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独自西行（四章）莫高窟

独自西行（四章）

莫高窟：漂泊者的家园

我的手无法触摸秦汉以前羌族同胞那些冰凉的尸体。他们的祖先是中原人，由于在中原的争斗中败落，退居河西走廊，以守猎为生。后来大月氏人又打败了羌族人，乌孙人打败了大月氏人，塞种人打败了乌孙人，匈奴人打败了塞种人，敦煌，走马灯式地换着主人。西汉初年，占领着敦煌的匈奴人更加强盛起来，依仗彪悍，经常派兵骚扰、威胁西汉边庭。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甘示弱，兼用攻防。建元二年（前138年）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进军河西。结果西汉大获全胜，直抵祁连山。其间匈奴发生内讧，浑邪王携众4万余归降汉朝。同年，汉武帝在河西设置了酒泉、武威两郡，并设防、屯垦、移民，着手经营包括敦煌在内的广袤地区。元鼎二年（前115年）汉庭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顺利从乌孙凯旋而归，通向西域的门户从此大开。

远征的将士，往来的商旅，各国的使臣，内地的移民，朝发孤烟起，夕宿落日圆，成群结队，往来不绝。庞大的马队，高大的骆驼，华贵的车辆，载着货物、贡品、经书和粮草，西去东来。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中转站，大本营，各色人等的聚集地，中原和西域文化的交汇处。

汉元鼎六年，汉庭从酒泉、武威两郡析置敦煌、张掖二郡，修筑从令居（今永登）经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的长城和烽燧，设阳关、玉门关。当时的敦煌郡幅员广阔，辖六县，东起渊泉（今玉门市以西），西至龙勒阳关，北达伊吾（今哈密市），南连西羌（今柴达木）。

敦煌建郡之后，成为西汉经营西域的大本营和军事重镇。李广利伐大宛国，获血汗宝马；赵破奴击败姑师国，擒楼兰王，都是以这里为后方供应基地的。东汉时期，敦煌曾一度被匈奴占领，丝绸之路被横断65年，后凉州牧窦固收复失地，班超两出西域，才又光华重开。

至西晋，敦煌已成为西北军政和文化商业要地。永嘉丧乱，西晋灭亡，东晋建立。敦煌历经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政权统治，西凉时第一次成为国都。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河西地区相对稳定，大批中原宿学硕儒夹杂在难民中逃亡河西，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凉洲成为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则是凉洲的文化中心。

隋朝结束西晋以来300余年的分裂局面，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大业五年（公元640年），隋炀帝西巡，在张掖举办了西域27国参加的盛况空前的贸易大会。大唐初期，河西全部归唐所属，设肃、瓜、沙三洲，敦煌为沙洲洲治。敦煌在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贞观十九年，唐玄奘西去印度取经返回，经敦煌而回长安。

使人更为感动的是，“安史之乱”以后，唐从鼎盛走向衰落。兴盛起来的吐蕃王朝乘虚攻陷凉洲、甘洲、肃州等地，沙洲将士百姓浴血奋战，顽强抵抗长达11年，终因得不到支援，弹尽粮绝，不得不以城献藩。饱受了吐蕃贵族70多年的奴役，当地人张议朝乘吐蕃贵族内乱，联络各族群众起义，经过10多年的斗争，全部收复河西、河湟地区，谴表归唐。

自西汉至宋的1000多年间，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的交通大命脉，有过难以想象的昔日辉煌。直到宋代，由于海运开通，才逐渐冷落。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唠唠叨叨讲述这些史实，无非是想探究莫高窟形成的深层原因。

稍微翻一翻那些发黄的历史记载，就不难明白，河西漂泊流离人群的集聚与曾有的间歇的辉煌，是莫高窟产生的表层原因；而漂泊者苦难者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是莫高窟产生的根本原因。

佛教自汉末经西域传入中原，很快与中土文化相融合，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潮。永嘉丧乱之后，中土佛教又同逃难的人群一起传回西域，与西域佛教会合。东西两路的大德高僧在西域各地尤其是北部的文化重镇敦煌，在流离、迁徙、戍边的人群中，讲经说法。饱受离别之苦的西域子民和中原逃难而来的人群，怀着离愁别绪、思归情怀，成群结队拜倒在佛像脚下，从佛教教义中寻找精神皈依。中国现存四大石窟艺术群（龟兹石窟、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云岗石窟）中，西域就有龟兹与敦煌两处，其规模之弘大，气势之辉煌，艺术之高超，无与伦比，令世人惊叹不已。甘肃、新疆小规模的石窟群更是星罗棋布，可见佛教在西域何等流行。开洞凿佛，意味着功德无量，是时代精神生活的需求，直至元朝都还是一种时尚。这一现象，包含着虔诚的宗教精神与流行的浮躁两方面的时代特征。

在来敦煌以前，我一直以为，莫高窟是佛教徒纯粹因为宗教虔诚而创造、奉献的宗教艺术瑰宝。不论是读徐迟关于常书鸿的报告文学还是余秋雨的散文《莫高窟》，我都没能透过他们津津乐道的艺术价值的表层，看到创作这些雕塑、壁画的真实原因，触摸到当时人们活生生的精神需求与魂灵律动。走入西部，走入当时人的心灵之后，才明白莫高窟作为艺术宝库传世，其实是阴差阳错，是古代人满足了现实的精神需求之后留下的副产品，是风干了的宗教生活的躯壳。如果他们当时就有将宗教艺术传之后世千秋不败的想法，决不会亲手毁了前人已有艺术价值的壁画，不分好赖重新绘制。现在，我们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西夏壁画脱落后露出的唐代壁画，铲痕交错，足以证明他们是为了便于重新糊泥而毁了那些色泽鲜艳的壁画，而不可能有别的原因。

明白了这些历史事实，我不能不为当时佛教具备的力量与规模所震撼，不能不为僧侣们的宗教献身精神与信众对于佛教的虔诚所感动。正是当时的这种实际需求，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已经艺术化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