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京都瑟瑟四月风

开始上班了两天了，原本以为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感到厌烦，偏偏发现自己已很衰弱的身体，却很是享受这种久违了的紧张和忙碌。熟悉的领导、亲切的同事、关爱的亲人，一切的一切，让我感到非常的充盈，非常的愉悦。

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前一周开始，我就“消失”了。这几天，也曾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将此次的北京之行简短的写一篇博文，期间挣扎、反复多次，还是觉得应该顺应自己心，如实的将这些记录下来，这对于今后的我，也是一个警醒。

我是4月18日搭乘动车组进京的。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陪伴年迈的母亲公干和探亲，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一次故地重游，顺便想在手术的一年之后，去北京的大医院找一个专家复诊一下。为此，我早早地做了充分的准备，满怀欣喜地期盼着这次令我憧憬的行程。

动车组并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蛮横的乘客、嘈杂的环境、狭窄的空间，都让我一腔的希翼遭受了最初的迎面打击。在几番交涉和迂回之下，勉强让母亲和我，死死地守住两个并不宽敞的座位，徒然地和漫长的时间、乏味的旅程，做着苦苦的挣扎。好在新买的苹果IPOD里面存储着我一向最喜欢的外文歌曲，稍稍平息了内心因旅途不顺而感到疲倦的心绪。于是乎，在剩余的旅程中，几乎是赖在了座位上，静静地听歌，静静地假寐，养精蓄锐。因为，预料到今后的一切，也会颇为坎坷，不会一帆风顺的。

不幸给我言中了，从火车上一下来，就领教到了北京站设施的陈旧和破损所造成的不便。因为正在维修，加上没有做人性化的处理，所有的背包和行囊，都要靠肩背手提，行李箱下面的滑轮形同虚设，让人徒唤奈何？即便是好不容易出了车站，面对汹涌的人潮，面对“北京欢迎您”的彩色霓虹灯，还是只能放弃幻想，在一群、一群凶悍、强壮的人流中左突右闯，杀开一条“血路”，护卫着母亲，加入到了买地铁车票的漫长队伍中。

北京的地铁是非常奇怪的，除了本地人可以刷卡，无需买票，所以比较简便之外，其他没有卡的人，无论行李有多少，人有多单薄，都需要从仅有的两个窗口中，掏出2元钱，在傲慢和不耐烦的售票员手上，拿取宝贵的地铁车票。自然，无论外面的人潮如何的壮观，你无法奢望会有自动售票机，抑或是人性化的多开几个售票窗口。即便是你赶时间，也只能乖乖地、耐心地排着长队，等待幸运地买到车票的那个时刻。

下地铁站台的时候，同样也是痛苦的。因为同样是没有斜坡用来提行李箱，即便是有，也非常的陡峭和坑洼，让年迈的母亲无所适从，只有看着我拎着所有沉重的行李，吃力地上上下下。哪怕是幸运地上了地铁车厢，也随时能看到穿着劣质西服，满身头皮屑的青壮男子，毫不费力地飞身抢先几步，将立足未稳的母亲挤到一边，强行占有了仅剩的一个座位。而我只能让疲倦的母亲，斜倚在我身上，紧紧抓住把手，勉强支撑着身体，不被强悍的人流卷走。出站的过程，也毋庸多言，无论是走到地面，还是穿越过街天桥，一律没有法子省力，母亲只能满怀歉意地看着我“勇敢”地担负起“搬运工”的角色，缓慢而吃力地在溽热、凄苦的大街上拖着沉重的行李穿行。

终于看到了旅馆的灯光，在办完了烦琐的入住手续，接受了漫长的盘问之后，才松了一口气，顺利地住进了这家经济型连锁饭店。房间虽然不大，但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打扫的很整洁，设施也比较完备，令母亲很是满意。

因为母亲在火车上没有舍得吃20元一份，却又是烂糟糟、油腻腻的盒饭，我更是从早上7点半之后就粒米未进。于是，只有出门找到一家号称24小时营业的粥店，买了一碗最最便宜的白粥。一只小小的碗，照的见人影的薄粥，只装了8分满，却要5元钱。一个凉拌莴笋丝小菜，只是加了一点食盐，滴了两滴油，索价是7元。一个巴掌大的“葱油饼”，被切成了4个小小的扇形，也要价7元。三样加起来，实收了19元。

小心翼翼地拎着这份价值不菲的“豪华晚餐”，让母赶紧趁热吃了下去。母亲吃不完的，我就着小菜，打扫了个干净。

第二天是晴朗的艳阳高照的天气，但是异常地闷热，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烦躁和不安。母亲和我一起打车去了故宫博物院。此时的故宫，正在修缮，三大殿都不能进去参观，售票处也拒绝了我想用导游证免票的请求。不过，对于酷爱历史我而言，能进入故宫，和这个华美、壮丽的宫殿做再一次的近距离接触，本身就够让我感到快乐和痴迷的了。于是，在诺大的宫殿一直转悠到下午5点，工作人员开始清场为止，我们徜徉在这个巨大的宝库中，被它的壮观所陶醉，被它的宏伟所折福。

第三天，果不其然，老天终于变了脸，开始下起了大雨，气温也陡降了近10度。让原本就没有带厚重衣服的我，措手不及。在母亲的坚持之下，穿上了我所能穿的最“厚”的衣服，其实就是一件绣花的衬衫和一个单薄的外套，顶风冒雨去看“鸟巢”和“水立方”。

北京交通的拥堵，让久违的我们好好地领教了它的厉害。所有的道路，都排满了浩荡的车流，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要堵车。红绿灯也没有安装倒计时器，让人只能估摸着时间，在变幻信号的一刹那，飞奔而过。即便是想打一辆出租车代步，在雨天也是一种奢望。凄风苦雨中，我徒劳地抱着双臂，和凛冽的寒风、狂暴的雨点做着抗争。可惜的是，花费巨资修建的奥运场馆并不领情，它们对于我这样“外地人”的光临，采取了回避的政策。场馆的周围，离得远远的，就被围挡给拦在了路边，除非是去观看比赛，买了票的人，其他的人，一律不得进入。母亲在风雨中，低声下气的向检票的小年轻请求着，说自己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又从外地赶来，回一次北京并不容易，希望他能通融一下，让她近距离看看“鸟巢”和“水立方”。得到冷冷的答复就是，别说你70多岁了，昨天一个90多的人，站在这儿，苦苦哀求了半个小时，也是白搭。看着那个“坚守岗位”的年轻人，一时间，脑海中竟然出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荒谬招牌。于是，我愤然转身离去，迅速拦住一辆刚下客出租车，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圆明园。

风雨中的圆明园，尽管游人稀少，但是却显得分外的安详，并没有让我们失望。园中的丁香和海棠，在春雨的滋润下，尽情地绽放着笑靥。烟雨圆明园，颇有些我们江南的景致：宁静、优美、大气，处处呈现出皇家园林的恢宏气派和一种特有的沧桑感。漫步在雨中，尽管身体是冰冷的，鞋袜是潮湿的，但是，印入眼帘的秀丽美景，精致的石雕，所有的断垣残壁，都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着“万园之园”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壮丽，让人震撼，令人警醒，催人思考，让在风雨中战抖的我，觉得不虚此行。回来的公交车上，饥寒交迫的我，竟然哆哆嗦嗦的在座位上昏睡了许久。

接下来的几天，年逾古稀的母亲，不辞辛劳，兴致勃勃地拜访了中学同学、俄专同学和留苏时期的大学同学，还亲自到位于东长安街上的欧美同学会缴纳了会费。分别了几十年的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每一次相聚都是相谈甚欢，意犹未尽。我也抽空去了心仪的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敕建广济寺、首都博物馆、雍和宫，还有最近才对外开放的国子监和孔庙。

广济寺就坐落在车水马龙的西四大街上，偏又闹中取静，是著名的古刹名寺。它初名西刘村寺，创建于宋朝末年，元朝时，西刘村寺改称报恩洪济寺，元朝末年毁于战火。到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村民耕地时，发掘出陶制佛像、供器、石龟及石柱顶等物，才知是古刹遗址。天顺（1457-1464年)初年，山西僧人普慧、圆洪等法师云游至此，在这里募集资金，于废址上重建寺庙。在当时掌管皇帝冠服的尚衣监廖屏的资助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营造了一座庄严佛刹。廖屏还将此事奏闻宪宗皇帝，请赐寺名，宪宗于成化二年(1466年)下诏命名为弘慈广济寺。这以后，广济寺僧人不断进行修复工作，到成化二十年(1484年)才算全部完工，次第建成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大士殿、伽蓝殿、祖师殿、钟鼓楼、斋堂、禅堂、方丈室、僧舍等，巍峨壮观，富丽辉煌。清朝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从清顺治五年(1648年)起，还请玉光律师在寺内开堂传成，历时十三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世祖曾游历广济寺。清朝政府对广济寺十分关注，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但基本保持着明朝重修的布局。清朝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当时，广济寺在京都还拥有几个下院，在北海西面有柏林寺(现为北京图书馆分馆)，德胜门内有莲花寺，后海有广化寺，西直门内有弥勒院，龙须沟有龙泉寺等，盛极一时。今天的广济寺，在佛像的安奉和经典文物的收藏方面，在法器的陈设和寺院的布置与管理方面，都远胜前代。使古老的寺院更加多彩多姿，引人入胜。

现如今的广济寺占地35亩，坐北朝南，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观音殿)和多宝殿，虽然规模并不大，却是我最近去过的仅有的一座不收取门票的寺院。寺中香火鼎盛，流通处还有各类佛教书籍、光盘和佛教用品，品种繁多，价格实惠，就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也都热情有礼，面带微笑，让饱受了几天冷落和白眼的我，感到了由衷的温暖和快乐。也许是天生和佛祖有缘吧，我精心地挑选了几串开过光的菩提持珠、佩珠和挂珠，准备请回家中，好好收藏。

于此大相径庭的是，在相隔仅几百米远的妙应寺白塔，也是一座著名的寺庙。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崇信佛法，迎释迦佛舍利，至元八年(1271)在大都城西南修建了这座大型喇嘛塔。至元十六年(1279)建成后，又在塔前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名“大圣寿万安寺”。

正当我举步要进入好好崇拜的时候，却被告知导游证不能用，免费参观的名额也满了，态度颇为恶劣的看门人，让我赶紧付钱，不然的话，就趁早走人。从小与佛结缘的我，一时间很有些茫然。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供僧众潜心修行的寺庙，也成了渔利的场所。随处可见忙于收钱，推销产品，给人算命的僧人，这难道不是对佛教精神的一种亵渎吗？虽然自认为修行的功力尚不够高深，但是，对于比比皆是的上述盘剥的行为，很是感到不齿和心寒，这样的人和行为，根本就与佛教的教义背道而驰。无需多言，我转身走人。虽然来一次北京不容易，而且已经站在天王殿的台阶旁边，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离去。我的心是坦然的，相比这些急于敛财的所谓出家人，自认为更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修养和气度。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对于这次没能成行的妙应寺之旅，还是感到无怨无悔。

国子监和孔庙相连，都坐落在僻静的小胡同里面。雨后的胡同，清新、洁净，游人很少，让我能很从容的好好欣赏和揣摩。两处在对外开放之前，都做了修整，还配有简捷的中英文介绍，在进入参观的时候，意外的和一群活泼的外国学生相遇，看到他们细心聆听，专心记录的模样，很是为中华博大深厚的文明历史感到自豪和自信。

首都博物馆是我唯一一连去了两次的地方。头一天的下午匆忙的浏览，没有能够让我尽兴，所以接下来的第二天上午，我陪着母亲又一次光临那儿。遗憾的是，自从首都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之后，参观者需要提前5天预约。如果是外地的参观者，不能提前预约的话，也需要出示离京的车票和机票，方能进入参观。试想，谁出门在外，会随身带上车票呢？万一弄丢了，岂不是走不了了吗？第一次我用导游证闯关成功，第二次，虽然带了火车票，还是被告知要去东南角的长椅上登记。穿着长大衣的工作人员，要我们每个人出示身份证，还要一一登记、签名。我记得，貌似只有执行公务的警察、安检等国家公务人员才能有资格检查公民的身份证，敢情首博把来参观的人都当作了嫌疑犯了。我出示了导游证，被拒绝了，一定要我出示身份证，又被我拒绝了。我倒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拒绝我进去参观，正准备和他们理论，倒是身边的母亲掏出了身份证，方被工作人员告知，原本母亲的老年证就可以从大门直接进入的，无需再来排队，结果还是被结结实实地愚弄了一场，事后，也没有看到工作人员有一丝一毫的歉意。经过了这样的一番折腾，让我原本对首博的所有良好印象，都化为了乌有。尽管里面很多的展品，都让我流连忘返，但是，匆匆的看了一下青铜器和书画，就提前出来了。

在著名的天安门广场游览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不方便。诺大的一个广场，没有明显的指示牌，让外地人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是好。国家大剧院更是荒谬，不允许随便进入，除非买了演出的票，经过犹如机场安检那样苛刻的检查后方能被放行。原本也想凑个热闹，进去观赏一下，但是，高额的票价，让人望而却步。面对这样一个耗费了巨资修建的面子工程“巨蛋”，想说爱你，还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