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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本书从你一个月的大英博物馆行日记中,挑选了十二则;你是依据怎样的原则进行挑选,其他没有选入的是哪些?
陈平原:理由很简单,这大英博物馆,我总共去了12次。日记的其他部分,记录的是游胜迹、逛书店、访名校、进画廊等,没必要收进来。别以为其他部分也写得这么详细,要是那样,我可就成了“日记作家”了。发表出来的日记,是经过修整的,本人并非倚马立就的天才。
记者:你在书中提及参观中国馆时,有外国人询问你三种不同“墓志铭”代表的意义,你以英文不好为托辞,但心里是觉得无法在当下解释明白,就像很多英国人未必喜爱莎翁,但仍以他为文化的一种代表,这似乎也点出了很多文化变成展览,但本国人未必真的理解、喜爱,对这种现象你个人看法是什么?
陈平原:这是两段话,你把它撮合在一起,可谓别出心裁。前一段话,说的是常识得之不易,以及常识之随时代流转。即便是大学教授,术业有专攻,对于很多中国历史文化的“常识”,尚且缺乏真正的了解,更何况一般民众。而就传播“常识”而言,博物馆的功用,很可能在大学讲堂之上。后一段话,感慨“传统的压力”——对于公认的文学经典,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或中国的杜甫,即便你不喜欢,你也不敢承认。这种压力,导致很多人“附庸风雅”。文化教养好的人,喜欢嘲笑那些在博物馆或音乐厅里“煞有介事不懂装懂”的人。可我在看来,文学艺术的发展,需要大批“业余爱好者”的参与。懂得欣赏“风雅”,而且愿意“附庸”,这比“我是流氓我怕谁”要好得多。所以,我不觉得文化上的虚荣心有多么可笑。
记者:你建议读者要如何使用这本书,例如说是行前文化导览?
陈平原:先得说明,此书并非合适的“游览指南”。不是谦虚,我的长处不在这里。如果是导游书,需要面面俱到,介绍馆藏的各式文物,还得负责推荐游览路线等。假如这样的话,大英博物馆有好些出版物,中文的、英文的,初级的、高级的,根本用不着我来写。我希望这么推介本书: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读书人,凭借自己的学养,从文化史而不是博物馆学的角度,阅读、品味、思考这座名扬天下的“知识的海洋”。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努力打破博物馆的封闭性,引入另外两个参照系——作为游览者的我,不仅与博物馆里的万千展品对话,还与此前诸多描述这座博物馆的先贤以及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对话。因此,每则日记的“附记”部分,并非可有可无。
记者:游历过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你对博物馆的展出与管理有什么想法?
陈平原:在我看来,博物馆的工作,收藏、研究、展览三驾马车,必须齐头并进。藏品不丰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道理大家都懂。展览必须推陈出新,要贴近公众趣味,充分调动参观者的好奇心与参与意识,这也没问题。惟独夹在其中间的研究工作,常被忽略。博物馆不是藏宝阁,藏品丰富固然难得,通过精心考辨与巧妙布置,直观地体现当代学术研究水平,更值得推许。常设展没办法老改动,相对来说,专题展更能显示水平。在日本时,看了好多此类展览,像莫奈绘画展、中国古代插图展、“西游记之路”展等,印象很深。除了所费甚钜,还有就是特别用心,看鸣谢部分你就知道,很多著名学者介入其中。博物馆办展览,不能只靠展品的贵重(这当然也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个如何推介的问题,其学术含量高低,应是个重要指标。
记者:这次游逛过程中,你有不少惊喜的发现,比如特别的书籍、资料等等,可否提出一两个最让你惊喜的部分?
陈平原:要说特别的书籍,我最得意的,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找到羊城惠师礼堂同治十年(1871)镌刊的《天路历程土话》,其中的三十幅连续性插图,让我们明白当初广州的读者,颇有将这册“宗教读物”作为“章回小说”来解读的。这样一来,此书成了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英国长篇小说。另外,《地图的故事》《书籍的艺术》两则,纵横捭阖,涉及好多资料,更能显示本人的趣味与学养。至于“惊喜”,不妨举圆形阅览室里是否存在马克思的脚印为例。我不信这流传极广的传说,可必须找到证据。图书馆历经整修,面目一新,还铺了地毯,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人的脚印。好在并非全无答案,那第十号看板间接回答了我们的疑问。上面说,当年马克思常在L、M、N、O、P行就座,因那里靠近参考书架。也就是说,马克思并非像中国人传说的那样,只在一个固定的位子读书写作。我关注的是,这么一个不近情理的传说,已经剥离其意识形态内涵,变成重要的旅游资源。想象海峡两岸的爱书人,拿着各自的旅游指南,到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寻找那并不存在的“马克思的足迹”,也是一件趣事。
记者:你用一个月的时间逛大英博物馆,是否也能给台湾读者建议,如何用一个月最有效益地逛游大英博物馆?
陈平原:千万别一个月都在看大英博物馆,那会被憋死的。除非你是博物馆学专家,否则,从早到晚,整天看,非累死不可。长时间凝视展品,就好像课堂上的密集轰炸,会造成“审美疲劳”的。到最后,你脑子转不动,会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当年朱熹批评人家读书苟简,是这么说的:“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博物馆的好处是藏品丰富,坏处则是藏品太丰富了,让你无所适从。这个时候,除了学会有选择地阅读外,更得调剂好自己的精神。以我的经验,进美术馆和博物馆,一次最好不要超过四个小时。伦敦好玩的地方多着呢,跑去逛逛百货商店,游游名胜古迹,动静结合,互相调剂,这样来阅读博物馆,才有效果,也才有情趣。
记者:相信你在大英国博物馆看见很多中国文物,这种因战争被掠夺的情况很多,很多人在国外博物馆看见中国文物,不免心情上十分复杂。你自己又是怀着怎样的心境来看待这件事?
陈平原:在书中,我谈到了雅典帕台农神殿雕塑。这批由英国埃尔金(Elgin)勋爵于19世纪初从雅典帕台农神殿取下并运回英国的大理石雕塑,是否应该归还希腊,几十年间引起无数争议,并因此吸引了众多普通民众的目光。从道义的角度讲,这批“埃尔金大理石”无疑应该物归原主;可如果英国人死咬住不放,称当初埃尔金勋爵是付了钱的(虽然手段不太光明磊落),与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劫掠艺术品不可同日而语,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作为中国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能否追索在近代以来的历次战争中被侵略军所劫掠的大量文物?这些年不断有学者在调查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像希腊人那样,义正词严地、而且锲而不舍地追索属于我们的文物。虽然在我看来,这一天还相当遥远。而在此之前,只能像你说的那样,在陈列大量中国文物的国外博物馆里,“心情十分复杂”。
记者:你已游历过不少国家的博物馆,虽然你表示最钟爱的是大英博物馆,但你是否有计划,再去别的博物馆以同样方式书写,提供读者能用这种较亲切的文字方式认识博物馆?如果有,你会再选哪个博物馆?为什么?
陈平原:没错,我喜欢逛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但不会带着写作任务去逛,那样多累呀,也太没劲了。我不是博物馆学者,也不是旅行作家,撰写《大英博物馆日记》纯属偶然。就像“后记”里说的,我欣赏《世说新语》里王子猷夜访戴安道那一段:“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平日工作本就够忙的,出门旅行还带上任务,不可思议。不想过分委屈自己,还是适性而行好。平日里上讲台、写论文,不好过于即兴;既然是“学术假期”,那就应该允许乃至鼓励自由发挥。眼下这册小书,以及前些年出版的《阅读日本》,都属于“计划外生产”,乃意气用事的产物。不敢说金盆洗手,日后一定不写此类书籍,但目前确实没这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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