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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从何处升起-----土耳其印象（三） |
| 2011-10-20lvping.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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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的遗产 穿越欧亚跨海大桥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欣赏两岸连绵不绝的旖旎风光，是旅行者在伊斯坦布尔观光行程的重头戏。 从金角湾开出的漂亮游船，推开马尔马拉海浓郁的蔚蓝色海水向北方飘荡。在右前方海边山岗下，可以看到一座白墙红瓦，有两座灰色尖顶的建筑物。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当年就读的有名的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一个法国移居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木材商的后代，一个每每在危急时刻挽狂澜于既倒的伟大历史人物，一个被称作“现代土耳其之父”的人。 1918年11月13日，复员回家的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火车站走下火车，首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55艘协约国战舰扬着战旗驶进马尔马拉海的屈辱场景。大战期间土耳其有60万士兵战死或被俘，200万人受伤，国债高达44，800万金里拉，经济陷于崩溃。 西方列强对战败国奥斯曼残余领土的疯狂瓜分，从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开始急剧加速。一年后，双方签订《色佛尔条约》：土耳其承认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划为法国委任统治地；土耳其在欧洲的大部领土主要由意大利和希腊瓜分；黑海海峡由国际共管；土耳其武装力量被限制在5万人以内；其财政经济接受战胜国的监督。 紧跟着协约国的舰队，1919年2月8日，法国将军德斯佩雷模仿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进入该城的样子，骑着白马进城，宣示着500年后基督教文明对对这个城市的统治已经恢复。1919年5月15日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并朝安纳托利亚内地进军，劫掠村庄，屠杀土耳其居民。意大利军队占领了马尔马里斯、安塔利亚和布尔杜尔。 风雨飘摇，山河破碎，首先站出来反抗外敌，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就是原帝国陆军的优秀将领凯末尔将军。 他戎马一生，从上尉一直晋升到元帅。1915年4月，加里波利之战，他指挥的土军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新西兰军队的登陆进攻。1916年8月，因保卫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 由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回应是，重新召集战败后士气低落、残余不整的军队与优势的亚美尼亚、希腊和法国军队作战。他对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我发誓：在恢复土耳其人民的尊严之前，我绝不屈服，绝不后退！” 经过诸如伊涅纽战役等一连串的胜利，凯末尔和他的战友们以弱旅驱逐强敌，完成了他军旅生涯的新奇迹。1923年7月，土耳其和英、法、意、希腊签订了《洛桑条约》。欧洲主要国家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 从独立战争胜利那一天起，将军凯末尔就马不停蹄地转变为政治改革家凯末尔。 他告诫那些欢呼胜利，认为已经大功告成的同事们----“他们认为这就是结局，认为我达到了目的，但这不是结局，仅仅是开始，只有现在，我们的事业才真正开始了。” 他警告那些反抗现代思潮的人：“你们若要顽固地带着另一个时代的旧习，就会成为社会的弃民。我们不但要维持我们固有的一切，同时更要学习如何从西方获取一个进化民族不可或缺的东西。”“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的口号简明扼要-----西方化，世俗化。他的纲领具体表现为人民共和党党党徽上的“六个箭头”---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良主义。旨在使土耳其成为一个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以实现自给自足。 以他为主要领导人的大国民议会在1922年废除延续了6个世纪的奥斯曼苏丹制度。1923年10月，又通过修正案，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凯末尔全票当选第一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后来又担任了人民共和党主席。。 这是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挟军事胜利的余威与一党专制的动员能力，强人凯末尔几乎是旋风一样在的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继承人----土耳其共和国各个领域开展全方位改革。政治改革、法制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经济改革、妇女解放、社会与民俗改革，在十几年时间里取得令世人惊讶的成果。 实行政教分离，大力清除各种宗教弊端，废除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1924年，延续了将近1300年的哈里发制度被废除，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被驱逐出土耳其 他前无古人地在伊斯兰文明地域第一次建立了世俗共和国，为大批伊斯兰教国家走向现代化开了先河。在他的改革中，“真主分两次被别的东西所代替：作为主权的泉源，被人民所代替。作为崇奉的目标，被民族所代替。” 令后人感叹不已的是他领导并亲自操作的文字改革。中国是在清末民初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而为了与传统决裂，土耳其更进一步，干脆用罗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这是“凯末尔革命” 中破釜沉舟、不留退路的一项政策。十几年后，新一代的土耳其人就再也看不懂奥斯曼时期的文书了，奥斯曼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就是象形文字时期的埃及!在巡视全国时，他也随身带着黑板，每到一处就教人识读新字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首席教师”。 他在社会生活方面，提倡穿西服，吃西餐，改用欧洲的历法、计时等，尽可能模仿西方的方式，被后人评价为为了推行改革表现出仓促和无情。他甚至用彼得大帝式野蛮来制服奥斯曼传统的野蛮。对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又称费兹帽的禁止，很有点满清入主中原时留发不留头的味道。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圆柱形红色礼拜帽是神圣的宗教和帝国的象征。1925年，凯末尔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改戴欧式礼帽。但这一禁令受到广泛抵制，阻力巨大。随后政府规定戴土耳其礼拜帽有罪。此举引起强烈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公开抗议和骚乱，但均被凯末尔镇压，有些人被处以绞刑。经过凯末尔政府的强制推行，大多数民众开始接受欧式礼帽。 我们也有一位国父，但推翻帝制后不久就逝去。而凯末尔是在驱逐外敌、统一国家、推翻帝制、分离政教、力行法治、重整军事、发展经济、革新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建立了前人难以逾越的巨大功绩。以“世俗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使一度濒于灭亡的“欧洲病夫”走上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看似暴风骤雨、迅雷闪电，实际上是潜行已久，厚积薄发。奥斯曼的遗产造就了凯末尔。凯末尔的遗产又奠定了现代土耳其最基本的发展方向。三级火箭腾飞，各有各的历史使命。 无需用更多的文字去回顾90年前在土耳其第一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激进改革。需要的是深思，为什么这种狂飙突进式的文明质变与制度更新难以在内外大环境似乎相似或相同的近代中国发生。 或许，奥斯曼帝国历时200年的垒土式渐进改革积淀，使后继者的整体性变革有了更高的历史起点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或许，北抵欧陆、南接中东、西近北非、东通中亚的地理优势使土耳其的西化有了更低廉的学习成本？ 或许，一个大的前工业文明共同体的整体性崩盘，才能使新制度得以脱颖而出？ 或许，奥斯曼—土耳其文明从草创时期就具备的开放包容性，才使得新领导人可以顺利前行？ 或许，他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五百年必有圣人出，根本无法复制？ 我们无从判定，我们愿意求证。 |
| 转自:http://www.lvping.com/showjournal-d258-r1336212-journals.html187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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