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洋人"与四川大学博物馆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已成为国内大学博物馆中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现有各类藏品四万余件，丰富的馆藏因“综合性强、精品荟萃、地方特色浓郁、异彩纷呈”而享誉海内外。

华西科学考古的“洋先锋”

四川的古墓、石阙、摩崖，以及寺庙内的古代塑像和壁画，古朴的民俗，优美的山川，众多的民族文化，深深吸引着华西协和大学的外国教员们。

美国人丹尼尔·大安，来华后取名戴谦和，当地人很少叫得出他的英文名，而“戴洋人”的名号却人人皆知。1906年，少年戴谦和来到四川，不久后就能够自如地运用成都土语，将辫子叫“毛杆儿”，结婚叫“配亲”。戴谦和教授潜心于寻访巴蜀古迹，发掘遗址、古墓。在他的努力下，华西考古学渐放异彩。

葛维汉（D,C.Graham）教授则深入边区，足迹遍及苗、羌、藏、彝等民族聚居地，先后进行了14次夏日探险，广泛采购民族文物，使民族学标本成为系统的资料。

按当时中国政府的《采掘古物规则》、《古物保存法》，华西大学为一私立大学，采掘古物也不在许可之列。而且，确实有一些“贪婪”的“洋人”，采用盗窃和摧毁我国的部分文化遗产。但是从客观上，葛维汉、戴谦和等人的研究活动，在开辟西南考古学、西南民族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积累了有价值的成果。

揭开“三星堆”考古序幕“三星堆”的发现，始于月亮湾农民的偶然发现。1929年春，燕氏祖孙三人在自家挖出400余件古物。因当时坑挖得太深，燕家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亡。也许是为了“折财免灾”，除自留了部分外，燕家将大部分“意外之财”分送给了亲邻朋友。

当时，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从燕家购得4件“价值连城”的玉器。消息传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鱼龙混杂，真假莫辨。

1931年6月，戴谦和、葛维汉等人先后赶赴广汉，在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在征得县长罗雨苍及省政府教育厅的同意后，准备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发掘。

1934年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不过，发掘工作终因“邻近匪风甚炽”，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

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事毕，当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1934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

而当时的中国学者、外国学者、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国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向往之情，自觉地担负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由此揭开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