瓶，罐装啤酒10元一瓶，瓶装啤酒15元一瓶，山下0.7元一根的火腿肠，这里卖到3元一根，一个茶叶蛋2元，一推出，就一下子被抢光了。服务员清一色得在怡然自得地聊天，对游客的购买爱理不理，路途中常见的摊贩，到了山上有服务售货亭时，就荡然无存。随之消失的，就是沿途摊贩围绕着你的叫卖声。清静之余，让游客陡然感到山上山中山下的不同世界，这里的确已是仙境了，似乎没有了熙熙攘攘为利来，为利往的喧喧嚷嚷。毕竟，有了垄断的地位，利润的获得，不需要这么卖力了。

四、“三低”的死循环

除了山上的垄断部门外，几乎随时随地的市声嘈杂，都在告诉我一个信息：雇佣我吧，让我给你服务吧，买我的东西吧，求求你了。这不仅是简单的资本雇佣劳动，简直就是劳动在乞求资本的雇佣。至少可以说，是劳动追逐资本。

生存经济的现状，使得劳动在资本面前几乎毫无尊严可言。至于以保护劳动者姿态出现的，意识形态意味很浓的阶级剥削理论，在这里似乎走了样。变成了被剥削者为出卖其惟一可自由支配资源——劳动力，而向“剥削者”的乞求：请雇佣我吧，请给我一个“受剥削”的机会吧。当游客们纷纷以同情者的眼光，以剥削理论的论调，去劝说挑山工、拣山工、轿夫等时，却得到了他们的白眼。站在他们的角度，就会发现他们是多么珍视这样一个“受剥削”的机会，以至于对同情的眼光，可能抱以不屑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态。

我想起了低水平循环和高水平循环两个永恒三角的命题。

如图所示，在资源相对稀缺，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会出现“低工资”的支付。而低工资带来了劳动激励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大量的廉价劳动替代资本），由此导致了产品与服务的“低质量”，低工资条件下的支付能力，导致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是“低质量”的。由于不能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就进一步导致了“低利润”，而低利润的获得，又进一步导致只能进行“低工资”的支付，于是，陷入了“低工资－低质量－低利润”的低水平循环圈。而且这个“三低”循环自我强化，最后变成一个 “劳动替代资本”的死循环。

而由资源相对丰裕，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初始条件，引发的可能是“资本替代劳动”的“高工资－高质量－高利润”的循环。这个“三高”循环也在自我强化，形成一个高水平循环圈。

由这两个永恒三角，似乎看出了中国特色的穷人经济学的“穷人恒穷”、“穷者愈穷”的逻辑。不幸的是，我在此次黄山的游历中，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一种逻辑的存在。从哪里入手，改变这个逻辑，恐怕是由这次游历引发的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

是为我的另类黄山游记。

2005年7月29日第一稿

2005年7月30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