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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作者:李兴华
【作者简介】:李兴华(1938-)，男，河北内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回族研究 》 200401 p65～74
况西则天房，中天而立；东则京师，冠世为都。此寺颓则难为教，此教衰则难为冠。
――牛街清真寺碑语
在中国有伊斯兰教的名城名镇中，论重要性，还没有哪一个能超过北京。所以对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的研究，首选北京，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
1.元代以来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鉴于北京自元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全中国的国都；也鉴于伊斯兰教自元以来就开始遍及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所以北京伊斯兰教在全国伊斯兰教中为冠的地位，从元代起就奠定下来了。
在元代，北京是多种来源的穆斯林的云集、落籍或中转之地。在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国号加“大”字始于元）前8年，也即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1263年）的户口统计中，中都（即后来的元大都）就“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1]。在元代，有众多的穆斯林名人，如牙老瓦赤、赛典赤赡思丁、阿合马、倒刺沙、扎马刺丁、也黑迭儿丁、高克恭、赡思等，主要或曾经在北京活动。在元代，中央政府曾在北京设立管理全国穆斯林事务并有司属的专门机构“回回掌教哈的所”。在元代，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的报道，元朝皇帝还在北京任命了一个“全国穆斯林的首领，并以刷德尔知汗称呼他”（注：伊本白图泰游记[M].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561.刷德尔系波斯文译音，意为大掌教；知汗，意为天下。）。在元代，北京还是回回司天台、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上都亦设）等与穆斯林有关的机构的所在地，并藏有与穆斯林文化有关的不少书籍。
到明代，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起，北京的伊斯兰教又逐渐恢复了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地位。这之中包括许多穆斯林随燕王扫北而来，成为北京穆斯林的一个主要来源；包括法明、普寿、礼拜、清真四大官寺的敕名；包括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穆斯林文职、武职、内廷、世袭掌教四大阶层的形成。另外，明代北京也是藏有伊斯兰教典籍较多的城市。胡登洲在燕市从一教中老妪筐中得见伊斯兰教经典一册，刘智在京师得吴氏藏经数十册，皆是证明。
进入清代，北京伊斯兰教的中心地位较明代有明显提升。表现之一是一定数量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开始走上北京伊斯兰教的舞台，清廷又在他们定居的西长安街回回营敕建了礼拜寺，并题写了碑记。表现之二是清廷有意识地将北京伊斯兰教作为向全国伊斯兰教警示的窗口，或用北京伊斯兰教中发生的事件晓喻全国，或就地方发生的事件在北京作出反应，正所谓“敲京钟以警天下”。表现之三是北京伊斯兰教在清的大部分时间内，名副其实地在学术文化的角度也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这从王岱舆、马注、刘智、金天柱、舍蕴善、王宽、杨仲明等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在京的学术活动可以看出。
到了民国年间，北京虽并不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北京的穆斯林，包括在北京活动过的穆斯林，却忍辱负重，历经艰难，在振兴教育、振兴文化、爱国爱教、与时俱进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走在了全国各城市的前列，仍不失为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是中国各民族穆斯林的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所在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有全国性伊斯兰教高等专业学校――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杂志。这三大基本点连同北京700余年以来一贯下来的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传统，使北京伊斯兰教仍继续处于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位置。
2.世界各国各地区观察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自元代起，外部世界就开始把北京伊斯兰教看作观察和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13世纪末成稿的《马可波罗游记》，1356年书写完毕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亚穆斯林学者阿里阿克巴尔于1516年著的《中国纪行》，1910年首次在伦敦出版的英人布鲁姆霍尔的《清真教》，1911年正式出版的法多隆考察团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等，都有关于北京伊斯兰教的内容，尤其是《中国纪行》，可说是真正以北京为观察中国伊斯兰教的重心。不过北京伊斯兰教真正向全世界敞开窗口却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世界各国对北京伊斯兰教的观察，大多并不限于宗教本身，而是多有以此透视中国政府宗教民族政策，以及中国社会安全稳定形势的意味。二是对世界各国对北京伊斯兰教的观察，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应抱欢迎重视但应采用分析的态度。
3.北京的四大宗教之一
北京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一应俱全，且都有广泛重大影响的城市。今天这四大宗教的全国性宗教团体都设在北京。伊斯兰教则以持续历史较长（如基督教是时断时续）、分布较广（各城区郊区都有）、民族性特别明显著称。
二、伊斯兰教的传入北京
像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是一个难点问题一样，伊斯兰教何时传入北京也是一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二：一是北宋至道二年或辽统和十四年即公元996年说，一是所谓的元初说。前者为介绍北京伊斯兰教历史，特别是牛街礼拜寺始建历史的大多数出版物，如《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伊斯兰教辞典》等所主张，主要是根据俗称“白匾”的《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后者为姜立勋等著《北京的宗教》一书所提出，主要是通过对前说的一系列订误和认为历史上将蒙古军1215年攻克金中都到1271年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这半个世纪“亦视为元，归入元初”，故持“今北京地区之有伊斯兰教”“实始于元初”之说[2]。依笔者看，北宋至道二年说确系对“白匾”的误读。因“白匾”并未明言筛海革哇默定“入觐中国”是入觐北宋之东京（今开封），还是入觐上京、中京、西京或南京（今北京）。从“北宋至道二年”年号看，倒更像是入觐宋之东京，而不像是辽之南京。另从“白匾”所述革哇默定及其三子的经历来看，是经历了革哇默定入觐中国→感异梦生下3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被授为清真寺掌教从而留居东士→这两个儿子知燕京为兴隆之地遂请颁敕建寺→于是分别建寺于燕京之东郭与南郊这样一个过程的。这样，即使按“白匾”，北京建寺或有伊斯兰教的时间，也起码要在公元996年之后的二三十年，即11世纪二三十年代。况且，“白匾”本身又有一个先有旧有碑文，后经明崇祯三年（1630年）重修，最后又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增补重修的过程。这之中，是否有改动，也是颇有疑问的。反正这之后北京马甸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京都德胜门外马店礼拜寺碑记》就有“至宋真宗（998-1022年）时，有筛海那速鲁丁撒阿都的，始奉诏建礼拜寺于燕京”这样不完全同于“白匾”的说法，何况以前呢？更重要的是，“白匾”所述，基本上是一种传说。和宛葛思传说一样，在暂没有确切材料的情况下，这种传说只能“权作”伊斯兰教传入某地的时间，而不能认作伊斯兰教传入某地的确切时间。可《北京的宗教》一书所持的说法，也难以使人满意。首先将蒙古军攻克金中都到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这半个多世纪称作“元初”，不像是中国历史分期的公认方法。其次也不大符合伊斯兰教在辽时已在归化州（今河北宣化）、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时已在西南路招讨司（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咸平府（今辽宁开原）等今北京附近有所传播（注：详见《辽史属国表》、《辽史地理志》、《金史粘割韩奴传》、《河北宣化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8期）等资料。
《中国纪行》张至善编译本第46页所说的“中国皇帝在汗八里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可能指的就是这种官寺。），而今北京辽金时乃松漠以至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进行商业交换的枢纽这两个最基本的现实。
鉴于第一种说法基于可能有所改动的传说，第二种说法又有些不大符合伊斯兰教在我国北方传播的实际而有些时间偏晚，故我们想采用一种时间跨度较大、给进一步研究留有较大空间、也适当包容两说的新说法，即将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先圈在11世纪初到13世纪初这200年内。这样，这个跨度较大时期的上限则采用“白匾”，下限则采用《北京的宗教》一书，中间部分则利于进一步研究，并寄一点希望给今后的考古发掘。
三、北京的清真寺
北京伊斯兰教为全国伊斯兰教之冠地位的表现之一就是清真寺。可北京的清真寺既不是以数量之多或历史最古为冠，也不是以规模最大或建筑面积最广为冠。那么是冠在哪些方面呢？一冠在明时有4座“官寺”并都有明代皇上题名。
所谓官寺，即拥有礼部所发札副、冠带，从而掌教者冠带荣身、住持是寺，以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享有一切差徭概在蠲免之列特权的清真寺。其中一部分系奉敕修建重修或由皇上题名。根据现有材料，明代应天府（南京）、西安府（长安、咸宁）、京师、定州、易州、凤阳府皆有清真寺为官寺。另据河南沁阳水南关寺明掌教札副题刻，大兴县亦有官寺。有的官寺，如净觉、礼拜2寺，还系奉敕修建并由皇上题名。但一城同时有4座（不算大兴县）属于官寺，并由皇帝分别题名为清真（东四清真寺）、礼拜（牛街礼拜寺）、法明（安内二条法明寺）、普寿（锦什坊街普寿寺）的，却只有北京一城（注：据该坟万历六年立《重修先贤墓碑记》中有“文字昏暗，难以垂远”、“重立一记”语推断。）。
东四清真寺
二冠在清时有一座寺同时具有全国唯一敕建、唯一皇上亲撰碑记、主要族属为维吾尔族穆斯林、直接使中国内地与中国新疆地区两大部分伊斯兰教相关联这“四大特征”。此寺即竣工于清乾隆二十九年的西长安街回回营清真寺。俗称“和香妃有历史关系的礼拜寺”。寺门内立有乾隆御制并书的《御制敕建礼拜寺碑记》。民国初年，寺被袁世凯强行拆除。
三冠在二寺分别在清末民初和1929年至1938年这10年间为全国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中心。这就是清末民初的牛街清真寺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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