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2007-11-25 21: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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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人文/历史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提 要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关键词 登州航道
赤山法华院 张保皋

登州是唐朝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通道之一，唐人贾耽所记述的当时中国通往“四夷”仅有的两条海路中，一条为“广州通海夷道”，另一条就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可见其在中国海交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这样一条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虽然不少有关中韩（中朝）关系史以及中国通史、唐朝断代史的论著中都有所涉及，但大都不过是将《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予以简要介绍[1]，其中着墨较多的有樊文礼：《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载《海交史研究》1994年2期）和曹东升《唐代的东方门户——登州》（载《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两文；而有关张保皋在唐贸易中转站——赤山法华院的研究，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韩（中朝）关系史的论著中，其中着墨较多的有吴葆棠、文川：《唐与新罗关系研究》（载《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3期）、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期）、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载《历史研究》1996年1期）等。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登州海行入高丽道”主要航线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张保皋在唐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赤山法华院形成的一些情况。

一、“登州海行入高丽道”主要航线的变迁

唐代登州位于山东半岛东部，领有蓬莱（今属山东）、文登（今属山东）、牟平（今属山东）、黄（今山东龙口）4县，包括了今烟台、威海2市的绝大部分地区。与它相邻的有莱州（治今山东莱州）、密州（治今山东诸城）、青州（治今山东青州）等州。登州最初设置于唐高祖武德（618—626年）初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省废，地入莱州，武则天如意元年（629年）恢复。所以在贞观元年至如意元年以前的65年间，史籍上所记载的莱州，应包括登州在内。登州的州治，最初设在文登县，如意元年迁至牟平县，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又迁至蓬莱县。

登州界内的主要出海口，有“当中国往新罗、渤海过大路，正北微东至大海北岸都里镇五百二十里”[2]的州治蓬莱港；有位于黄县东北20余里的古大人城，此城为三国魏司马懿征辽东时，为运粮入海所筑，唐朝时“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3]；有“海东诸国朝贡必由此道” [4]的文登县，高宗时10万大军征百济，就是从文登县东部的成山（今属荣成）渡海；有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浦（今荣成市石岛镇），这里是新罗商船的重要中转站；有牟平县唐阳陶村，此处“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5]；此外，见于日本僧人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的，尚有卢山浦、青山浦、乳山浦、乳山西浦、乳山长淮浦、旦山浦、邵村浦、北海浦等等。总之，登州三面环海，界内海岸线长达400多公里（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量得），随处都有可供船只停泊的出海口。

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航道，据《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的记载是：“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按均在今山东长岛县庙岛群岛之内）三百里，北渡乌湖海（按今渤海海峡北部海面），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按今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二百里”。由此顺辽东半岛东行，“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按今辽宁丹东附近鸭绿江入海口处）八百里”。从这里分为南、北两道，南路沿朝鲜半岛航行，“过乌牧岛、贝江口（按今大同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按今长渊县长命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到鸭绿江唐恩浦口（按此句有误，应为“鸭绿江千里至唐恩浦口”，唐恩浦口在今仁川南部的马山浦）。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此即“入高丽道”（渤海道从略）。

显然，这条航线是从登州北部的蓬莱港或古大人城出发向北航行的，它充分利用了庙岛群岛和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近海海面航行，在造船术和航海技术尚不很发达的古代，这是一条较为安全可靠又方便的航线，因此它成为唐与高丽、百济和新罗早期以及日本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贞观十八年（644年）。唐王朝准备第一次向高丽用兵时，太仆卿萧锐就上疏指出：“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二十三里，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淡）水，山岛接连，贮纳军粮，此为尤便”[6]。同年十一月，唐从水陆两路向高丽发起进攻，其中水路以刑部尚书张亮为统帅，率江、淮、岭、峡兵4万、长安、洛阳募士3000人，战舰500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7]。由于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唐朝首次对高丽的用兵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唐太宗又接连不断地下令向高丽发动进攻：贞观二十一年，以水、陆两路进击高丽，其中水路以牛敬达为主帅，李海岸副之，“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8]；贞观二十二年正月，以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9]；同年四月，设置于登州（当时属莱州）北部海中的乌胡（即乌湖）镇将古神感“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于易山，破之。其夜，高丽万余人袭神感船，神感设伏，又破之而还”[10]；七月，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及兵器贮于乌湖岛，“将欲大举以伐高丽”[11]，未行而太宗死去，遂暂罢辽东之役。

上述唐军渡海的出发点，史书分别记载为“莱州”、“东莱”、“乌胡镇”。如上所述，从贞观元年到如意元年的65年间，登州并入莱州，所以这里的“莱州”、“东莱”，实际上指的都是登州，至少也应该包括登州在内。乌胡镇则是登州的属地。唐朝对朝鲜半岛的用兵，其时间次数远不及友好交往之长之多，然而规模却非常之大。因此，抛开战争的性质不论，几次渡海入朝作战，实乃当时乃至整个中国航海史上的盛事。

战争是残酷的，但它也是短暂的，唐朝与朝鲜半岛诸国特别是新罗的交往，主要还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往为主的。据统计，高丽在唐总章元年（668年）亡国之前，共遣使来唐16次；百济在唐显庆五年（660年）亡国之前，共遣使来唐18次；而唐与新罗的交往终唐世为160次，其中新罗使至唐126次，唐使到新罗34次[12]。高丽、百济和新罗前期与唐朝的政治往来，大约都是走的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道。“地多甜（淡）水，山岛接连”固然对战争期间的“贮纳军粮，此为尤便”，而在和平时期的友好交往中，对于过往船只补充淡水、避风休息，无疑也是“此为尤便”的。

但是，依照上述航道，对于航行韩半岛的百济、新罗来说，却是走了一大段的弯路。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百济、高丽相继灭亡后，新罗成为朝鲜半岛唯一的政治中心，于是，从登州南部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就成为必然之势。这样的航行虽然风险较大，却缩短了许多距离。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应新罗之请，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水陆大军10万进击百济。八月，苏定方引兵“自成山济海”[13]，直趋韩半岛西部的熊津江口（今锦江口），与新罗联兵击灭了百济。次年，百济旧部起兵反唐，唐高宗又发淄、青、莱、海诸州水师7000人，渡海增援唐军。白江村一战，唐军大败前来增援百济的日本水师，从而占领百济全境。乾封元年（666年），唐又出动水陆大军击高丽，经过两年的鏖战，终于在总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高丽灭亡。唐也结束了对朝鲜半岛的用兵。成山即今荣城市境内的成山头，唐军“自成山济海”，显然是直渡黄海，而没有走贾耽所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道。可见从唐高宗时起，“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主要航道就开始转移了。

除官方往来外，唐与朝鲜半岛诸国特别是新罗的民间贸易往来也很频繁。对于民间贸易商来说，缩短航程和时间，就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因此他们更敢于冒着风险，采取近距离的航行。《宋高僧传》卷4《唐新罗国义湘传》有这样一段记载：义湘和尚俗姓朴，鸡林府（按唐高宗龙朔元年，以新罗国为鸡林州大都督府）人。“以总章二年（669年）附商船达登州岸，分卫到一信士家。”信士一家“供给资缘”。数年后，义湘在赴长安学成归国时，“复至文登县旧檀越（按即施主）家，谢其数稔供施。便（慕）[募]商船，逡巡解缆。”义湘在归国时“复至文登县旧檀越家”，说明他来唐时“附商船达登州岸”的“登州岸”就在文登县境内；而他在来唐时“附商船达登州岸”的文登县，归国时又在文登县“便（慕）[募]商船，逡巡解缆”，又说明早在唐前期，登州文登县一带就是新罗商船频繁往来贸易的重要通道。

到了唐朝后期，无论是官方的政治往来，还是民间的商业贸易，唐与新罗交通的主要航线都已从登州北部转移到了南部。唐代宗大历初年，新罗王宪英卒，子乾运立，代宗以归崇敬充吊祭、册立新罗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避祸，崇敬曰‘舟中凡数十百人，我何独济’？逡巡，波涛稍息，竟免为害”[14]。从归崇敬与海浪搏斗的情况看，他走的似乎是由登州南部直达韩半岛的航线，因为这种“波涛迅急”的巨浪，更多地出现于黄海的“中流”。当然，渤海“中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如果说这条史料尚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圆仁在登州文登县所属的赤山法华院中，遇到了“大唐天子差入新罗慰问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马使吴子陈、崔副使、王判官等卅余人”（第63页）；大中元年（847年），在他返国途中，又“闻入新罗告哀兼予祭册立等副使试太子通事舍人赐绯鱼袋金筒中、判官王朴等到当州（按即登州）牟平县南界乳山浦，上船过海”（第199页）；以及他在赤山法华院时，“闻张大使（按即张保皋）交关船二只到旦山浦（按或作赤山浦）”（第63页）等等，则完全可以说明，唐与朝鲜半岛交通的主要航线已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一带转移到了南部的牟平、文登一带。贾耽虽然是唐朝后期时（唐德宗时）人，但其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道，似乎只是高丽国灭亡以前的情况，随着高丽的灭亡和新罗成为朝鲜半岛唯一的政治中心，这条航线也就不再成为唐（即登州）与新罗海上交通的主航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