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京杭大运河

京杭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济宁恰置全河的中段，从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凿，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于此凿通济洲河和会通河，与三年后（1292年）凿通的通惠河（又称北运河）相连接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在济宁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为穿越“水脊”，人们立郾建闸，“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为解决黄河决淤和水源不足问题，人们采取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多种措施，保证了运道的畅通。为克服水源不足之顽症，人们先后引“四水”济运，其中建戴村坝而引汶济运之举尤为世人称颂。当然更为世人称颂的当属南旺水利枢纽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为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项目，有专家认为，该工程当与都江堰工程齐名。济宁运河运输业而兴盛繁荣达600多年。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改中都（北京）为大都定为国都。此时的大都和华北一带经长期战乱，经济萧条，无法养活大都百万人口和京畿大量驻军，一切都需南方运来。史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这样，无论从政治或军事角度来看，重新开通南北运河已势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尚未正式立国就任命汉族水利专家——31岁的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元大将伯颜在南征南宋期间，已深感水路对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性，从而“遍访自江都达大都河道”。灭南宋之后，在伯颜等重臣支持下，忽必烈命郭守敬“查勘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段”，以备重开运河。

当时隋炀帝开的通济渠由于黄河南泛全线淤塞，恢复通济渠已非常困难，同时京都已东移至北京，没有必要绕个圈在途经开封、郑州一带，如果改徙山东，运河就变成一条直线，距离最近。在此背景下才把目标移向济宁。那时运河南端从杭州到淮安，隋唐运河基本完好，淮安以上原古泗水运道虽已被黄河侵占，但船可进入黄河，“借黄行运”到徐州后再逆古泗水运道至鲁桥，还可沿汶、光水道至济宁。在北方有隋唐时开的永济渠（后称御河），元时新乡以下一直畅通可达天津。所以只要解决济宁向北至永济渠约200公里运道，即可从北京到杭州了。

济宁“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曾有诗人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幕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尚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大商业城市之一。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的管理历史

在封建时代，漕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对运河的管理至关重要，其管理制度也是相当严格的。

元运河初开，运量不是很大，管理工作也较零散。元朝对运河和全国水利的管理从属于工部的都水监，三品官。到会通河竣工后，始设都水分监于景德镇（张秋），以后又设行都水监于济宁和水监于济宁和郓城，管理徐州至临清运河航道和河南、山东境内黄河。除闸上有闸夫之外，也动用部分军队管理运河，维护秩序。

明朝罢海运，运河是唯一的国家命脉，于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航道管理体系。永乐十五年（1417年），宋礼治河已成，由工部设漕运总兵官，总管运河航道和漕运两大块。首任陈楦任期长达20年。成化七年以后，河、漕分开，总河管航道，总漕管漕政。首任总河为刑部左侍郎王恕。总河有权节制各省地方官，还有权指挥管河官兵，因此一般都冠以工部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头衔，官居二品或三品。总理河道的职责，是疏浚河道，加固堤防，保证航道畅通、漕船通行无阻。具体来说，大体包括以下内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