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转著名艺术家、老友欧宁到西递寒玉居所的游记.

2008-06-27 sina.com.cn

转著名艺术家、老友欧宁到西递寒玉居所的游记——

从Non-Places到Places

作者:欧宁

10月4日，我带上几件简单的衣物并揣着一本Marc
Auge的书上了去合肥的飞机。左靖已经在那边等着我，我们准备一起去皖南，去他的家乡旌德，那里保存着我们少年时代的通信和诗歌刊物；我们还要去黟县的西递，因为以前的诗友寒玉和郑小光在那定居。

Marc
Auge的书开篇用小说般的语言，写了一个叫Pierre
Dupont的人在周日驾车从高速公路到巴黎戴高乐机场乘机的过程。从进入停车场泊车，换登机牌，到免税店购物，浏览机场杂志，进入机舱，到带上耳机听着音乐准备起飞，所有细节无一遗漏。这篇描述性的前言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感性的印象，以便进一步理解书中接下来要阐明的一个概念——Non-Places。

这是一本小书，书名叫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除前言与后记外，共分三个章节：The
Near and the Elsewhere(近处与他方)；Anthropological
Place（人类学场所）；From Places to
Non-Places（从场所到非场所）。在飞机上读完前言后，再往下我的英文就显得吃力了。我对自己说，还是等中文译本吧。关于Non-Places，我大致知道它是指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越来越相似的地方，一种为了达致标准化、高速度和高效率而把人的直接交往抽离出来的公共空间，这种空间虽然有巨量的人群流动，但却无法承载人们的情感表达，亦无法凝聚人们的记忆。机场就是这样的场所。

有一次在去墨西哥经洛杉矶转机时，我写道：“停机坪上的巨大客机像一条孤独沉默的鲸鱼。躺在候机室地板上充电的旅人都带着电脑。它是今天旅行必备的数码行李箱，所有的娱乐和工作都被压缩打包。机场上人来人往，人们不是奔赴家乡，而是去一连串的陌生地址。他们的生活只是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而另一次准备飞往多伦多前，我感到：“我厌倦了旅行生活，特别讨厌机场。人们总是以为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就可以采购到一个城市的精华，而所有机场都在销售一种打包起来的城市符号——所谓土特产，或者用免税来刺激人们爱占小便宜的恶习。Buy然后Bye，这是最无情的消费，我发誓绝不在机场购物。”除了机场，所有的现代化城市中都存在着大量的Non-Places。这次动身去皖南农村，是不一样的旅行，是为了逃离Non-Places，去找寻情感和记忆之地——Marc
Auge所说的Places。

左靖让我住进了合肥最好的希尔顿酒店。不幸的是，从我房间望出去的城市是个典型的Non-Place。毫无识别性可言的流行房地产把城市空间挤得满满的，形成沉闷无趣的天际线。第二天我们就上路，离开了这座被流行病殃及的省城。汽车在新修好的合铜黄(合肥—铜陵—黄山)高速公路上飞奔，沿途的村野，很快也会被现代化的浪花打湿。穿过许多的隧道，跨越许多山，进入旌德县境内，在一家路边农家菜馆用过午餐后，我们先到了江村。

江村建于隋末唐初，是一个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村庄。像所有皖南农村一样，村前设水口（风水命脉集聚之处，以庙宇或亭子等建筑物为锁镇），蓄水塘，村内街贯巷连，民宅粉墙黛瓦，牌坊宗祠巍峨高耸，环村溪流清可见底。它自从被考证为江泽民的祖居地并经过江的到访和首肯之后，声名大震，现在已从一个自然村落变成一个独立的旅游公司，设关卡收门票（每人48元），并有导游进行讲解。这打破了访客们对乡村的淳朴想象，让它的亲和力大打折扣。这种仅仰仗门票收入的旅游开发既不关心农村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发展，也不致力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只是让更多游客蜻蜓点水到此一游，观看毫无生气的样本，无法激起对乡村重建的更多参与。比起村庄的自然凋敝，这更加令人痛心。在皖南，稍有知名度的村落莫不如是。

夜宿旌德，一个左靖在此度过童年时代、人口只有3万左右的县城。左靖有四个中学同学前来会面，自1988年毕业后每年他们五人都在一起拍一张合影，至今已拍了19张。以这种方式记录自己的成长老去倒也有趣。次日左靖从家中找到三箱书信和旧物，他决定带在路上，到寒玉、郑小光家中再拆读，然后带回北京。他给我看1987年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字迹狂放有力，那种稚嫩激昂的少年心气令今天的我不忍卒读。中午后我们上路去绩溪县的上庄(胡适的家乡)和龙川(胡锦涛的祖居)。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第一句便说“我是安徽徽州人”，他在绩溪上庄度过童年，在这里迎娶旌德江村的江冬秀为妻直至终老，与朱熹、戴震等前辈大学者共享一个徽州故乡，对此他深以为豪。唐德刚在译注中笑他“夫子自道”，“毕竟是科举时代出生的”，因为那时的读书人“一碰头便要叙乡里、攀宗亲、谈祖籍，籍贯对一个士子的出身有极重要的影响”。唐认为“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途中的一种社会心理的后遗症。这个传统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里，是很难保留下去的。”是的，在尘嚣日上的大都市中，这种乡土血脉与宗族体统早已分崩离析，却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皖南农村，在青山绿水的保育下幸存下来。今天所有徽州乡村的宗祠和族谱均保存完好，这简直是奇迹。胡适故居空间迫狭，却拥有一个极开扬的院落，虽不是大户人家，日子肯定也过得挺殷实的。他晚年常用绩溪方言读诗。想不到一个新文化的闯将，竟是如此念旧的人。

离上庄不远的龙川被当地旅游公司宣传为“伟人故里，和谐之源”，门票比江村贵10元，除山水秀丽外，可看的东西不多。而明代兵部尚书、抗倭名将胡宗宪的旧宅因由另一个公司修葺经营，则要另收门票。胡宗宪尚书府有四百余年历史，占地3000多平方米，远望低调寻常，内里大有乾坤。沿着重门叠户，细巷回廊，渐次通达戏台、花园、家井、厨房、官厅、善堂、医馆、蒙童馆、佛堂、绣楼、轿亭甚至还有土地庙，虽是私宅，却等同于今天各种设施例如学校、电影院、教堂、停车场、公园绿地、餐厅、医院等全部齐备的一个小型社区，在设计上对小尺度的匠心独运令人回味无穷，叹为观止。难怪它超越所有其他望族，被尊为“徽州第一家”。

写到这里我一直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可恶的门票(与票价多少无关)和导游令我陷入了一种无法避免的旅游(Tourism)语境。我厌倦了世界各地相似的城市风景，但我想要寻访的乡土中国——我想象中的Places却是如此这般。入夜，汽车渐渐开入黟县境内，西递就在光亮的远处。我们多年不见的朋友会用什么来迎接我们呢?他们会为我们掀开什么样的记忆?这次，我们又会一起缔造什么样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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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安徽人：左靖，寒玉和郑小光

寒玉和左靖都是我中学时代互相通信的诗友，1987年我们在南京的聚会中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和左靖的联络频密一些，与寒玉再见则是2003年的事，那时她生活工作在上海，我们在崔健的一次演出中重逢。郑小光是左靖中学时代的老师，也是一位诗人，现在与寒玉一起生活在西递，他们在村内买了一幢明代民宅，花了两年的时间修葺打理，开始时只是自用，后因访者日众，遂改为会馆，但并不挂牌营业，只接受限量预约。当天晚上的客人除了左靖、我以及同行的合肥摄影师谢泽、郑电夫妇加他们的小女儿谢安迪，还有应约星夜从广州赶来的女画家林菁菁——她也是我们中学时代的诗友之一。寒玉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房间和丰盛的晚餐，然后在她家后院那个声名远播的“猪栏酒吧”——确实由猪栏改建而成，吃着著名的黄山甜品“红纸包”，喝着浓茶，闲谈叙旧直至深夜。

整个村庄像个沉睡的婴儿，听不到半点声音。我们的头顶出现满天的星光，习习凉风把村野的气息送来，令人仿如处身另一个朝代。最迷人的是，西递还保留着打更报时的旧俗，这夜半更声像一种神秘的牵引，加深了我们的时空错乱。我开始想象那更夫的相貌、年龄、衣着，他行走的速度、槌击的轻重，他的家庭生活还有内心世界。自从人类发明了钟表后，我们再难见到走街串巷的打更人。现代生活为了减少人力投入，提高社会效率，总是想方设法发明各种机器和设备为我们代劳，于是银行柜员机、自动贩卖机开始大量出现在公共场所，你提款和买饮料时再见不到柜台后的笑脸，听不到小卖部那个风姿绰约的老板娘的笑声，你只要插入银行卡或投入硬币，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在每个城市的地铁站，人们行色匆匆，互不相识，如果稍事停留，也只是为了给交通卡充值，或到柜员机取现金，要不就是从自动贩卖机那里买包香烟——他们站在这些机器前面，按这些机器的指示行事。对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Non-Space的景观。

在西递，我不仅找到少年时代沉迷文学的个人记忆，也找到了一种更久远的农耕生活的记忆。在寒玉和郑小光的宅第门前，贴着一副有趣的对联：“日理家务夜读书，少生孩子多养猪”，这就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写照。他们不仅仅是修复了一幢徽州旧宅让人观赏，还放下了许多以前的抱负和事业，住在这里，开始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在恢复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这样，这幢已有四百年历史的老屋才开始重新焕发它的新生。尽管这老屋在他们入住之前，就已经和西递的其它一百多幢老屋一起被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但如果任由它空置或只是收门票供人参观，那最多只能延迟它物理性的衰败，而无法重现它过去曾有的生机；只有在这物理空间中重新置入人的生活，并明确产权归属，让修葺和呵护它变成产权人的自觉，这才是对它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两位诗人最初对于乡居生活的浪漫冲动，最后竟发展出一种成功的对旧民居进行历史保护的方式——他们其实已经不是退隐，而是向前拓展了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