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追忆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访华演出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系《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前任音乐评论员）/王崇刚编译

费城交响乐团的乐手面试不包括外交方面进取心的讨论，然而正是外交让这家乐团作出了它对于20世纪文化历史的最伟大的贡献。35年前的9月，乐团作为中国大陆向西方开放的一个有利的筹码进入国际舞台

这是一个重大的筹码，它以一架飞机装载着音乐家的形式来开启在二战前就曾非常热闹的演出舞台。这是自从毛泽东领导中国之后，第一支美国乐团在中国演奏（伦敦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早来了几个月）。访问演出是基于尼克松和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后，尤金·奥曼迪1971年写给总统的信。奥曼迪派遣乐团的建议看起来是一个谨慎的步骤。费城交响乐团是尼克松的自然选择，一年前尼克松曾在乐团的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授予荣誉称号。奥曼迪也可以被接受的人选。因为30年前，他曾经在澳大利亚指挥过一个中国的救济音乐会。乐队访华演出前安静谈判一定是非凡的。谈判过程非常复杂，不会像让乐团的经理索克罗夫（Boris
Sokoloff）与一个中国的经理坐在一起，给出日程和一个乐手、曲目以及住宿和旅行所需物品的单子那样简单。双方的交涉都是通过隐蔽的外交途径进行的。

如何在一个用自行车和马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家运送104年乐手、乐器、舞台设备，还有行李箱？那里有没有降落波音707的地方？哪里可以让中国人为需要窗垫、早上吃奇怪得像鸡蛋和土司还有咖啡一类食品的西方人安排住宿？

因为尼克松总统的推动，所有的一切都成行了。而毛泽东的夫人，喜欢发号施令的以前当过演员的江青正在北京进行拖延。当然，江青需要批准演出曲目，不是所有的作曲家都适合革命时代中国的模式。奥曼迪推荐了很多作品，最终被允许演奏德彪西、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Roy
Harris的第3交响曲，以及黄河协奏曲，一部用出色的共产主义方式谱写的作品——由匿名的创作小组写成。

中国限制演出的随行人员和舞台人员，最后精简到只有乐团总经理Sokoloff先生，后勤主管Joseph
Santarlasci，奥曼迪夫妇，乐队主席Wanton Balis夫妇，评论员Louis
Hood，和5名新闻记者——《纽约时报》的乐评人舒恩堡、费城公告专栏作家Sandy
Grady、Kati
Marton和第10频道的摄影师还有我自己。这些成员加上乐队正好装满了这次旅行专用的波音707。

访华演出的重要性使得乐手集结得很慢。在费城老的国际机场出发后，乐队在檀香山呆了一个晚上。在那里小号手吉尔·约翰逊（Gil
Johnson）丢失了他的护照，需要发出请求电报以让他继续留在飞机上。下一次飞行是从檀香山到东京，短暂停留之后到上海。这是旅行突然变得很戏剧性。在东京和中国之间没有航线。没有人知道在中国什么在等待着他们。飞机在胡麻地上低空飞行，摇晃着到了一个小型机场。一个精心策划的仪式，为奥馒迪准备了鲜花。加厚的沙发椅子、还有茶，让乐手们在北京夜晚着陆之前有机会舒活一下身体。

巴士鸣着喇叭，与全天占据北京马路的自行车流分开行走。巴士途经人民大会堂，传言说，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第10次代表大会。乐手被细致地安置在每个房间，他们的名字用英文和中文写在门上，走廊里站着紧张等候客人的侍者，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随时补充房间热水瓶中的开水。乐手们白天被安排参观长城、明代陵墓、颐和园和紫禁城所。经常可以听到当地的音乐家演奏二胡、琵琶、笙，还有其他的民族乐器。

早起床的人观察到严肃的中国人穿着睡衣在街道上练太极拳。一两天之后，小号手迈克玛斯（Don
McComas）、长号手多森（Glenn
Dodson）等几个人拿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飞盘。他们抛起飞盘，街上的人们聚集起来。飞盘穿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屏障，中国人加入其中。

西方人25年没有在这些街道上散步了。骑车的人停了下来，散步者看到这么多的外国人愣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乐队首席诺曼·卡罗（No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