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塞纳河莱蒙湖见闻录

格朗贝岛，大坟岛

格朗贝岛是一个孤悬在圣马洛港外锚地上的小岛，岛上怪石嶙峋，蓬草乱生，唯一的建筑是夏多布里昂的坟墓。1828年9月3日，夏多布里昂写信给圣马洛的市长，请求让给他格朗贝岛东端仅容得下一个棺材的一小块地方。1831年10月27日，圣马洛的市长给他写信：“您希望在海边距您出生地不远处得到一块安息之地，这将由圣马洛人怀着崇敬的心情为您准备好。这工作将伴随着一种悲伤的心情。啊！但愿这坟墓将长时间地空着！但是，世间的一切都将过去，敬意和光荣却会永存。”夏多布里昂满怀着感激之情引述了市长的这封信，他觉得只有一个词是多余的，那就是“光荣”。由于这个岛属于军事工程部门，出让土地的事办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幸亏诗人希波利特德莫尔沃耐多方活动，夏多布里昂才如愿以偿，这已是十一年以后的事了。他在《墓中回忆录》中说：“我选得好，然而并不知道：在布列塔尼方言中，‘贝’的意思是‘坟’。”他果然选得好：格朗贝岛，按照意思，乃是大坟岛，一个人把自己的坟选在了一个叫做“坟”的地方，冥冥中竟有这样奇异的巧合, 听来真让人扼腕，唏嘘不已。
1998年6月29日，我来到了格朗贝岛。

布列塔尼是法国西北部、夹在英法海峡和大西洋之间的一个半岛，按照雨果的说法，“布列塔尼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叛徒。两千年来它的每次叛变都是对的，但这最后一次它却错了”。“这最后一次”指的是发生在半岛南部、濒临大西洋的旺岱地区的贵族叛乱，雨果以其为背景写了著名的小说《九三年》。在法国人看来，布列塔尼人忠诚而固执，渴望独立和自由，极富冒险精神。半岛的北端有一座城市，叫做圣马洛。圣马洛是一个古老的港口，濒临英法海峡，自12世纪起，沿海就筑有高大的围墙，保护着城市，免受海浪和风暴的袭击。每天上下午落潮的时候，在圣马洛和格朗贝岛之间，现出一道细细的陆地，仿佛桥，可以徒步登岛。我那天从巴黎来，到达圣马洛的时候，正值下午三点钟左右，于是乘公共汽车，赶往海滨。我向人打听格朗贝岛，那人看了看表，说：“您来得正好，快要退潮了，您可以徒步登上格朗贝岛。”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登上围墙，等着落潮。我站在围墙上，极目远眺，但见水天相接，一片空阔，几个小岛星列于近海。灰蒙蒙的云，坦荡荡的水，云水之间，成群的海鸥高声尖叫，上下翻飞，午后的阳光从偶尔露出的蓝天中射出，照在海鸥的身上，时而一片白，时而一团黑，白与黑都耀眼炫目。锚地里停着几条大船，像画的一样，纹丝不动。风不大，铁青色的海浪缓缓地朝天边退去，不一会工夫，就在港口和一个海岛之间现出一条细细的通道，那海岛便是格朗贝岛了。我便赶紧从围墙上下来，越过沙滩，踏上这条小路，直奔海岛。岛很小，感觉中和陕西的始皇陵差不多大小，也没有那么多绿色，光秃秃的，到处是裸露的岩石和稀稀疏疏的灌木丛。岛的东端，有一处平地，大概有十平方米的样子，立着一个花岗岩的十字架，那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了。墓不大，很简朴，没有铭文，没有雕饰，只是一块灰白色的花岗岩，雕成园柱形的十字架，有一人多高；周围有十个石墩，中间连接着呈斜十字形的铸铁架，朝向大海的一面敞开着，与汹涌的波涛连为一体，大概象征着墓主扬帆起航或远游或漂泊的命运吧，或者是墓主与风浪搏斗或沉没或胜利的形象？不大的墓在不大的岛上，白天黑夜面对着一片汪洋， 海， 时而平静，时而狂暴，风，时而轻吹，时而怒吼，云，时而轻薄， 时而浓重， 间或有雨雪，或雷电，潮起潮落，潮落潮起，二百年来，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浪花溅在十字架上，让它常年潮湿、冰冷， 带着铁一般的颜色。长眠的夏多布里昂听着这海和风的呼啸吼叫， 可是他不再理会那新旧世界的变化了，他说得对：“明天的景象已与我无关；它呼唤着别的画家：该你们了，先生们。”他忘不了他手中的笔，不过，他不能继续描绘时代的风雨了，他只能在“坟墓的拱顶内里随意涂抹”着涡饰。对他而言，历史到此为止，他的死结束了历史；然而对后人来说，他的文字还在，还发生着影响，可能会使历史的步伐加快、减慢，或者倒退。他说，“喜欢我的回忆录的人，应该记住他们听见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他不愿意“压住这个发自坟墓的遥远的声音”，因为“我更喜欢在棺材里头说话；我的叙述将伴随着那些因发自坟墓而具有某种神圣性的声音”。我望着坟墓，想象着夏多布里昂还活着，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举起“干枯”的手，随意地也许是机械地在拱顶画着不表示任何意义的“涡饰”，我禁不住一股惆怅袭上心头：也许夏多布里昂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明天的景象已与我无关。”？总之，这座朝向大海敞开的简朴至极的坟墓让人想起法国著名画家吉罗岱（1767—1824）所画的夏多布里昂的肖像：一个忧郁阴沉的年轻人，侧身欹在一堵矮墙上，一只手在前，一只手揣在怀里，紧闭着嘴唇，双目平视（唯平视，才表现出主人公的忧郁），望着看不见的远方，蓬松的头发，被强劲的海风吹乱，似乎显示着一种执拗而阴郁的力量。肖像是1809年画的，夏多布里昂当年41岁，正在“狼谷”隐居。画上的夏多布里昂看上去有三十来岁，拿破仑看到这幅画时，说了一句：“他好像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阴谋家。”墓前有几束鲜花，束着雪白的缎带，那是尊敬或崇拜夏多布里昂的人献的。这鲜花白的像雪，红的像血，十分鲜丽，多少冲淡了墓主的寂寞和冷清。然而，夏多布里昂果真感到了寂寞和冷清吗？

墓的对面，在一片山石上，刻着这样几行字：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希望安息在这里，但愿只听见海和风的声音。过往的行人，请尊重他的最后的愿望。果然，游人走到这里，一边望着墓石，一边陷入沉思，说话也放低了声音，仿佛生怕打搅了墓的主人。“瞻仰”一词在这里不合适，瞻者，望也，仰者，脸向上也，而夏多布里昂不希望人们脸向上地望着他，他需要平视，平视可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感情，当然也可以是憎恨或厌恶。然而这一切都是身后的事了，他要做的只是“在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后勇敢地走下去，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恒”。“勇敢”在这里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词，它表明了一种决心和信心：一切人世间的喧嚣都远去了，只留下海的激荡和风的咆哮。这声音陪伴着他，因为他原本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啊。夏多布里昂并不是一个举国上下顶礼膜拜的人物，他的政治活动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然而他的一只笔为他赢得了“魅惑者”的雅号，所以他以作家称而不以政治家称。他的《阿达拉》、《勒内》、《基督教真谛》、《纳切兹人》、《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殉道者》、《美洲游记》、《墓中回忆录》等一系列作品，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后人的聒噪自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伟大的法国作家”一语还是后人加的，“但愿只听见海和风的声音”怕是不能如愿了。我这里去了一趟格朗贝岛，回来就要写一篇游历的文章，发出了一种“海和风的声音”之外的声音，扰人清梦，显然是夏多布里昂不愿听到的，更何况二百年来研究夏多布里昂的书籍和文章更是不知凡几。没有办法，文章总是要写的，只是我没有在他的墓旁说三道四，庶几可以得到他的原谅吧。

回过头去，望见的是圣马洛城，在高高的围墙后边，一片整齐的楼房赫然在目，有两三座高而尖的塔君临其上，想必是教堂了。1768年9月4日，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就出生在那一片房子里。他出生的房子坐落在犹太人街上，那座房子后来改作旅馆，那条街也更名为夏多布里昂街了。如今那座房子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铜牌，上面写着：夏多布里昂街，原名犹太人街，3号，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年9月4日出生在这座房子里。那座房子北面即是围墙，过了围墙就是大海了。夏多布里昂说：“预告秋分的狂风掀起的海浪发出阵阵咆哮，盖住了我的哭叫声：人们常常跟我讲起这个细节；其惨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每当我想象我曾经是什么样子，我就在脑海里看见我出生的那块悬崖、我母亲赋予我生命的那间屋子、其吼声催我第一次入眠的那阵风暴和我那倒霉的哥哥，他给了我一个几乎总是被我拖入不幸之中的名字。苍天好像集合了这种种不同的景象，在我的摇篮里放进一个我的命运的形象。”后来有人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他是夸大其辞，唤来风暴赋予他的出生以某种悲剧色彩，又有人经过确切的考证，说当时确有一股风暴自敦克尔刻起，横扫圣马洛，旬月不止。无论如何，是他周围的人常常跟他“讲起这个细节”。我没有见过海上的风暴，我来圣马洛的那一天风也不大，但是我在圣马洛港的街上徜徉的时候，看到不少画店里都有描绘风暴的作品，那种樯倾楫摧的力量给我很深的印象。同时，1998年正值夏多布里昂逝世150周年，全法国都在举行纪念活动，尤其是布列塔尼，更是推出夏多布里昂年，演戏、音乐会、报告会、研讨会、展览会等等，丰富多采的活动在各个城市里展开，预告各种活动的广告触目皆是。一个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身后的荣耀是无以复加的了，可以说是“备极哀荣”。他说：“荣耀也永远不能给我带来休息和幸福。”生时，他是法国文学的第一人，少年雨果曾立下这样的宏愿：“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死时，他在1848年革命的炮声中，对垮台的七月王朝说了声“干得好”，不过他的声音太微弱了，不会引起什么震动，他太老了。可是死后，荣耀给他带来了“休息和幸福”，令夏多布里昂的预言失算。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明智的民族，她不以政治态度论短长，定褒贬，而是给一切有才能并作出贡献的人以崇高的地位，享受后人的尊敬和爱戴。夏多布里昂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这骄傲不因他是一个王权的拥护者而稍减，尽管现在是共和的时代。像法兰西民族那样给予一个文学大师这样的地位，在世界上怕是不多见的。

那么，他的命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夏多布里昂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他被送到附近农村由农妇喂养，三年以后回到家里，成了一个整天在海边玩耍的野孩子。他8岁的时候，家中失火，这时他的父亲已经买下贡堡的领地，于是举家搬迁，似乎有些中兴的意思。他展转于多尔、莱纳和迪南等地的学校，还曾经到布列斯特等待进入海军学校而不得。他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身为次子，他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只能进入军队或从事神职。作为贵族的子弟，成为保卫国王的军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他18岁就成了军队的一名少尉，并于次年由他的哥哥引见，被介绍给路易十六，并由此混迹于巴黎的沙龙，结识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德封塔纳。他梦想着写诗的成功，崇拜卢梭，并失去了宗教信仰。他是一个贫穷的、默默无闻的外省青年贵族，对1789年的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对革命中的过火行为不能容忍，就于1791年启程去了美国，说是要发现从西北方向前往新大陆的道路。从七月到十二月，他在美国呆了五个月，从巴尔的摩到费城，拜访了华盛顿，然后上溯哈德逊河，观赏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他没有沿俄亥俄河直下到密西西比河，却在《阿达拉》和《美国游记》中不吝笔墨，详细地描绘了密西西比河两岸的风光。有人指责他“撒谎”，于是怀疑他笔下的“真实”。为了替他辩诬，也许我们可以引用瑞士作家拉缪的一句话：“一个人想成为什么，也许比他是什么更重要。”他看到了鸿蒙初开的大自然，他认识了骁勇善战的印第安人，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印象，这使他的笔在法国人面前展示出一种全新的景象：“一切全新：山川，人物，色彩。”他成了一个“魅惑者”，人们甘愿受他的文字的魔力的摆布。1791年12月，他听到路易十六被逮捕的消息，他身上的布列塔尼贵族的灵魂苏醒了，于12月10日匆匆启程回国。这是他初入社会的第一步，他在1811年12月31日回忆他的出世时，在注解中写道：“先于我20天，1768年8月15日，在法国的另一端，另一个岛上，诞生了一个人，他结束了旧社会，他就是拿破仑。”看来，他的野心不小，他居然想到了拿破仑！其实，一个结束了旧社会，一个结束了旧的文学时代，相提并论，似无不可。这一年他43岁，难怪拿破仑对他的肖像有那样的评价。不过，当今的文学家似无这等雄心壮志，竟敢和政治家平起平坐。俱往矣！

夏多布里昂已经长大成人了，然而，他从“小孩子到男子汉”的过程是在贡堡完成的。他从布列斯特回来，有两年半的时间是在贡堡度过的。贡堡是一座古老的城堡，通过继承或婚嫁，它已经有了31位主人，直到1761年5月3日，夏多布里昂的父亲买下了它。我从圣马洛回来的时候，曾经顺路去看过它，可惜过了开放的时间，只能在外面隔着铁栅栏望一会儿。它有四座高而尖的塔楼，其雉堞在黄昏中显得威严而神秘，院子很大，绿草萋萋，数十株高大茂密的橡树支撑着昏暗的天空。年幼的夏多布里昂居住的那个墙角堡，我认不出来，可是我清楚地记得，他把它叫做“我的主塔”。孤零零的一个孩子住在一座阴森可怖的塔里，能不害怕吗？他说：“他们不是竭力让我相信根本就没有鬼，而是强迫我不怕鬼。”结果，“夜里的风只不过成了我遐想的玩具和梦幻的翅膀”。贡堡如今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小镇，可是，二百年前，“贡堡的领地上只有荒原，几座磨房和两座森林”，很难想象一个15岁的少年是怎样在这座古堡中生活的。秋天或冬天的晚上，8点钟开饭，晚饭后，母亲叹着气，坐在一张旧躺椅上，父亲穿着一件白色的大睡袍，戴着一顶挺然而立的白睡帽，在只点着一只蜡烛的空荡荡的大厅中来回踱步，像个幽灵一样不说话，偶尔问那少年和他的姐姐：“你们刚才说什么了？”少年和他的姐姐则吓得要命，一声不吭。一直到10点钟，该睡觉了，他们的耳中只剩下“他那有节奏的脚步声、母亲的叹息声和飒飒的风声”。父亲走了，“魔法解除了；父亲的在场把我们变成了石像，现在我们又活过来了。魔法解除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说起话来都滔滔不绝：刚才的沉默压得我们好苦，现在我们跟它算帐了。”白天，这个少年在田野里“奔跑、跳动、蹦高、跃起、撒欢，直到力尽倒下，心怦怦跳，陶醉于嬉戏和自由”。或者去打猎，“在田野上、沼泽地里、欧石南丛中大步走来走去，荷枪立于荒野，充满力量和孤独之感”，这样，他才感到“随意自在”。他感到了“诗兴的第一口气息”，他遇见了“爱情的幽灵”，他经受了死亡的“诱惑”，他体味着“秋天的快乐”：“树叶脱落仿佛我们的岁月，鲜花凋零仿佛我们的时刻，流云飞逝仿佛我们的幻想，光亮渐暗仿佛我们的智力，太阳变冷仿佛我们的爱情，河流冰封仿佛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和我们的命运有着隐秘的关系”。他孤独，他忧郁，他骚乱，他狂热，有一天，他的姐姐对他说：“你应该描绘这一切。”他的姐姐叫吕西尔，“她的举止，她的声音，她的微笑，她的容貌中，都有一种梦幻的、痛苦的东西”。夏多布里昂说：“吕西尔和我同为无用之人。”只有一个无用的人才能理解另一个无用的人。如果说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的话，那么，贡堡的生活无疑是造就一个忧郁敏感的诗人的摇篮。1791年7月10日，夏多布里昂登上圣皮埃尔号，启程去了美洲。他说：“如果我的著作在我身后幸存，如果我有留名的可能，也许有一天，这部回忆录会指引某个旅游者前来拜访我描绘过的地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旅游者，可惜我来去匆匆，不能进入贡堡，体会一下古堡中的生活。我想，二百多年前，在一个荒凉的古堡中，一个15岁的少年，面对一个沉默而固执的父亲和几个女人，那日子肯定不是很愉快的。然而，对于夏多布里昂来说，贡堡始终是积淀了他无数幸福或悲伤的回忆的地方，世间的一切微小的变化，只要是有意或无意间触动了他的心弦，“贡堡的幻影”就会不断地涌现出来。他写道，1817年7月在蒙布瓦西埃，“一株桦树的最高枝上栖着一只鸫鸟，阵阵啁啾，打断了我的沉思。就在此刻，这种神奇的声音使父亲的领地再现于我的眼前；我忘记了我曾亲眼目睹的种种灾难，突然回到了过去，又看见了那一片常常听见鸫鸟鸣啭的田野”。这一段脍炙人口的描写被评论家誉为普鲁斯特的“小玛德莱娜点心”的先声，“贡堡的幻影”成了夏多布里昂汲取灵感的源泉。

从美洲回来，夏多布里昂结婚了，然后参加了流亡者的军队。行军中，他们来到特莱夫（今名特利尔，是诞生过马克思的德国城市，1815年前曾经属于法国），夏多布里昂“看见了俄亥俄的无名废墟之后又看见了罗马废墟”，他称之为“一大乐趣”。他说：“我在一座罗马的圆形剧场的残垣断壁中重读并修改一段关于森林的描写《阿达拉》的一个片段，这样来准备征服法兰西。”他那个时候就想到以《阿达拉》来征服法兰西，未免太早了，这显然是后来写作回忆录时的口吻。这支四分五裂的队伍在第雍维尔遭到重创，夏多布里昂受了伤，患了病，跌跌撞撞地穿过了比利时。这支小小的部队由贵族组成，虽然说是勤王，但是也没有忘记等级，夏多布里昂不由得感叹道：“系于同一事业、面临同一危险的人们仍然继续着由丑恶的标志表示出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平民百姓，因为他们的牺牲没有搀进任何个人的利益。”他离开了比利时，来到伦敦，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他籍籍无名，又身无分文，只好以翻译和教授法文为生。于是，他“白天翻译，晚上写《革命论》”，日子过得也不无乐趣。他说：“我的贫困和别人的富有、我的无依无靠和别人的熙来攘往之间的对比，使我感到愉快。”他在小城本盖的英国牧师艾福斯先生家里教授法文，先生的独生女儿，15岁的夏洛特爱上了他，可是他不能接受，因为他已结了婚。他的心受到了重创，他说：“在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中，这一次最伤心，最剧烈。”倘若娶了夏洛特，他在人世间的角色就会改变：“隐居于大不列颠某郡，成为一个以打猎为乐的绅士；我的笔下不会写下一行字；我甚至可能忘记我的语言，因为我用英文写，我的头脑中的思想开始用英文形成。”一个法国流亡贵族成为一个英国绅士，对于夏多布里昂来说，这样的前景颇具吸引力。他早就想过“平静的日子”了，他不愿过落在他头上的“动乱的日子”。他问道：“帝国，复辟，分裂，法国的争吵，这一切与我何干？”他怀疑：“我肯定有真正的才能吗？这种才能值得牺牲生活吗？我能超越我的坟墓吗？如果我去了冥间，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变化中，在一个改变了的、忙于别的事情的世界上，还会有一个倾听我的公众吗？我会是一个过时的、为新一代所不理解的人吗？对于倨傲的后世来说，我的思想、感情、甚至风格会是一种无聊的、陈旧的东西吗？我的影子可会像维吉尔那样对但丁说：‘我是诗人，我歌唱！’？”不过，我们得承认，他如果接受夏洛特，他将使英国多了一个默默无闻的绅士，使法国失去一个伟大的作家，的确会使他的国家“蒙受很大损失”，至少会使今天的读者少了许多阅读的乐趣。在流亡英国的期间，夏多布里昂写了两部著作：《革命论》和《基督教真谛》。在第一部著作中，百科全书式的怀疑主义和模糊的宗教惶惑交织在一起，他一旦得知母亲去世，立刻“恍然大悟”，并开始写作第二部著作：“从《革命论》的怀疑主义到《基督教真谛》的确信无疑，不需要花很大力气。”母亲的死使他又回到了童年时的信仰：“我的信仰发自内心：我哭了，我就信了。”

1800年5月，夏多布里昂顶着一个假名字，回到了法国。他又见到了先前的朋友德封塔纳、儒贝尔等人，并结识了拿破仑的弟弟和妹妹，更为重要的是，他能与在流亡中认识的德博蒙夫人重叙友情。女人，或者说沙龙女主人，是革命前的法国的一支重要的幕后力量，足以造成一个人的名气，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声望。夏多布里昂的成名得力于女人不少，其中就有德博蒙夫人和后来的雷卡米夫人。这种使男人成名的力量来自于贵族的“文雅”，但是，夏多布里昂后来回忆说，在革命后的法国，“这种文雅已经不复存在，那是教育的结果，经过运用变成了性格的力量”。1801年4月，他出版了《阿达拉》。《阿达拉》原本是《基督教真谛》一个片段，作为试探气球，夏多布里昂先把它在法国出版了，结果造成了轰动。“帝国时期的文学本属古典派，乃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老太婆，看一眼就让人够够的了，《阿达拉》应运而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作品”。总之，“旧时代排斥它，新时代欢迎它”。夏多布里昂成了名人，出于拿破仑的妹妹的干预，他的名字也从流亡者的名单上被划掉了，但是他“生性孤僻”，总是怀疑自己的才能，他竟能够在“陶醉”之余保持“谦卑”：“我逃避我的地位，我躲避行人，竭力打掉罩在我头上的光环。”接着来的是《基督教真谛》，除了复兴基督教的意图之外，这部著作在文学上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提出了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把“忧郁”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要求文学表现“模糊的思慕之苦”和孤独感。他说：“我是在我们的庙宇的残砖断瓦之间出版《基督教真谛》的。忠实的信徒以为自己获救了：当时人们有一种信仰的需要，渴望着宗教的慰藉，因为这种慰藉已被剥夺有年了。为了克服经受过的诸多对立，需要多少超自然的力量啊！多少被肢解的家庭需要在人类的父亲身边找回失去的孩子啊！多少破碎的心和孤独的灵魂为了治愈呼唤着一只神圣的手啊！人们冲向天主的家，就像传染病流行时冲向医生的家。我们的动乱的牺牲品（有多少种不同的牺牲品啊！）逃向祭坛；溺水者抓住岩石，以图获救。”《基督教真谛》所呼唤的舆论有力地支持了拿破仑的意图，夏多布里昂也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勒内》（《基督教真谛》的一章）所诊断的世纪病的时代特征，开创了以忧郁为灵魂的浪漫派文学，但是，夏多布里昂对诗人和小说家们把痛苦普遍化却感到忧虑：“一群群诗人勒内和散文家勒内已经泛滥成灾：人们听见的尽是些悲哀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除了风和暴雨、对着云和夜倾诉的无名之痛苦，别无其它。没有一个无知的学生从学校里出来不幻想着成为最不幸的人；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在16岁上已经耗尽了生命，自以为饱受自己的天才的折磨；没有一个不在自己的思想的深渊里放纵于模糊不清的激情；没有一个不拍打着自己的苍白而脱发的额头，不用一种不幸让那些目瞪口呆的人吃惊，这种不幸他不知道叫什么，那些人也不知道。”更使夏多布里昂感到忧虑的是，拿破仑终于意识到《基督教真谛》所宣扬的宗教观念与正统的君主专制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一起来了。夏多布里昂骄傲地说：“我喜欢感觉到他的利爪。”终于，他在罗马大使馆任职一年之后辞职了，借口是夏多布里昂夫人的身体欠佳，实际上是拿破仑处决了一位公爵。对于政治来说，文学是一把双刃剑。聪明的政治家理解这一点，所以能趋利避害，一方面借用文学来打造有利于己的舆论，一方面竭力遏制文学本性的发挥，而文学的本性是自由。但是，聪明的政治家只是一时的聪明，当他压制文学的本性的时候，他就开始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因此，1807年秋，夏多布里昂在巴黎西南郊的奥尔内村“买了一栋园丁的房子”，在此隐居起来。夏多布里昂的新住所在一个叫做“狼谷”的地方。

我去过狼谷，时间在去格朗贝岛前不久。狼谷位于巴黎西南11公里处，在罗班松高地的南坡上。在《墓中回忆录》的一开头，夏多布里昂便写道：“……我在距苏镇和夏特耐不远的奥尔内村附近买了一栋园丁的房子，它隐蔽在长满树木的丘陵之间。房子连带的土地不平，且多沙，不过是个野生的果园，尽头有一条小溪和一片栗树林。”如今这里是夏多布里昂协会的所在地，有一个博物馆和一个图书馆，向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提供作家的生平和创作资料。

那一天，我和妻子是乘朋友的车子去的，像是走了许多冤枉路，才找到夏多布里昂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狼谷公园，说是“狼谷”，也许那个时候此地多狼，可是“谷”就不好说了。不过是一片缓缓的坡地，与想象中的“谷地”大不一样。参观博物馆，进门要购票。我那朋友对售票的人说：“您知道吗，我这位朋友可是夏多布里昂的中文译者！”售票的人望着我，问：“果真？”我笑了，点了点头。那人笑着说：“为了向夏多布里昂的译者表示敬意，你们不用买票了！”

房子是1 7 9 3年建成的， 夏多布里昂买下之后， 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 在房子朝向花园的粉红色的墙上打了一个门， 修了一个带三角楣的柱廊，竖起了两根白色女像柱和两根黑色大理石柱，还在园中建了一个圆形的石堡，供读书之用。最奇特的是，从一楼到二楼的前面是一个大厅，楼梯改为左右两条，中间交叉，然后又分开，直抵二楼，与轮船上的舷梯殊无二致。参观者到此不难体会到它的妙处：每日顺着舷梯上下，或低头沉思，或凭栏四望，恍若在大西洋上航行。这大概是性喜旅行的夏多布里昂的用意所在吧。窗户则用木头或花草装饰得光怪陆离，据说是出自夏多布里昂之手。印象中房子是粉色的，在一片绿色中显得十分宁静和安详。

花园很大，沿着斜坡伸展到很远的地方，远处绿树掩映中隐约可见许多房舍，想必是临近的村镇。当年夏多布里昂手植的树木有些依然茂盛。他说：“我爱我的这些树；我把哀歌、十四行诗和颂歌奉献给它们。没有一棵不是我亲手侍弄的，我弄掉根上的虫子和叶子上的毛毛虫；我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就像我自己的孩子；我没有别的家，这就是我的家，我希望死在它们中间。”离房子稍远的地方，林木婆娑，几株高大的橡树覆盖着那座夏多布里昂自建的石堡，夏天时他在里面读书写作。我们去的那一天，正碰上一群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此参观。他们聚在石堡前，听着老师的讲解：“在这座石堡中，夏多布里昂写了《殉道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墓中回忆录》的开头几章也是在这里写的。”看到他们，我不由得想起我们的中学生，他们是否也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参观著名作家的故居呢？

夏多布里昂在狼谷生活了11年，1818年7月，他因经济困难而卖掉了狼谷。他说：“卖掉狼谷我是很痛苦的；我爱我的那些树，从此它们只能在我的回忆中种植和生长了。”这11年中，法国发生了许多事情：1814年3月，拿破仑帝国垮台，第一次王政复辟，百日政变，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败北滑铁卢，第二次王政复辟。1811年是夏多布里昂文学生涯中最耀眼的年头之一，他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在他的入院演说稿中，拿破仑大笔一挥，把对自由的歌颂、对王政的眷恋、对流亡的影射等内容悉数删除，他感到“狮子的爪已经深入身体的各个部分”，他“相信已在腰上感到了它”，从而感到“一种刺激的快乐”。从此，他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成为正统王权的坚定的支持者。1814年4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波拿巴和波旁王室》，认为拿破仑给法国带来了灾难，王政是法国唯一的出路，是“医治法国迫在眉睫的无政府状态的一剂良药”，用路易十八的话说，这本小册子抵得过十万军队的力量。波旁王朝返回的时候，他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的时候，他跟随路易十八流亡，并被任命为临时内政大臣。1816年9月，他发表了《按宪章建立的君主政体》，提出了“君主统治但不管理”的著名原则，并创办了报纸《保守派》，发表一些与当权派不同的言论。1821年，他经过一阵短暂的失宠之后，又重新获得国王的信任，先后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和驻伦敦大使。就在他能够重温旧梦的时候，他害怕了，他现在“害怕感情的波动：时间剥夺了我的青春，使我像那些把胳膊腿留在了战场的士兵一样；我的血要跑的路不那么长了，如此急速地冲进我的心脏，我的这个已然衰老的快乐和痛苦的

器官跳动得仿佛就要破碎”。1822年9月，他在维罗纳会议上力主由法国单独解决西班牙危机，年底，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旋即发动了西班牙战争，然而战争成功后，他却因宫廷的斗争而“垮台”了。他说：“我头脑简单，一切顺诸天性，也因为我一无所图，人家就以为我无所不贪。今天，我已清清楚楚，我的不合群的生活乃一大错误。怎么！您什么也不想当？那就滚吧！一个人蔑视我们所崇拜的东西，他自以为有权侮辱我们的生活的平庸，我们就不要他。”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这一番话确实说得好。1828年9月，他担任驻罗马大使，次年8月，他辞去了大使的职务。这是他最后一次担任公职。七月王朝时期，夏多布里昂仍然忠于波旁王室，曾两次到国外晋见流亡的查理十世。第一次晋见是在布拉格，他写道：“我一步步往上走，城市也在我下面渐渐展开。历史的交织，人的命运，王国的毁灭，福音的意图，纷纷涌上我的记忆，与我的个人命运的回忆混为一体：探索过一座座死去的废墟之后，我又被召去目睹一座座活着的废墟。”他已经断定，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一桩必定失败的事业。然而他不悔，他带着道义感的满足坚定地朝着他的坟墓走去。忠也罢，愚忠也罢，他有着自己的信念。1841年，他结束了《墓中回忆录》的写作，他说：“1841年11月6日，我写下这最后的话，我的窗子开着，朝西对着外国使团的花园：现在是早晨6点钟；我看见苍白的、显得很大的月亮；它正俯身向着残老军人院的尖顶，那尖顶在东方初现的金色阳光中隐约可见：仿佛旧世界正在结束，新世界正在开始。”他决定，这部回忆录将在他死后五十年公诸之于众。1 8 4 4年，他出版了《朗西传》，宣传忏悔与苦修。1846年，他出了车祸，锁骨骨折。从此，夏多布里昂缠绵病榻，终于在1848年7月4日革命的枪声沉寂下来的时候，告别了人世。他并不害怕死亡，因为他写完了《墓中回忆录〉》，他的“纪念碑完成了”，他说：“这对我是很大的宽慰，我觉得有人推我；我在船上订了座位，船老大通知我一会儿就要上船了。”

这就是夏多布里昂的“ 命运的形象”：生于风暴，死于风暴，从一座座死的废墟走向一座座活的废墟。忧郁是他的灵魂，痛苦是他的感情，执拗是他的行动，他之所想和他之所为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他的夸张。人们常常嘲笑他与拿破仑的并列，但是，拿破仑是政治上的寡人，他是文学上的君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到格朗贝岛去看他的坟墓，到圣马洛去看他的出生地，到贡堡去看他度过童年的地方，到狼谷去看他隐居的房子，所怀的感情是尊敬。他在《墓中回忆录》里说：“我可以认为，在我身上，政治家和作家是不相上下的，这不是吹嘘；但是，我认为国务活动的名声分文不值；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加以谈论。……。在我的两种生活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结果。我的文学生涯是圆满的，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自己。我的政治生涯在其成功的途中突然中断，因为它取决于别人。”他是清醒的。我在为《墓中回忆录》（选）所写的序文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并不认为这段话说得多么好，但是我说不出更好的话了，我把它引在下边，希望读者不要认为我是如此的骄傲，竟然引用自己的话：“夏多布里昂说：‘从本性上说，我是个共和派，从理智上说，我是个保王党，从道义上说，我是个波旁派，如果我不能保留正统的君主制，比诸一个不知谁生下的杂种君主制，我更喜欢民主制。’这样的表白无论真实与否，都有其动人之处，所以动人，乃是因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想象力并且付诸行动的人常会面临的窘境。比诸他的爵位，他更愿意成就一个名声；比诸他曾经崇拜的拿破仑，他更倾心于辛辛那提的农夫华盛顿；比诸金钱和地位，他更看重思想的自由和批评的权利。他的本性是独立不羁，是自由，是怀疑，所以他是一个痛苦的诗人。他的理智是光宗耀祖，是传统，是信仰，所以他是一位精神的卫道士。他的道义是尊卑有序，是忠诚，是正统，所以他是一位极端的政治家。然而，本性、理智和道义常常是矛盾的，诗人、卫道士和政治家三者的相遇使他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并且毕生承受着内心冲突的折磨。”夏多布里昂所以能够“勇敢地”走向坟墓，是因为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他身上的矛盾。

我尊敬夏多布里昂，正是因为他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