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乌兰巴托的牢笼生活

丝路上的歌者

苏赫巴托广场，夕阳西下，已近黄昏。此时对夏季的蒙古来说，仅仅意味着一天生活的开始。广场周围的酒吧，笙歌渐起，酷爱喝酒的蒙古人，渐入佳境。滑轮少年，吉他歌手，三三两两，聚向苏赫巴托的雕像，准备展示自己的才艺。暴晒褪去后，蒙古人的夜生活即将到来。

我路过广场的时候，李安顺（化名）与黄文徽（化名）双手搭在建筑工地的围墙上，正望着对面喷水池前照相的男女发呆。

他们身后，是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的香格里拉大厦，乌兰巴托未来的五星级酒店。由北京建工集团承建的香格里拉，17层的玻璃面墙，傲视群楼，在广场旁边分外惹眼。钢管与木板围成的高大围墙，将香格里拉与外面世界隔开的同时，也将李安顺与黄文徽与外面的世界生生隔开。

“你们是哪里人？”一句中国话，一支中南海，将二人的话匣轻易打开。

李安顺，安徽郎溪县人，与生在绩溪的胡适可算作老乡。他原来是县城粮食局下属油籽厂的职工，2万块钱买断工龄之后，便随着同是安徽老乡的工头出来做工，到现在为止已有8年。妻子在家中经营小卖铺，女儿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已留在南京工作。

从今年3月算起，李安顺来到乌兰巴托已有半年，每天的工作是在这栋大楼里面看仓库管后勤。大楼的对面，便是熙来攘往那个的苏赫巴托广场，这个国家的行政中心，精神象征。

出乎我的意料，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却不知道广场正中的苏赫巴托塑像是谁。因为他从未涉足那里半步。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谈到这里，老李与老黄便向我倒起了满肚子的苦水。

“我们平时不敢出去吃饭、喝酒，根本没有任何娱乐，连香烟都是有蒙古小贩早晨送到工地上来。”李安顺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激动。

“为什么不敢出去呢？”

“因为醉酒的蒙古人会找我们麻烦，轻则骂街，重则痛打。警察也会检查我们的护照，而我们手里只有复印件，原件都在老板手里。老板让我们平时不要出来，要是我们真的出去有了事情，老板就会说：‘说不让你们出去你们不听，现在出事了吧？’”

这样我想起了此次到蒙古之前朋友的忠告：自己一个人要小心，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要离街上的醉鬼远一点儿。当时听来，并没当回事。到了蒙古以后，接触的中国人越多，才逐渐体会到他们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

蒙古人对中国人的不友好，由来已久。蒙古前华侨协会段会长告诉我，在蒙古的华侨基本上都有过挨打的经历，挨骂更是家常便饭。“在老家过的舒心啊，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在这儿不行，唱之前还要先往周围看一看。”

我在二连浩特的一个朋友也有过亲身经历。前几年他曾在苏赫巴托广场被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当地警察偏袒蒙古人，这跟中国刚好相反，以后没事我再不会去蒙古了，太受气。”

李安顺曾亲眼看到，两个醉酒的蒙古人闯进他们的宿舍，在几百个中国劳工面前楞是将一人打成重伤。

老李愤怒地对我说：“当时我们每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把他们淹死，可老板不让我们还手，说被蒙古警察抓去了要挨揍，还要坐水牢。”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李转过头去问老黄：“到底有没有水牢？他们都说有，谁也没见过。”

更惊险的事情发生在今年7月1日。因为民主党与几个小党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党徒与民众聚集在广场周围示威，随后演变成骚乱，人民革命党大楼被烧毁，警察开枪，当场打死了4名示威者。

这本与中国劳工毫无干系。但是香格里拉大厦恰好夹在苏赫巴托广场与人革党总部之间，而大厦偏偏又由中国人承建。这个交集当然逃不过那些好事之徒的眼睛。

李安顺告诉我，那天有500多名蒙古人将大楼团团围住，正在大楼里面工作的中国劳工有100多人。最危机的时刻，骚乱者已经上到了第7层，中国工人则退到了13层，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当时吓死他妈我了。”老李讲到这里时，脸上的肌肉有些抽搐。

最终，是资方雇佣的保安公司救了他们。“来了两大车保安，不是现在门口这样的老弱病残，是保安公司从全城抽调来的精兵强将。他们拦住了蒙古人，隔出一条路来，我们才得以脱身。”

为了更好地再现老李与老黄的恐惧，在这里我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说话时的场景。当时我是背对着老李老黄，身后是一个带喷水池的小广场，熙来攘往。老李与老黄身子在建工集团的围墙之内，只有头露在外面，正对广场。

当跟我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观察到，他们的双眼就像站岗的田鼠，不停扫视对面人行道上的路人。

“你们看什么呢？”我问到。

“得提防着点儿，随时都可能有石头飞过来。”

“有那么严重么？”

“上次我们一个工友就在这里被一个蒙古小青年给袭击了。”李安顺说。

谈话期间，我不时递上去的中南海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老李同意带我上到大楼里面去看看。进门的时候，门口的蒙古保安本没有过问之意，老李还是特地跑过去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朋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就进不来了。”

5层的宿舍里，用木版隔出的库房就是他们的宿舍。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几张有床垫或者没有床垫的宿舍床板。老李从一个大木箱的深处掏出一包绿茶来给我沏上，边对我说：“这是家乡的茶叶，胡锦涛小时候都喝过。”

在这间逼仄简陋的工棚里，黄文徽给我讲述了另外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他与两名工友一同乘坐电梯，同乘的还有三个蒙古人。电梯行进中，其中一名醉酒蒙古人突然掐住中国工人的脖子，老黄的另一名朋友气不过，就上去拉那个蒙古工人，却不料上来就遭到一拳。

“太他妈受气了。”老黄气愤地说。

一直对我埋怨说没有肉吃的老黄，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身体单薄，骨瘦如柴。同老李一样，他也来自安徽郎溪，家中有十几亩薄田，老婆至今在家务农。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汽车司机，女儿已经嫁人。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岁数还来异国他乡干活儿的时候，老黄无奈地说：“农村儿子结婚就得十几万，不出来挣钱儿子怎么办？”

的确，每月3500元钱的工资，比起家乡的种地生活，已经好上许多，这便是吸引他们继续留下来的根本原因。

下楼的时候，老李又专门跑过去对蒙古保安说：“我带朋友来这里看看，他这就要走了。”老李为了我的安全，执意要求蒙古保安送我出门到苏赫巴托广场。我执拗不过，只得从命。从大楼到广场不到百米的路上，二人将我夹在中间，像看着一个犯人。我注意到老李的眼睛在不停地四处张望，像一只惊恐的羚羊，搞得我这个在乌兰巴托大街上平安游荡了一个星期的人也紧张起来。最终，在老李再三的叮咛下，我们互道离别。

此时，已值华灯初上。苏赫巴托塑像旁，已经聚满了前来玩耍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马路对面的那栋大楼上，一群中国劳工，将他们看成是危险人物，处处提防。蒙古中国大使馆的朋友告诉我，这样的务工人员，在蒙古有2万人左右。

我回过头去，整个香格里拉大楼漆黑一片。老李和老黄，或许正在某个角落里注视着我。城市的灯红酒绿与他们咫尺之遥，他们却像犯人一样将自己囚禁在工地，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花花世界，对于他们，交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没有交集。唯一另他们欣慰的，是每月几千元的收入与妻儿受到汇款后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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