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何清涟女士现代化的陷阱获"长江读书奖"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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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26 | 何清涟女士《现代化的陷阱》获长江读书奖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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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女士《现代化的陷阱》获“长江读书奖”的致词：

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获得“长江读书奖”的读者著作奖，本人深感荣幸。对我来说，今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对于这

一特殊时刻所获的这一荣誉，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我由衷地感谢全国广大读者对我的厚爱，并将把这份

厚爱当作一种真诚的道义鼓励。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那些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种种帮助的朋友们。正是他们真诚

的帮助使我深深感到，在这条研究道路上，我不是孤军奋战。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两位人士，一位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先生，他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一位则是今日中国出版

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先生，当年多家出版社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我的著作抱持观望态度的时候，是

他想办法把这本书送到了刘吉先生的案头。他在这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眼光，，尤其

是那种坚韧的努力，说明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出版者。没有他的艰苦努力，《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可能

今天还不为广大国人所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阐述的不是纯粹的“理论理性”，而只是坚持了时下中国的“常识理性”。作者

借助于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分析解构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它的切

入点是权力市场化这一在中国谁也不能否认的社会现实。正是权力的高度市场化，舍得中国社会转型过

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精英转换的连续性与利益转移的隐蔽性。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利益分配格局

，以及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完全是以权力市场化作为起始点。

十二年前我初到深圳这座城市，就发现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私人利益的满足是以公共利

益受损为前提，而贿赂则是私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必经桥梁。在受贿者看来，别人进贡的钱物只不过是别

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巨大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回馈；在行贿者看来，这些贿赂却是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有待

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与其忍受官员们的百般刁难，还不如花钱买方便。从个别部门看来，贿赂

似乎能提高效率，促成办事速度加快。但从社会宏观层面以及长远效果来看，系统性的腐败却很少能够

产生正面效果。腐败行为促使政府官员在偏瘫少数精英的同时危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腐败在中国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现存体制。从其效果来说，腐败在公共资源

的分配过程中引入了低效和不公平，最终也不能有效地引导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许某些人以牺牲他人

为代价来为自己赚取超量的收益，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破坏。仅仅依靠刑罚手段对腐败分子进行

惩罚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固然可以争取公众对政府的支持，但却无法解决那些引起腐败的内在问题。

一个对反腐败持严肃认真态度的国家，应该深入细致地去研究腐败的各种类型，并对症下药地根除腐败

的内在根源。

让我吃惊的是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腐败的态度。在一个充斥着文盲与半文盲的国度，知识精英们本应承担

起社会批判的重任，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但却有少数学者在不断撰写学术论文，努力论证腐败在现阶段

是促使社会转型“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这种论证不管表面上有着多么漂亮的理论外衣，但却

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常识：贪污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破坏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

，并加重了我国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两个关键性的弱点：一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二

是政府的软政权化，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与法规。此外还有一种对中国问题极不认真的研究态度，其

典型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这一主义的主张将各种令人眩晕的概念、术语堆砌起来，对所谓的“中

国问题”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有立论者为图名图利进行商业化炒作的因素，也有来自对全球化阴影的

恐惧。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究竟是“前现代”的专制造成的不平等与不自

由与过大的贫富差距，还是“现代性”造成的异化、失落与精神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弄清楚解决问题的途径到底何

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即为此而作。

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我有幸地经历了三个时代：文革前、文革以及后文革的改革时期。这三个

时代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无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实际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其实都很不相同

。我认为，这样一个丰富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提供了内涵无限丰富的研究

对象。我所作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受过教育的人们讲

述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用三种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批判：一是技术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立足于

理想主义的基本前提，也不是以光明的未来作为基础。这种批判者一般设身处地地为统治者着想，所提

的对策大都立足于减轻现行统治的罪恶。二是道德批判。这种批判是以“社会应该是怎样的”为前提，

而不是以“社会本来是怎样的”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三是意识形态或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以未来社会

为名，攻击现存的社会，它把一切违背人的良心的不义都归结为现存秩序的本质，同时还规划出一个宏

伟的社会蓝图。这三种批判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具有高贵性，然而也有迷误的地方。每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与一种或两种批判方式的结合。

对于中国来说，整个二十世纪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与苦难，这种民族的苦难，造就了这一百多年中国

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人格。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批判态度相对要

复杂的多，这种复杂源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复杂性。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向中国那样

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感到深深的骄傲，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直到二十世纪，也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

一样遭受如此铭心刻骨的屈辱（这种屈辱不是来自外国或外族而是来自中国的本民族来之于统治者！抄

者加）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日渐边缘化的同时，其精英阶层也一直以“学者兼战士”的

身份出现，承担着社会批判的重任。在这一群体中，一直鼓荡坚韧的道德理想担当，承担着把意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