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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阴历4月，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对盘据在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所率领的明军以及摄政王多尔衮所率领的清军在山海关进行了一次决定性战役，史称“山海关之战”。这次战役是以清军的胜利，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终，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由盛趋衰的转折点，同时为满清问鼎北京奠定了基础。 李自成，原名李鸿基，陕西米脂人。幼年家境贫寒，曾给人牧羊，青年时代当过银川驿卒，后参加陕北农民起义，投闯王高迎祥为八队闯将，转战陕、晋、豫、楚等地。崇祯八年（1635），从高迎祥攻克凤阳，烧明皇陵。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牺牲，李自成被推为闯王，转战陕西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崇祯十一年（1638）在潼关作战失利，隐伏于陕西南部的商洛山。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率众由陕南的武关进入河南，时逢河南大旱，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崇祯十四年（1641），攻陷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洛，此后屡败明军。明军的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拥有了河南全部，部众发展到百万。崇祯十六年（1643），攻克湖北的襄阳，成立了新顺政府。后采纳谋士顾君恩的献策，以陕西为根据地，乘胜攻取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是年二月，分兵两路向明朝统治心脏北京进军。李自成亲自率军渡过黄河攻取太原、大同、宣府，入居庸关，一路势如破竹，于三月十八日围困北京，次日进入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代天子明思宗（即崇祯皇帝）走投无路，自缢于煤山。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仍然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威胁，除了南方明政权的残余势力，主要还有盘据在山海关一带的吴三桂集团及东北的满清势力。 吴三桂，字长伯，江苏高邮人，后迁入辽东的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他出身将官家庭，父亲吴襄，曾任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从征，因战功及父荫官都指挥，后提升为总兵，镇守宁远（今辽宁兴城），深受明思宗的倚重。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太原、大同、真定等地，京师岌岌可危，明思宗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命他入卫京师，并起用家居京师的吴襄提督京营。吴三桂接到命令，率部向山海关进发，至三月十六日将驻宁远的五万军队及这一带的难民四十万人迁至关内，分驻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处。吴三桂带领部分兵马勤王，于三月二十日到丰润时，接到北京陷落，明思宗自缢的消息，感到去北京勤王已失去实际意义，为保存实力，又率众退回山海关。 李自成入京后，估计到吴三桂所辖的“关宁劲旅”是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必须认真对付。所以入京的第三天便发出文书召降吴三桂，接着令吴襄写信对吴三桂进行劝降。并派明降将唐通率所部携带白银四万两犒赏吴军。还派将吏携带白银万两，黄金千两赏赐吴三桂，颁赐敕书封吴三桂为侯，以示笼络。吴三桂审时度势，感到他所依附的旧王朝已不复存在，而新王朝对自己又如此重视，归顺新王朝后仍能保持自己的高官厚禄，在金钱与官爵的引诱下，他决定归顺农民军。于是将防守山海关的任务委托给唐通，自己亲赴北京觐见李自成。当他行至玉田县境，正碰上从京城逃出的吴家仆人，告诉他吴襄被拷掠追赃，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特别是陈圆圆被别人强占这一消息，无疑是对吴三桂心理的巨大打击，他愤然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 陈圆圆，苏州名妓，能歌善舞，色艺冠绝一时，后被明思宗所钟爱的田妃之父田弘遇所购，其时田妃已死，田弘遇也开始失势，而吴三桂正被明思宗倚重，崇祯十六年（1643），吴三桂应召觐见，在京逗留，田弘遇企图拉拢吴三桂作靠山，特意在家里设宴招待吴三桂，宴会上让陈圆圆献舞陪酒，吴三桂对陈圆圆一见钟情，田弘遇也顺水推舟，将圆圆许配给了三桂。两人正在热恋中，但军令有期，吴三桂不敢在京城久留，匆匆回到山海关，暂把陈圆圆留在了北京。现在他听到自己心爱的圆圆被掠，十分气愤，怒而返回山海关，向镇守关门的唐通部突然发起袭击，唐通猝不及防，被吴军打败逃回北京，山海关遂为吴三桂占领。接着吴三桂召集本地乡绅开会，作应战的准备。民国《临榆县志》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吴三桂返兵山海关，召邑中绅士与议，诸公以大义劝之，于是南郊阅兵，凡一切筹饷城守事宜，众慨然任之，歃血订盟，遣人东乞王师，又遣人绐贼绥师”。吴三桂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以自己的力量抗击强大的农民军，显然势单力孤，所以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联络满清，一是派人诈降，说服李自成缓期进军。 在满清方面，1643年皇太极病死，他的儿子福临既位。福临年幼，实权掌握在皇太极的九弟多尔衮手里，最初多尔衮企图拉拢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而当崇祯十七年四月初得知大顺军占领北京，明王朝覆亡的消息，便改变策略，扬言要为崇祯复仇，与农民军战斗到底，“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企图藉此机会召降汉族官僚地主，共同对付农民军，夺取全国政权。四月九日，多尔衮与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等，率领满州、蒙古八旗兵员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大举南下，准备由蓟州、密云地区破墙而入。四月十五日行军至阜新附近的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他们向多尔衮交上了信函，信中吴三桂要求多尔衮“速选精兵，直入中协（今喜峰口一带）、西协（今北京市密云一带），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明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袭土以酬，不敢食言。”吴三桂敦请清兵的举动，自然使多尔衮喜出望外。多年来满清政权一直企图打通山海关这条通道，但都没有成功，如今吴三桂竟能“开门揖寇”，自然是多尔衮梦寐以求的事情。多尔衮立即复信，在信中他闭口不谈“合兵”，却趁机向吴三桂进行召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多尔衮对吴三桂的敦请并不完全相信，所以他将杨坤留作人质，然后派其妻弟与郭云龙一起返回山海关以觇虚实。同时也改变了行军路线，直接向山海关进军。 吴三桂在与满清勾结的同时，又派本地乡绅李友松等人到李自成那里诈降，劝说李自成缓期进兵。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决定到山海关平叛。他本来打算派将出征，但因为部下在京城安于享乐，难以调动，所以只好亲自出马。不过李自成这时仍然没有放弃召降吴三桂的想法，临行前他特意带上明思宗的太子朱慈烺及其两个儿子与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作为召降的人资。 李自成率兵六万左右，行至三河与吴三桂派来诈降的李友松、高选等六人相遇。对于吴三桂诈降，请求缓兵的做法李自成虽然狐疑，但仍放缓了行军的时间，由永平至山海关仅有150里，农民军却走了4天。 四月二十日，农民军抵距山海关十余里的西新寨（今七星寨）、红瓦店一带，受到吴三桂骑兵的阻击，这时李自成自知中了吴三桂的缓兵之计，便将扣留在军营中的李友松等五人处死，只有高选身中三矢逃了出来。 李自成为防止吴三桂与满清勾结，派唐通占领一片石，切断吴与满清的联系，以利于对山海关进行夹击。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石河以西沿河布阵，并从几个方面向山海关展开猛攻。 二十一日晨，在山海关以南，从龙王庙（今石河西）至谭家颇罗（今团练部落）农民军对吴三桂的军队进行突袭，但在本地乡勇的配合下，农民军被击退。 是日中午，吴军西北防线被农民军突破，农民军数千渡过石河，由回马寨一带猛攻西罗城。吴军守将一面诈降拖住农民军。一面派人由城东北角绕到农民军背后进行偷袭，并在城上用红衣大炮向农民军猛轰，农民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 北罗城方面，由副总兵冷允登负责防守。农民军猛攻数次均被打退，但他们誓不撤军，英勇顽强继续进攻，一直攻至城下。冷允登拼命堵截，后吴三桂派来援兵才将农民军击退。 在东罗城方面，一支农民军越过长城，向该城展开进攻，守军在乡绅马维熙率领的乡勇援助下，将农民军击退。 经过四月二十一日的战斗双方互有杀伤，吴三桂考虑到守军经过一天的战斗已经疲惫，便自动将石河西的军队撤至石河东岸，等待清军的援助。农民军也撤回营地休整，以利再战。 亲身经历了这次战役的当地文人佘 一元，在他的《述旧事诗》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逾日敌兵至，接战西石河。伪降诱贼帅，游骑连北坡。将令嘱偏裨，尽歼副城阿。遥望各丧胆，逡巡返旧窝。我兵亦退保，竟夜警巡呵。” 诗作真实而概括地记述了一天的战况。 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乞援信后，率军急进，据朝鲜人李肯翊编辑的《燃藜室记述》载：“行五日，欲投宿于连山驿，吴三桂又送将官于九王（即多尔衮），言贼兵已迫，愿促兵来救，九王闻即发行驰进……达夜驰到沙合朝城外，九王留兵少休，翌日又早发到关门外，相距十五里地，一昼夜盖行二百里云，翌日平明驻关外五里地。关门内烟尘涨天，炮声乱动而已。”这是一个亲身经历这次战役的朝鲜人所记，大致情形应是真实的。实际上，满清兵于四月二十二黎明到达距山海关仅三里的威远台（欢喜岭 ），吴三桂便派地方乡绅冯祥聘、吕鸣章、曹时敏、程印古、佘一元五人为代表谒见多尔衮。据民国《临榆县志》所载：“绅衿吕鸣章等五人出见摄政王于威远台，拜毕，命坐，谕云：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等惊慌。语毕，赐茶，免谢，各服马先回。”恰在这时，“忽报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吴三桂感到形势严重，但多尔衮仍按兵不动，吴三桂只得亲自出马，“率诸将十数员，甲卒数百骑”，到威远城谒见多尔衮。他“情词恳切”、“声泪俱下”敦请清兵急速入关参战，多尔衮当场答应了吴的要求，但他考虑到农民军与吴军装束相似，恐有误伤，提议吴军每人用白布缠肩，以相区别。紧接着作了军事部署。 为了消除占据一片石的唐通来自侧翼的威胁，多尔衮立即派兵把唐通的军队击溃，解除了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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