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意大利

中国手工业生产与

文艺复兴发源地

提起意大利，人们最先想到的，必然是文艺复兴。在世界历史上，西方的崛起，正是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际。而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又有最大的贡献，被誉为西方近代文明缘起之母。文艺复兴运动以崭新的面貌、非凡的气势、深刻的内涵、涤荡了欧洲大陆两个世纪之久。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就是，把人——而不是上帝——重新放到了尘世生活的中心。既创造性地继承了基督的思想，又为以后的人权思想打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场伟大的精神运动，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民主。

我从小因为喜欢看历史与文学书，所以青少年时代就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许多故事，在我遭难的岁月中更是从一些政治犯那里得知不少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世界起到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的故事。去意大利目的本来是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与感受。谁知作为一个上海商人参加了一次由浙商组成的考察团，浙商们不是来感受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名都，他们的目光很少投注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名画上，也很少去参观著名的教堂、到水城威尼斯荡舟。他们更关注意大利的同乡们在意经营的情况，他们到意大利也是为了了解意大利商业模式的情况，以作为自己在商海进一步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意大利之行，让我了解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与这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一些渊源关系，不过，这并非指它们之间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创造上有什么关系，而是以中国浙江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对这个以手工业生产闻名于世的国家的经济模式的学习、模仿和因此带给它的冲击。

国外：入侵意大利

我们走访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市，前卫服饰之都米兰。因为组织去的浙江商会与那里的新移民浙江商人有较熟的关系，所以团内不少人都在米兰探望一些生意上的亲朋好友，并向他们了解在米兰生活的情况。据说中国在欧洲的移民有100多万，其中70%是浙江人、最多的是温州人。在意大利正式登记的共有12万8千中国人，没登记的黑户更是未知数。同样在法国巴黎有13万温州人，人们形容那里的温州人多得简直如天上的星星。

中国人大多聚居在意大利的米兰、普拉托等地，从事服装、皮革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在米兰的保罗萨比街一带生活着约2万名中国人，其中一半人是打黑工的非法移民。过去这里的意大利商店有120家，今天只剩下20家，而华人商店却有500多家。因为华人支付现金、不惜出高价，买下了这片曾是传统购物街区的所有商店，他们出价往往高于市价三倍。“中国倒爷”在这里很活跃，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小店主们都来这里采购，最远到欧洲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帮派与黑社会勾结，已形成另一套社会法则，警员也两眼抹黑，成了连法律都管辖不到的地方。原来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关系还保持平衡，中国人来多了，难免良莠不齐。许多来到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中国商人文化有限，一些人根本不想学欧洲的语言，对相关的法律规定等更不关心，华人集中的地方确实比较乱、脏。中国人一般封闭在自己的华人圈子里，被人看成一个沉默的群体，常受欺侮，因为不善于与当地人融合和对话沟通，双方关系不断恶化紧张，对立加深。保罗萨比街居民甚至从窗户挂出桔黄色标语，上面写着： “取缔批发和非法行为！”“抗议中国商人的恶性竞争！”。

在意大利，我们听到不少近年来发生的同胞商人遭难与不幸的新闻：当地警察局查获了一家贩卖Ｇucci、LV及Caroline Herrara等名牌假货的中国工厂，除逮捕了两名负责的中国人外，还没收货品达65万件之多。而在米兰纺织区一家工厂宿舍里，警方拘捕了大约三十位偷渡打黑的员工。那不勒斯港口没收了大批中国商人的集装箱，警方称是非法进口商品；而那不勒斯唐人街又陷入“危机”，华人商店屡遭当地黑社会集团猖獗抢劫，五十多家华人店铺纷纷拉下金属门。罗马海关扣押150万件、价值1500万欧元的假冒品牌，27个中国商人遭指控等等。这些同行不光彩的事情及飞来横祸的灾难让大家心情忧郁，但是从接待我们的意大利官员口中，还是把中国视为欧盟之外的最主要资本来源地，振兴意大利经济的重要国家，他们表示意大利政府欢迎中国商人来投资。

我们从佛罗伦萨到普拉托只有半小时车程，这里是意大利最重要的纺织中心，原有7千家小型和微型企业从事这一行业，4万3千名职工在纺织厂、印染厂、编织厂和服装厂工作。普拉托的旧城墙是中世纪建筑，它仿佛象一个腰带紧紧缠绕着这个小城市。九十年代初期，第一批中国人定居普拉托，他们穿着短裤、趿拉着凉鞋，大多来自浙江。他们用买来的旧缝纫机，在后院、地下室和简陋的住宅里缝制廉价的T恤衫和毛线衣，然后再低价抛售。很多缝衣间逃避了检查，一台缝纫机只要一个插座，拔下插头马上就可以卸下转移了。大陆商人对偷渡进来的同胞从来就是无情盘剥，许多偷渡来的黑工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八个小时，象军营那样密集居住在一起。现在，中国新移民迅速扩充，该市18万人口中，有2000多名中国商人厂主和足足2.5万廉价劳动大军。中国人的房子造在城墙之外，都装饰着红灯笼和霓虹灯标识，上面的汉字让当地人不知所云。当太阳隐没于亚平宁山脉之后，普拉托街上变得空无一人，而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里，厂房沐浴在霓虹灯光之中，中国工人挺直了腰背坐在缝纫机前，默默地苦干到深夜。中国流行歌曲的乐声透过窗户飘出，每一夜都是如此。当地人开始不满新来的邻居吵闹、脏乱差，但心里又敬佩这些玩命的勤奋中国人。看着他们一点点壮大起来，房子大了、汽车有了，周围意大利人的商店、工厂不断变换成中国新主人。那里的街道上走着的几乎都是中国人，他们已经很少有思乡情绪，因为他们已在那里建起了小中国，那里成了欧洲最有活力的中国人聚居区之一，普拉托人将这块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称为“圣·北京”。

欧洲一多半纺织公司都在意大利，因此在新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中，意大利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最大。普拉托曾是意大利纺织业的天下，当第一批中国人提着装满现金的手提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这座城市租借工厂时，意大利人还嘲笑他们。而如今，中国人的数量增加了3倍，他们占据该城1/4的纺织业。华人作坊因为劳动力成本低，生产组织灵活，他们生产出“意大利制造”的服装，而成本却是“中国制造”的水平。为此，当地媒体充斥着有关“黄色入侵”、“低工资竞争”和“中国黑帮”的报导。他们不能容忍中国人恶性倾销式的竞争，说中国人不尊重当地商业的规则，骂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制假、仿假、销假，没有商人道德与诚信。一些普拉托的意大利商人后悔地说：“我们低估了中国商人，当时应该在萌芽状态挤垮他们，今天他们壮大了，成了我们真正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几年来当地商人在中国商人挤压下，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不少厂家倒闭离开，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意大利，光温州籍的华商约7万，他们大多是近20年来通过家庭团聚或偷渡到这里的，他们开餐馆、经营制衣、制皮、制包工厂等。在意大利中餐馆有2600家，只要看到大红灯笼必定是中餐馆与华人商店。中国人的商店装饰都有汉字，含有吉祥、祝福含意，诸如，福、禄、寿、和爱等字样。

看到和听到这些情况，作为中国大陆商人的我，也为自己同胞在意大利的生存拼搏而担忧，作为移民与当地人应该共存、和谐、友好，守法非常重要。在我写这篇稿子时，从报上又看到意大利爆发了华人与警察的武装冲突，事情发生在米兰的唐人街，起因是警察执行公务时随意殴打了华人妇女，海外华人的合法权益已成迫在眉睫的问题。我在国内看到2007年截至12月外交部和驻外领馆全年共处理的领事保护案件已达三万多起，中资机构和企业和华人商店频繁受袭，都涉及到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不可遏制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真应该反思一下。

我认为对于海外华商的遭遇有内在原因：海外华商发展迅速惊人、头脑敏锐，难免树大招风。在外国，华商“蚕食一条街、垄断一个市场”的张扬情况比比皆是。当华商抢走了当地人饭碗、又通过恶性竞争、投机取巧获取利润、制假造假、偷税漏税等等，这些缺乏法律意识的行为往往也是外国政府大规模执法行为的导火线。

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国商人涌向全世界也是必然的，无法阻挡的。但是，我们在批判各国种族主义潮流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怎样减少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阻力，自身是否也可以做些什么呢？比如学习当地语言，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多与当地人接触，不要只关起门来做生意，争取融入社会，更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以争取更多的“文斗”，这包括和平示威，非暴力抗议。但更重要的大概还是通过法律手段和舆论，诉诸法律，争取民心，这恐怕才是上策。

我是八十年代初开始下海经商的，作为一个商人我很清楚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到处存在制假造假风，许多人的原始积累充满残酷与血腥。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温州商人，有段时期温商与制假联在一起，后来温商花很大代价才甩掉这一恶名。但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制假造假的恶习仍改不了，从沿海到内地、从富裕地区到穷乡僻壤、最后到国外，臭名远扬。这种影响已不是几个造假者的事，而是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一个人卖假货，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卖假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局部社会都在制假、卖假，从国内发展到国外，那一定是社会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孔子说：“礼失而求诸于野”，当国家的整体秩序丧失之后，可怕到“草根”（人民）也烂了，社会的草根阶层失去了自尊、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感，将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彻底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是监督机制有问题？或是法制观念有问题？还是国民道德出了问题？历史教训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和十年文革浩劫，毁了大陆人民的信仰、伦理道德、民族脊梁！也是造成大陆人没有诚信与缺乏爱心的结果。

最近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一篇《假表事件引发香港轩然大波》，报导央视记者卧底香港某商店打假。假表事件揭发之初，香港一些媒体不相信香港可能发生假货事件，甚至鼓动要打官司，正视听、恢复形象。但随着真相揭开，开始半信半疑的香港人不由目瞪口呆，怒火中烧，然后集体拍案而起。大家知道香港是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良好的商誉是商界取胜之道，诚信经营是立身之本，“香港”二字已成为了一块含金量极高的金漆招牌、进军世界的“通行证”。据说该商店主已被海关控以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名，最高可被罚款50万元及监禁5年。同一国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效果。

国内：模仿意大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发展特快的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样板省，浙江一直在“克隆”意大利经济模式并且非常成功，人们都把浙江比作“中国的意大利”。浙江省拥有100万家中小企业，产业产品结构与意相似，都是轻型加工业基地，都是众多的专业化产业区。和意大利相比，浙江有服装、纽扣、鞋、打火机、眼镜、工艺品、烟具、鱼钩……等手工业密集型行业，意大利有服装、花边、工艺品、家具、瓷砖、鞋、珠宝、玩具、皮革等手工业。

意大利的专业化产业区是历史上形成的，意大利人口的24%，即1370万人口都生活在产业区内。1951年，占意大利生产15%的产业区只有36万人就业，20年以后，虽然产业区数量几乎没有变，但是就业人数增加到百万以上，当意大利的大企业减员时，产业区的就业人数则持续增长。而浙江的手工业和经商传统，是专业化产业区的基础，它同样吸收了中国内地大量失业的劳务农民工，并不断增长。从现有的数据能够看出，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在全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温州，143个镇中，一镇一品、产值超10亿元的镇有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60%以上；全市有制鞋企业5000多家，相关配套产业产值达150亿元，市场份额占全国20%以上；制笔企业150多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3；打火机260多家，占世界市场70%；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1000多家，国内市场占有率1/3。又如绍兴已成为全国产量最多、设备最先进、专业市场最大的化纤纺织产业集聚区。宁波鄞县服装企业660多家，从业人员4万人，全国服装企业8强中，鄞县占1/4。此外，大唐的袜业、苍南金乡的标牌包装制作业、海宁皮革服装业、永康的五金业……这些产业区的业绩都是举世瞩目的。

众所周知，意大利是世界制鞋王国，全球所有的高档皮鞋和鞋机都由意大利独家垄断。八十年代，杭州一把火烧掉了温州假冒皮鞋伪劣产品之后，不少皮鞋厂老板通过侨居意大利的亲戚朋友，以各种方式进入意大利制鞋业，了解学习著名国际品牌的高档皮鞋生产方法，一些温州皮鞋商还在八十年代中去意大利取经，一呆就几年。他们看到温州皮鞋与意大利皮鞋的巨大差别，认为必须仿造意大利皮鞋，不仅式样、连先进的生产工艺线都引进国内，并聘请意大利人到中国实施先进的管理方式。不久，这些人成功创出了“康奈”“奥康”等世界品牌，但价格却低廉得多，在国际上成了意大利皮鞋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目前温州皮鞋业和服装业在中国乃至亚洲、全世界的崛起，和在意大利的温州商人是分不开的。他们不断将这个鞋业王国和时装王国的最新商业信息传递回国内，两国间的探亲访友也变成借鉴和学习的机会，这才使温州皮鞋和服装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温州人还“克隆”意大利服装业，他们不仅学习意大利，复制意大利，更在“转移”意大利。意大利的“杰尼亚”选择了温州“夏梦”，意大利的“玛佐托”选择了温州“报喜鸟”，“GEOX”选择了“奥康”，意大利的面料之都普拉托甚至选择温州作为友好城市。这至少说明一点，温州服装业的“克隆”是成功的，并对意大利人有不小诱惑力。温州服装商与意大利非常相仿，企业大多为家族制好沟通，最看重传统制造业，两地的服装、鞋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那种世代薪火相传的意识。所以不少人预言：十年之内，温州必成意大利服装的制造基地，而且非其莫属。

改革开放后中国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对外贸易急增，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策略是中国货价廉质高利薄，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低价劳动力，用了不计任何后果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为代价。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因为物美价廉，深受欧洲百姓欢迎，销路也很好。温州生产的打火机的总量占世界市场70%以上，但在欧洲，温州产的打火机出口只能卖到2欧元一只，同样的打火机外国人买回去贴上牌子再拿到欧洲去卖，价格都在20欧元以上。作为全国出口重镇的宁波，从电器、服装到打火机，2004年共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价值120.6亿美元的上百类商品。尽管总量大，但出口产品多为代加工，处于产业链底部的业务，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利润率均低于10%，有的甚至不到5%。再如在苏州由中国企业贴牌生产的芭比娃娃，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10美元，但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却只有2美元，这2美元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用于支付来料费用，最后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国企业所得。

中国的沿海富裕省市在改革开放中不少学意大利的模式，蓬勃发展制造业，而意大利模式是否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呢？在车上，陪伴我们的一位商会同行向我谈起意大利的情况。其实，意大利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扮演着欧洲二流国家的角色。当传统的工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逐渐走向研发、创新等高附加值的经济模式时，它们就将本国的工业转移到其它国家。但是，由于它们掌握了核心技术、品牌，所以产品尽管是由其它国家生产的，而巨大的利润却仍然由这些国家获得。意大利一直以来就扮演了“欧洲工厂”的角色，这不仅使它的经济严重受到外国的制约，而且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代价极大。例如，那些搞研发的国家因为没有多少工厂，它们的生态保护得很好，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呈现出良性循环；但那些搞加工业的国家却不仅使生态遭到不可弥补的破坏，还使其恶性影响深刻地烙在整个经济循环中。同行还告诉我，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据统计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依附度高达64%，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50%，对外开放的产业排名前5位企业大多由外资控制。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启发很大：我国的浙江，它现在确实是全国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得特别好的地区之一。可是，很不幸，它走的恰恰是意大利的老路。这种靠牺牲人们赖以生息的环境来图一时快速发展的短视行为，必将在不久的将来破产。因为今天中国的生态早已没有多少可以给我们透支的了，而生态的崩溃必将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崩溃。特别是中国那巨大的人口基数，灾难到底离我们还有多远？！该清醒了！

旅游：滞留意大利

在离开意大利前往奥地利之前，我们在意大利边境的小城罗维里多（Rovereto）停留耽搁了半天的时间。原因是在佛罗伦萨游览时，我们这个4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旅行团，竟一口气跑掉了五个中国人。我们的导游姓谢，是一个黑黑胖胖的英籍中年香港人，父亲是香港公务员，回归前他随母亲移民到了英国。逃跑一事让他很无奈压力增加，可他又司空见惯地说：地接社今年不知出了多少大陆同胞逃跑的事情，上个月一批浙江人飞机刚下来，还等不到我接团点名单，三个人就从机场滑脚溜了。其实责任不在我身上，这么一个大活人，脚在他身上，要跑时时刻刻都能找到机会，防不胜防。他还告诉我们：意大利的移民过去集中在广东、福建，现在发展到浙江、江苏、东北。浙江新移民以温州地区为主，他们漂洋过海往往是一人带一人、一家带一家、父引子、兄领弟，形成一条移民的世代走廊。

这些偷渡者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在这座边境小城的警察局，谢导被戴上了手铐，并被详细审查手机信息，以确定他是否有当“蛇头”的嫌疑。最后，审查终于过关，我们才得以继续上路。谢导说，意大利警方称他们早已注意到我们这个团，因为团中大部分人为东北人。而最近有不少东北人、浙江温州人等在意大利利用旅游的机会“跳机”，表明当地存在有组织的偷渡团伙。警方称已在意大利查出了从我们这个团“跳机”的中国人行踪，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处罚。谢导说：目前在欧洲大陆有多达300万的非法移民，其中中国大陆人不占少数，他们撑起了欧洲的半边天，那些脏、累、苦的活均是由这些非法移民承担着。与其说是非法移民给欧洲各国增添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如说是欧洲国家在无情地剥削着这支浩大的非法移民大军。实际上，不是非法移民离不开欧洲，而是欧洲离不开非法移民，就象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离不开外来民工一样。

一路上我与谢导很投缘，他问我：现在外国人与海外华人、台商、港商都涌进中国，他们是“看好中国、投资去中国、收益在中国”。但奇怪的是大陆人为什么却在拼命向外跑？甚至愿意做“黑户”？按理说：有权势的人贪了一大把，应该往外跑。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阶级斗争也不搞了，却还是有这么多人不愿生活在中国，拼命想争取拿国外的“绿卡”，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告诉他：事实上偷渡也好，非法滞留也好，过去是为追求自由民主，现在说到底大多还是一个经济问题。谢导说：虽然久居海外，可他仍觉得还是自己的祖国好，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祖国能迅速摆脱贫困，逐步强大起来，成为真正的强国、大国，让几千万生活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华侨扬眉吐气。

我想中国一直梦想成为世界强国，我们在韬光养晦，在努力追赶，在做许多国家都想的“大国梦”。可是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二个条件，物质与精神，只能提供低端廉价产品的国家成不了大国，只有科技领先才能成为大国。我们为全世界拼命制造低端产品创造低货值的同时，也在耗尽资源与环境。这种做法应该改变了，一个强国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崛起过程，它必须有综合实力，经济、物质、军事，其中内部的凝聚力与国家制度的齐全是很重要的。同时强国的发展一定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穷人越来越少。中国应该将“强国梦”植根于公民权利之上，一个人民缺乏尊严的国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