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我的香港私人游记

从沙坪坝到维多利亚
——我的香港私人游记

壹

公元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凌晨六点钟的样子，我从重庆大学A区九公寓122宿舍的床上爬了下来，点燃了一支卖两块五毛钱一盒的“宏声”牌香烟。

我的宿舍本有四张床，三个人。只是此刻，班里唯一成为职业编剧的小马哥还在北京，而《南国灯会》的导演董昱恍惚地醒了几秒，拖着困乏的声线问我：
“你丫这就要去香港了啊？”
“是啊，八点半的飞机，先飞深圳，再过罗湖关。”
“去了好好耍哈！”
“是啊，去看看古惑仔的故乡。”

六点半的时候，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广电新闻02级的沈世平与我望着羚羊车窗外清冷的巴山夜雨，开始了各自对香港这个地方的心怀鬼胎，就像是要去见一个只视频过几次的女网友。

贰

天上的白云很好，十点多到了深圳。深圳像一个二十七岁的男子，穿白衬衫和黑色板裤，皮鞋不着一尘，笔记本电脑包里装着的，可能是饭盒。

过罗湖口岸，跨过两边布置铁丝网的深圳河，内地人和香港人被分成两个通道行走。办了手续，看见几个香港警察，对讲机扣在肩上，左轮手枪露出黝黑的手柄，不知道哪一个是黑社会的卧底。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社会主义的怀抱，难免有点惶恐，香港的水泥地太硬，踩不出足迹。在这片土地上，从大清帝国钦差大臣林则徐到BEYOND的主唱黄家驹，一直到洪兴社铜锣湾“揸Fit人”的陈浩南，都在我脑海里的Timeline上飞快的闪回，最后定帧在两位老朋友身上，1985年的黎小军同志和李翘同志。

把身上的人民币换了港币，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从罗湖到九龙塘（香港浸会大学所在地）的城际火车上，大部分内地人会亢奋地看着窗外，对一棵树和一只狗都产生兴趣。现在看来陈可辛拍电影还是不太用心，竟然让《甜蜜蜜》里的黎小军同志和李翘同志在火车上睡着了。

到了九龙塘，开始找香港浸会大学的大门，找了很久，发现这的大学没有大门，所谓的大学其实就是散布的几座楼和一个小操场。在后来和香港学生频繁的交流中，当他们炫耀平时用16毫米胶片拍作业时，我就会阿Q式地说我们重庆大学有你们二十个浸会大你信不信？此时一旁的沈世平马上会补充说应该是三十个。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其实是我们不好意思解释什么是SONY150P和大洋3000。

叁

浸会大学主办方的接待工作是很国际化，让我想起在昆明参加2005云之南纪录电影论坛的美好情形。它们有别于内地很多比赛或者论坛除了发奖外其它环节的没心没肺，而是一切以服务作者为核心，以促进交流为要务。记得2005年5月，我在北京遇见重庆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摄影02级的王力来参加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生短片比赛的颁奖典礼，他就自费住在一个北师大旁的破旅馆里，拿了奖便又匆匆回重庆。主办方火车票不报销、住宿不解决、交流不组织、放映不进行，也没有表现出对获奖者应有的尊重，我称之为“四不一没有”。

住宿是在浸会大学的吴多泰博士国际中心，应该算是他们的招待所，三星的样子，双人标准间600多港币。我们在这住宿是免费的，另外还报销了往返的机票，算下来主办方为每个受邀者至少支出三千多港币。听大会主席——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电影电视系系主任卓伯棠博士说，这次比赛预算是七十多万，大概特区政府和浸会大学各出一半。卓博士是这个比赛的缔造者，先后四届都是他全力操持，开辆宝马，戴着眼镜，一个知本家。

肆

接下来的论坛按照日程徐徐展开，七天时间除了最后一天晚上是颁奖典礼之外，排满了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耳边充斥着普通话、粤语、英语。可惜我英语不好粤语更半点不懂，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地在本子上画着坦克。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由某国际发行公司老总主讲的电影发行策略讲座上，一个来自内地的大二学生傻呵呵地问他们是否可以考虑资助和发行内地学生的DV作品，结果台上的老总抱以礼节性的微笑，台下包括我在内的一帮内地“青年DV导演”们自嘲地大笑，而那些台湾、新加坡，以及香港的学生们一脸狐疑地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可笑的。

除了讲座之外，看片会进行了几次，放了十多部这次进入决赛的作品。总的感觉是，新加坡的作品手法上还不太成熟，但充满了特有的灵气。而香港学生的作品很具有大多香港电影的统一特点，规矩而商业。台湾的作品水平比较高，而且类型多样，有很智慧的东西（后来他们在这次比赛里获得了几个最重要的大奖）。内地学生的作品看了几部，内容同质化倾向很严重，有好几部都是校园里不咸不淡没头没脑的爱情，总之目光总是投射在自己二十多岁的生命经验和方圆几公里的校园内。特别让我不舒服的是，有部内地的入围作品完全是把《开往春天的地铁》里照相馆店员高圆圆和聋哑男青年的桥段扒了下来，还有一部纪录片与上次获大奖的王建峰的《家年》基本雷同。当然，这些作品最后都没有获奖，也包括我们的纪录片《路》。

让我震撼的是主办方顺便放的几部国外的学生作品，都是由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俄罗斯莫斯科电影学院等世界电影名校的国际评委们带来的。这些作品的作者同样是大学生，但他们的目光关注的是关于人类、关于社会、关于人性的宏大命题，并通过剧作功底扎实的剧本将这些命题由一个个关于生命个体命运的故事展示出来。他们的电影是蕴涵着普适价值观的，而且直指人的内心，而视听语言的使用则充分体现着以情绪控制为核心的现代电影观念。可以说，以这样的一种水准毕业的学生，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很有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

放映结束的时候，我和沈世平说：“他们哪怕用150P，拍的依然是电影；我们就是用胶片，拍的还是DV。”
他看着我说：“我是学新闻的。”

伍

在香港的时间过的很快，也一一游览了些传说中的地方，比如TVB的电视城、维多利亚湾旁的星光大道，还在洪兴十三妹罩着的兰桂坊寻访到了张国荣生前常光顾的九记牛腩，在旺角和尖沙咀买了很多价格比内地便宜款也比内地新的东西。一直想看看古惑仔是什么样子，于是就蹲在油麻地的街边抽着烟等着看洪兴和东星的人抢地盘，结果觉得路边人看自己的眼神有点怪，原来香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黑社会，而我蹲在街边抽烟的样子也许唤起了市民们对于古惑仔的记忆。

说到黑社会，电影院在上映杜琪峰的《黑社会2：以和为贵》，60多港币的票价在香港能吃三碗小面，放在内地也就是七、八块一张票的样子。而类似的热映电影在我们经常焦点偏虚且最爱在电影演职员表才出来的时候就亮灯的沙坪坝电影院里至少要卖二十五块一张票。

很多重庆人喜欢说重庆和香港的感觉很像，是的。地形上都是高高低低的，但除了地形之外，没有任何像的。

陆

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颁奖典礼，出席的有浸会大学、TVB、英皇、邵氏的高层，还有影评人协会的会长吴思远、导演张婉婷、编剧庄文强，俄罗斯莫斯科电影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波兰电影学院的教授，还有些各种头衔的人士，包括任达华。

世界上的颁奖典礼大多一样，两个不太熟的嘉宾站在台子后面，有一言没一语地开着粤语玩笑，然后没话可说了就说看看有什么片子入围，最后推让一番后一个开信封一个宣布得奖人，接着得奖人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没话说了就匆匆下去，马上全场一黑，串场的文艺节目就精彩上演。比较搞笑的是任达华给最佳纪录片颁奖时说自己其实也一直在做“纪录片”——然后他补充说是“创票房纪录的影片”。

现场放决赛入围片的片段时，我们《路》的主人公惠大爷和龚大叔出现在了大屏幕上。短短十多秒的片段让身处香港的我心又回到了那片贫瘠与厚重的土地，不知道当我身着正装与这些各色人士在资本主义的霓虹灯下喝着香槟时，我们片中那些真实的西北农民是否依旧在无畏地保卫着自己的家园？

最后的结果一一出来，十多个奖项花落各家，总的感觉是台湾和新加坡大获全胜，内地方面上海的学校进步明显，北京电影学院只获了优秀动画片奖，而香港学校虽然成绩惨淡，却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比赛的公正。

后来回了重庆，董昱听说北京电影学院李嘉的剧情片《妈妈》只入围而没有得奖很是感叹，因为这部片子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颇有影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次的比赛很强调“大学生”三个字，在华人的语境里，学生也许就应该只拍点像学生的东西。

柒

公元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八点钟的样子，我留下了坐火车到罗湖的33港币车票钱，把其余的港币都换成了人民币，粉红色纸张上毛主席的笑脸亲切而熟悉。办完过关手续，当我看见人民公安认真地在腆着肚子巡逻时，我意识到我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的怀抱……

我点燃了一支卖二十块港币一盒的“NEXT”牌香烟，打开了重庆大学A区九公寓122宿舍的门，班里唯一成为职业编剧的小马哥依然还在北京，《南国灯会》的导演董昱也依然还在睡觉，他恍惚地醒了几秒，拖着困乏的声线问我：
“回来了？香港咋样啊？”
“就那样呗，还能咋样。”我说。 （文：张珂）

（在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的胶片剪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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