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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乎 北京乎！别来五年了。
经过丰台以后，火车着慌，如追随火光的蛇的急急游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这北京的无形的力量所吸引。
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墙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叶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
回忆离京时，行至东华门边，我对二哥说，我舍不掉北京的伟大。我很不能抑制的想念了五年，现在，侥幸的又得瞻仰他而濡染其中了。
在绍兴县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划出轻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离别以后，我曾屡登阿尔卑斯高山，我曾荡漾在浩瀚的印度洋中，固然，我不能懂得他们的好处，但阿尔卑斯山的崇高与印度洋之广大远过于北京城，这是无疑的。然而我不因他们而减少对于北京城的崇高与广大的爱慕。
回忆初到北京时，出东车站门，仰见正阳门楼昂立在灯火万盏的广场中，深蓝而满缀星光的天，高远的衬托在他的后面，惯住小城的我对之能不深深的动感呢！
在北京大学中我望见学问的门墙，而扩大我的道德者是这庄严宽大的北京城。
我以前没有见过如北京所多的长街。小城市中所称为大街大路的都可从这一头望见那一头，而所谓大者，就是说有一来一往的人相遇可以不擦肩不踏破脚趾而已。北京的长街望之如没有尽头的，只见远远的消失在隐约中，徒令人恨自己目力之不足。左右又很宽敞，使因为闷在井底一般的小城中而呼吸急促的我扩大了胸腹。北京的天永远是这样高的，为长而宽的北京的街道凑趣。
我之所以爱北京的原因还不只此哩。北河沿的槐树与柳树丛中我常于晚间去散步，枝条拂我的头顶，而红色的夕阳照在东安门一带的墙上，使我感觉自己的渺小，于是卑劣社会中所养成的傲慢完全消融了，然而精神上增加十分的倔强，我从此仍旧觉得自己的高大了。
那时的每礼拜早晨，我与二哥必往教育部会场听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讲演。冬季的寒风侵面，且带灰沙，我们步行经北上门，穿三海，望见北海中结着雪白的冰，而街上的水车所流出的水滴结成琳琅。这种一切都给我警惕。
以前的城南公园中我曾读过书。暑假时节，我与二哥夹书同往，早晨的太阳已颇猛烈了，我们就钻入紫藤棚中。北京的特色，人到荫中就生凉风，这花荫卫护读书的我们，直至晚上。
我现在来重温旧梦，而且将以我的微力表现他改善他，增加我及一切市民对于北京的好感。
北京乎！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 孙福熙(1898.9．13-1972．6．2)字春苔，浙江绍兴人。1912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小学任教。1919年与其兄孙伏园一起到北京，经鲁迅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常得到李大创、鲁迅等人指导。次年到法国勤工俭学，考入法国国立美术专科学校。1925年回国后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山野掇拾》，1926年至1927年任北新书局编辑，出版散文集《归航》、《北京乎》、《春城》。1928年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任教授。 1930年再渡赴法，在巴黎大学选修文学和艺术理论。次年回国继续在该校任教，同时编辑《艺风》、《文艺茶话》杂志。1937年到武汉，加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返回家乡在中学任课。不久到昆明任友仁难童学校当校长。1946年从昆明回到上海，以卖画为生。1948年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解放后任上海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研究会主席。1951年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任高级编辑。1956年到西北参观，创作了散文集《早看西北》。晚年在张家口艺术学院任教，并兼任北京编译社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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