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对日本，我们为什么要“知彼”

我们都知道，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尊崇而变为蔑视。此役之前的日本，对中国尚有畏惧，或也有联中抗欧的想法，而此后，整个日本，几乎举国一致，居高临下看待中国。这套游记中，有一夏目漱石的《满韩游记》。1909年9月2日至10月17日，作者受其年轻时代好友、时任满铁副总裁的中村是公邀请。赴中国东北采访满铁。其报道1909年10月21日至当年12月30日间刊载于朝日新闻，后又结集成书出版。

在这篇游记中，夏目漱石显露其民族主义的侧面，文中的中国人，都是苦力、日本人的佣人，中国人的形象，则以“肮脏”一词概括。“中国房子里固有的一种臭味忽然钻到鼻子里”。他不断抱怨旅馆脏，只要中国人来过，“不管爱干净的日本人怎么打扫，依然很臭”。

读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深深感到清末中国沉沦的景象，同时也感到日人对待国人的轻蔑。作者将中国称为“衰老的大国”，书中那些日本人曾为之倾倒千年的名胜，多已仅剩残垣断壁，而中国人则是无知愚昧，仿佛求生的动物。而在描写洋人及其文物制度时，则笔锋一转，将日本人比作乡巴佬。

18世纪后半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即把中国规定为“长期停滞的国家”，因为18世纪中叶欧洲人获得的中国印象，与500年前马可波罗访华时没有大的变化。而黑格尔干脆把中国规定为“自己无法改变自己”的国家。应该说，正是因为满清政府，已无可救药，才有清末志士前赴后继打倒大清王朝、恢复中华的决死精神。

从这点来看，近代之后，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国家，其近代史都是一部面对西力东渐的“刺激-反应”的历史。但是，在同一条道路上，日本在西化的道路上先走了一步。于是，便居高临下，模仿欧洲列强对东方邻国摆出一副傲慢的嘴脸。这些游记，处处显露出高等文明国家的高等人类，对劣等民族进行一种“文明审判”。
可以说，作为主编，张明杰选取的日本人中国游记，准确反映了明治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从文明观来讲，存在一条笔直的西化路线。福泽谕吉曾号召日本国民“一切以西洋为目标”。他的这种观点，侵润了日本几代人的思维方式。此外，在道德观上，帝国主义的强权逻辑普遍化，为了获取生存空间，日本人一定要殖民海外，甚至要把自己的骨灰埋葬在中国。在这些游记中，经济殖民主义的观点十分突出，各本书中，对欧洲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扩张既有警惕，也对欧洲在华的经济设施赞不绝口。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日本大规模侵华的舆论与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