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石门寻根

石门寻根

张士方 温哥华

2001，3，23，写于广州 2005中秋节改于温哥华

笔者按：原稿01年3月下旬曾传真到《广州日报》编辑部，但没得到任何回音。

小时候很羡慕邻居或同学返乡下，因为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能尝到一些好吃的土特产。最令我向往的，就是他们滔滔不绝地向我描述乡村的生活：那里除了有香喷喷的米饭吃（当时我们吃的都是存放多年的三、四级米），还可以在河涌或池塘里跟乡下的孩子们学习游泳、捉鱼、摸虾；一起爬山、上树摘野果、掏鸟窝；和放牛娃在辽阔的田野上骑牛、追逐、嬉戏，那是多么好玩啊！由于自己没这个福气，我常向妈妈抱怨：为什么我们不回乡下，难道我们没有乡下吗？后来才知道，由于我们祖辈在乡下有不少田地，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乡下的亲戚都受到牵连，为避免麻烦，所以我们家极少与乡下的亲戚来往。文化革命后，直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没那么浓时，我才开始回乡下。出国后，我回家乡的次数比在国内时更为频密。每次返国，我都要回一次故乡，看看那里的亲戚、祖屋，还有祖先留下的文化遗迹，以排遣自己在异地滋生的乡愁。

从温哥华回广州已有几周了，这次回来，主要与年迈的双亲和兄弟姐妹共度春节，顺便出版一本自己写的书，同时还要再度回乡下寻根。

经过连续几日的阴雨，终于盼来了风和日丽的天气。前天，我坐上胞弟张彦方的摩托车从广州出发，开始我们的寻根之旅。开了近一小时的车，我们来到了目的地——石门。

“石门位于广州市西北15公里的小北江与流溪河汇合处的石井镇内，它是宋、元两代‘羊城八景’之一。小北江为西江、北江总汇，水量大，流速急，而流经这里时，要横穿西南走向的岩石山岗，河道收窄，石门两岸群山对峙、壁石如门。每当朝阳升起和日落时分，满天霞彩与云蒸雾蔚的江水组成了一幅奇丽的景观。因此，人们称之为‘石门返照’。如今石门已成为广州重要的风景旅游点。”（摘自网页）

石门的历史悠久，传说哪里有口贪泉，人们喝泉水后就会失去廉洁本性，成为贪婪之人。东晋廉官吳隱之出任广州刺史时，路经石门贪泉，不信此说，酌泉而饮，并赋下了流传千古的《酌貪泉賦詩》：

古人云此水，

一歃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

終當不易心。

事实证明，贪泉并没有使吴隐之成为贪官，相反，吴隐之却以清廉节俭名垂青史。

不知在那个年代，石门已立下一块“贪泉”石碑，碑上刻有吴隐之的诗。据乡下的堂兄张誉永说，陶铸先生任中南五省书记时，为了避免这个古碑受到破坏，把它移到广州博物馆五层楼中保存，现在立在那里的石碑只是个仿制品。

其实，石门并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故乡是石井古料，但石门与我们的根有着密们的渊缘，因为那里有我们先曾祖父张寿华留下的石刻题词。张寿华生于1859年，世居石井古料。“……颇有才气，据说清光绪时到北京应试，所写试卷因忘记避皇帝名讳，以致名落孙山，以贡生（考取岁贡第一名）终其身……”。（《弈林野史》徐续*著）1930年，张寿华骑马晨运，因避犬，不幸堕马而亡。古料即现在的庆丰，张寿华在世时，曾组织村民建造荔枝围，并把它命名为“庆丰围”。现在“庆丰”的名字相信是源于“庆丰围”。广州的四叔张镇峰曾经告诉过我们，他们小时候，曾在先祖父张佩侯*常上锁的柜子里，见过有光绪皇帝真迹的物件。为什么张家以前有这些东西，现已无从考究，父亲也从未提过此事。张寿华上京考试的事，也从未听父亲或乡下的亲戚说过。然而，在我们的家谱中，张寿华（十八世）的年谱中有这么一段记录，“光绪十六年庚寅八月，应广东提督学政樊恭煦，科考取录一等一名；越明年辛卯四月，拔补廪生。光绪三年、十年考取岁贡第一名，诰封朝议大夫。”如有机会联系到徐续先生，一定要向他了解先曾祖父上经考试的资料来源。

据乡下的亲戚说，我们的祖宗在家乡有不少田地，父亲张介峥十多岁便离开家乡到广州念中学。之后，大部分的时间，父亲都在广州学习、工作和生活；并在那里和母亲刘素卿一起，养育了我们六兄弟姐妹。我曾经到过几次石门，第一次去石门是和几个死党一起作的“壮举”。那时年纪轻轻，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从广州市区中心的珠江下水，没有任何安全设备，连续不停地在江中游了三四小时，直到石门才上岸休息。当时我还不知道那里有我祖先的遗迹。

明朝以后，不知何故，石门被排除在羊城八景之外，但是“石门返照”仍然以其名气与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可惜今日的石门风光不再，眼前的风景旅游点成了一个无人管治的脏乱之地。靠近江边那块掏空的巨岩，外面上方凿有清代才子宋湘题的‘水月’二字，巨岩里面有不少人私设神坛，各占一方烧香拜佛，当地人把这个岩窟叫作“水月宫”。没有在宫中占得一席地的香客，只好在外面四周露天烧香，搞得“水月宫”一带乌烟瘴气、垃圾成堆，不堪入目。我们好像没看到什么外地观光客，只见几个分散在附近的江湖相士、解签人在地摊上守株待兔；也有的在陌生人旁边徘徊，以三寸不烂之舌兜客，经营着他们的特殊行当。

来到石门，一停下车，兄弟俩便在附近左寻右探。首先，我们发现江边立着一条八角红石柱，柱子上刻着一副楹联的上联，“谁是临渊思结网”。字迹为正楷，题于丁卯年春月（1927年春）。

可惜下联的石柱早已不知去向。后来据父亲张介峥回忆，下联是：非关钓国始垂纶。（2002年初发现此联被收入梁羽生著的《名联观止》里，其资料来自徐续著的《广东名胜记》。）

接着我们在“贪泉”石碑附近的一块大石上看到了张寿华的另一处遗迹——迎宾，这也是小篆石刻，制作日期不详。

“贪泉”石碑正前方有四条断掉的花岗石圆柱，据说原柱上面刻有两副楹联，它们也是我们祖先的遗迹。

我们清楚记得，还有一处“祖迹”，几年前曾在江边的岩壁上见过，可现在就是找不到。一位当地的老人见我们“形迹可疑”，问明情况后，便把我们带到刚才我们曾经驻足的地方。他指着我们面前的那块岩石说：“没错，你们要找的字迹就在这快大石上。”原来石壁上的大字已被满布的青苔遮盖住，如果不是“高人”指点，我们还以为它已被某位雅贼偷走。

为了让“祖迹”重见天日，在没准备工具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地取材，打算用江边的破砖块作“考古工具”，把青苔刮掉。可是“祖迹”位于垂直的两三米高处，没有梯子，“考古工作”不知如何进行。弟弟灵机一动，用他的肩膀作人梯。我双脚踩着他的肩膀，一手抓住石缝上面的野树枝，一手用破砖清刷壁上的青苔。由于平时喜欢冒险，酷爱运动，这个“高难动作”对我来说便不算什么了。

兄弟两人轮番工作，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随时都会掉进几米深的江边上。后来，我在一堆垃圾里找到两块装有对联的长镜框，用来代替人梯。一人扶着镜框，一人站在上面。我们轮流用红砖块把已去掉青苔的字一笔一画填写，“祖迹”终于渐渐现身，先曾祖父张寿华民初刻下的小篆“观渔”二字依稀可见。

可我还嫌它不够清楚，往上面泼了点水，以为可以增加一些光亮度，谁知道弄巧成拙，字迹反而变得更暗。于是我从“水月宫”里找了一些香灰来吸水，希望恢复原状。这次却歪打正着，抹上灰后，字迹变得清晰夺目，古朴诱人。

只修复两个字，我们却连续艰苦工作了两个多小时，脸上的汗水与香灰混在一起，我们都变成了“大花面”。然而，看到游人驻足欣赏我们的“考古杰作”，我们却有着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如果我们的先人泉下有知，相信他们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他们的后代为保护与宣扬先人的遗迹做了该做的事。

为此特写七律一首以作纪念：

寻根

万里归乡寻族迹，

“观渔”隐蔽石门边。

攀岩踏膊摩原作，

刮字涂灰赖破砖。

势险工繁何所惧，

情倾力尽欲求全。

重修篆凿供人赏，

兄弟同心耀祖传。

围观者见我们如此卖力，以为我们是哪来的“考古工作者”，得知我们是在寻找祖宗的遗迹，被我们慎宗追远之心所感动。几个村民告诉我们，附近村庄还有一处“古迹”可能也是我们祖先的遗作。在热心者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一条小涌边，就在埠头的路旁，发现树脚下有一块卧埋地上的石碑，上面从右至左刻着“返照通衢”四个大字。没有落款，不知凿于何年何日，笔者凭直觉估计，它可能是清末民初的遗迹，但不应是我们祖先的，因为从未听家乡的人提起过。弟弟把镜头对准石碑，发现字迹与背景缺乏反差，我们便问村民拿了一枝红粉笔，往字上填上色后才把这个古迹摄入镜头。

临走时，我们三番四次叮嘱村民，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个历史遗物，并要求他们向村领导反映，给予此石碑应有的地位。希望不久的将来，考古学家把它的出处考证出来。

以上是胞弟张彦方从石门拍下的几处历史遗迹，它们是先人用心血留下的文化遗产，希望广州市政府或当地区政府委派专人去考察，让这些历史遗迹得到适当的保护。同时希望广州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治理一下石门一带的脏乱环境，使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胜古迹成为干净整洁、名副其实的风景旅游点。

徐续* 号对庐，1921年生，广东惠州人。曾任澳门《大众报》副总编辑。现为广东省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楹联学会副会长。著有《对庐诗词集》、《苏轼诗选》选注、《岭南古今录》、《广东名胜记》、《黄花冈》、《弈林野史》等。徐续还是著名的诗人兼书法家，“广州诗社”顾问，2004年，他的一首长篇七古《中华魂》在“京都房地产杯”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诗词大赛中一举夺魁。徐老先生应邀赴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热烈的颁奖大会上被誉为当今中华诗人状元。

张佩侯* （1884-1944）笔者先祖父，石井古料人，国学生，曾在广州‘三多轩’和‘博雅斋’鬻书。他酷爱象棋，曾随由黄松轩统率的四人兵团，参加象棋团体赛（每队四对四轮流走子，不得商议）。下面是《弈林野史》（徐续著）有关他的一些描述，“1934年冬，广州市政当局在海珠（公园）举行空防游艺会，……张佩侯是个儒将。……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行楷篆隶，各体兼备。那时广州的名酒家多悬挂名家书法，一景酒家特请张佩侯撰写了一副门联，甚为人们称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