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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了中国的宗教，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佛教传入崂山地区据史料记载，应在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五年（公元264年）。崂山崇佛寺（俗称荆沟院）的建立，应视为佛教在崂山的发端。
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到印度等地求法取经的高僧法显历尽千难万险泛海返国，遇飓风漂泊到崂山的南岸栲栳岛一带登陆。当时崂山属晋国青州长广郡郡治。太守李嶷一向敬佛，当听说法显是到西方取经的高僧，漂洋过海携带佛经、佛像而来，亲自到海边躬身迎接，回不其城讲经说法，并在其登岸之处创建了石佛寺（亦名潮海院）。从此佛教在崂山声名大振，广为传播。嗣后，崂山相继建起了石竹庵（又名慧炬院）和狮莲院（亦称城阳寺）。这些寺院一直到文革前尚有香火延续，至今遗址尚存。可以说是法显的登陆带动了早期的崂山佛教的发展。
北魏时法海寺的创建，标志着崂山佛教已初具规模。据法海寺内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所立《重修法海寺碑》记载：法海寺为“魏武皇帝创造。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寺僧重修”。元延祐二年重修碑载：“本寺住持至此，请淮涉寺寿公住持法海，于是重修。师本县人也，出家淮涉寺，训名宝寿……至大三年赐佛日圆通之号。”从这些碑记来看，法海寺自建庙后，宋元皆曾重修。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亦有碑记载着重修的经过。最后一次重修是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但无碑记。解放后，曾于1956年维修，所以直到1966年仍十分完好。文革后又进行了两次大的修葺。法海寺创建时的规模已无考证。只知延祐二年重修规模大体是：“首创法海堂五间，前后六楹七柱，既塑禅迦五土，兼饰观音一堂，金碧灿然，功勋备矣。然后创建云堂、耳室、僧寮，皆砌门窗。……四十间……为当代之宏观。”现在的法海寺，是民国二十三年重修后的规模，占地约十二亩，分前后两院，前院建大雄宝殿，殿前两侧各有高大银杏树一株，相传“先有法海寺的白果树，后有即墨城。”现在的即墨城始建于隋代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法海寺始建于曹魏。白果树若与法海寺同龄，此传说也不无道理。前院两侧各有碑亭一座，东为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记，西为泰定三年《重修法海寺碑》，都记载着法海寺重修经过。
一九八零年七月，在距法海寺院墙外二十米处，于地下1.5米深处挖出一批残缺不全的石造像，计有石像头、肢体、底座等一百余件。石造像大者残高2米，身小者仅二十厘米。从这些石造像的残部来看，仍可看出当时纯熟的雕刻水平。这些造像的面孔有方颐的，也有丰圆的；其表情也各不相同，有的庄重肃穆，有的面带笑容，有的闭目深思，有的和蔼可亲。发?则更是别致多样，有高肉髻、螺髻之分；也有头带花冠、宝缯束发之别。佛像有身穿通肩式袈裟，也有着方领褒衣博带式大衣，下着长裙，裙带作小结。有端坐于莲瓣方座上的，也有双足跣立在束腰圆形莲座上的，均右手前伸，左手下垂，掌心向外，作“施无畏与愿印”。菩萨像上披帛巾，从双肩搭下，内着百褶长裙。有项饰和璎珞，均双足跣立于圆形莲花座上。随同这批石造像出土的还有一件残佛像端坐的长方形底座，座前题铭：“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这就为这批石造像提供了确切可靠的年代。“大齐武平”是南北朝时北齐后主高纬的的年号，武平二年即公元571年，距今已1400多年。据考证，这批石造像可能原来是供奉在法海寺内，后大约在唐武宗“会昌灭法”时，将像破坏又埋入地下的。出土的石造像在地下排列的比较整齐。可以看出，当时是有意埋下，待机再取出修复的。从出土的石像数量之多，也可以看出法海寺在当时规模之宏大。
隋代重建即墨县于今址后，狮莲院、荆沟院和慧炬寺等寺院得以重修，规模更加宏伟，香火日渐旺盛。唐代僧人普丰由四川峨眉山来到崂山，在今王哥庄大桥东修建了大悲阁，祀大悲观世音菩萨。其后又在铁骑山东修了一座分院，名林花庵。再后，又在东台村建了一座分院，名为“普济寺”。崂山巨峰南麓还建有白云庵。明代憨山大师撰写的《万历年重修碑》记有：“白云庵为古刹，至嘉靖间，全真朴一向重起之。”明代黄宗昌《崂山志》载：“白云庵在巨峰南麓，今为玉皇殿。”至宋有迹可考的有位于白云洞西的普庆庵和位于太清湾畔的观音庵。崂山的庙宇，历史上有佛、道两家随其兴衰而交替利用的现象。白云庵即是一例。另外，在今崂山南麓著名的道教活动场所明霞洞外石壁上，明代武举周鲁的一首诗刻也是佐证。诗文为：“白云留住须忘归，名利萦人两俱非。莫笑贫僧茅屋小，万山环翠画中围。”
周鲁为明英宗时即墨把总，可见明英宗时明霞洞为僧人所居。另据明代山东参政陈沂于正德年间游崂山时写的游记中也有：“巉峭攀绝，僧垂木阶下，乃援而升”、“左有佛宇僧庐”的记载。都可证明明霞洞这段时间为佛刹。但明霞洞初创时为道观，史有明据。道教全真派首领邱长春于金大安三年题写的“明霞洞”三字至今仍镌刻在明霞洞洞额上，完好无损。其后于明嘉靖年间，崂山著名道人孙玄清即在此创建了全真道教的支派——金山派，并受到皇帝的召见，敕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其史迹都镌刻在洞外花岗岩石壁上。由此看来，崂山历史上的有些庙宇，很难准确的区分应是道观，还是佛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崂山佛道两教早期的兼容并存关系。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大师，为寻访那罗延窟从五台山来到崂山，在那罗延窟修禅二年。憨山在这里过的是“日眺大荒，空翠湿衣”，“独立高楼”看“无数昏鸦送夕阳”的日子。由于此处狭窄，不易扩建，地角又偏，人迹稀少，不宜传播佛法，便于万历十三年，向南探寻，寻得一处，据憨山自己讲：“今择山之东南极尽处，有一美地名下宫。观其形势，背负鳌山，面吞沧海，两山合抱，中藏一庵，屋宇虽毁，基址犹存，……诚为幽棲之地，鄙人颇惬意于此。”憨山所讲的屋宇虽毁，基址犹存的残庵，乃太清宫前的观音庵。就是这座残庵成了日后在此建造佛刹的依据。憨山大师初到下宫时，“于树下掩片席为居，后土人张大心结庐使安之。”
憨山大师在五台山时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曾与妙峰法师共建无遮道场为皇家“祈嗣”，深得神宗圣慈皇太后宠信。当探知憨山大师在崂山苦修时，感动圣心，“赐金三千为建庵资”。时崂山正闹饥荒，憨山把钱用来赈济了灾民。万历十四年，神宗印大藏经15部，分赐全国名山。太后特赐一部给崂山，因无处放置，又赐钱建海印寺。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海印寺建成，同时，并葺三官庙，以绥黄冠。寺成之后，香火大盛，“教行而人归者众，佛宇僧僚之盛，几埒于五台、普佗”。
德清在原属于道教所有的庙宇遗址上建海印寺，其目的，一是在崂山地区普及佛法，二是实现他三教合一、诸宗并进的思想。他主张：“不立门户，诸宗并进，禅净双修，儒、释、道互补。”他认为：“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这既是对宋、明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概括，又是对中国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的精辟分析。正是儒、释、道三教，以入世、忘世、出世三种方法调节人们心理的平衡，保证封建社会的顺利运行。他的这种宗教革新思想，虽然能被不少人所理解，但实施的地点却找的不合适。他建造海印寺的地点是崂山道教的传统领地，在此建造佛刹，必然要损害道教的利益，引起道人的不满。道徒对德清之控始自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进士出身的耿义兰首告于山东巡抚衙门，状告非但未被获准，反以诬告而被治罪。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耿等上京告御状。其时因神宗与母后不和，嫌其佛事太费，迁怒于德清，将其逮捕入狱，遭严刑拷打，最后以私创寺院罪流放岭南。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降旨“毁寺复宫”。前后费时四、五年，耗资巨万的“海印寺”毁于一旦。敕颁藏经不能毁，全部移放慧炬院。
崂山佛教虽遭此打击，但并未一蹶不振。桂峰、自华、慈沾、善和等著名僧人仍在崂山进行了许多佛事活动。加之当地乡宦士绅的支持，崂山的佛教仍有所发展。据粗略统计，明清两代创建的寺院有20多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清顺治九年创建的华严寺。华严寺原名华严庵，亦称华严禅院，位于崂山东麓那罗延山西南。华严寺几经兴废，历史颇久。远在东晋之前，域外《华严经》上记载：“东海有处名那罗延窟，是菩萨聚居处。”那罗延，梵语为“金刚、坚牢”之意。那罗延窟即为华严寺的开山祖洞。憨山大师就是从《华严经》中知道了“那罗延窟”，由五台山慕名而来到崂山的。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即墨进士黄宗昌辞官还乡，隐居崂山建玉蕊楼，编著《崂山志》，疑此窟为西方哲人演教之所，于是筹资在窟之东北兴建华严庵，未建成即毁于兵火。其子浦江令黄坦继父遗志，助即墨准提庵慈沾法师重建华严庵于现址。自清顺治以来，屡经修葺，迄今仍为当年规模。一九三一年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时赠匾，始称华严寺。华严寺原藏有清雍正年间刊印的“大藏经”一部，还有元代手抄本的《册府元龟》。直到清末民初，华严寺与有着1500年历史的石佛寺、法海寺仍被称为崂山佛教的三大寺院。民国时期，崂山佛教每况愈下，逐渐衰落。
华严寺依山而筑，如拟增加新建筑时，必须开山夷地，故历年只有修葺，未能扩建。1999年，崂山风景区管委会依据华藏世界创意，开始对华严寺重新修复，新建了菩提山门、莲花藏路，并对那罗延窟进行了整修和系统开发。古老的华严寺和久负盛名的那罗延窟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崂山的佛教事业也正在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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