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周公馆-游记攻略/照片/路线图/地图-卢湾/上海.

周公馆- 游记攻略/照片/路线图/地图- 卢湾/上海- 途牛旅行网
不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在撤离时，周公馆交“民主同盟”代为保管。之后，房屋被国民党上海政府非法接管，家具陈设全部流失。 </p> <p>新中国成立后，在原址设纪念馆，周恩来、董必武卧室等部分室内恢复原来摆设，又辟陈列室介绍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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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您在上海吗? - 宁廷豹的博家-名师博客-华夏智慧
居,周公馆是一座具有法国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共三层,房子上的植物已经死了大半,暗红漆大门上写 有"周公馆"和"周恩来将军寓所"字样。1946至1947年间曾是中国共产党驻上海代表处。周恩来在这里举行 过多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会见过许多著名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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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在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上海思南路107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它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本文作者是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两位年轻干部。他们目睹了周恩来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四次来上海，在“周公馆”紧张工作和生活的难忘情景。他在这里会见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艺术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关心同志们的安危和生活，处处显示出一位伟大革命家的人格魅力。

一住进“周公馆”，门前就热闹了

“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1946年5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思南路107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

“周公馆”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自1946年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晃来晃去。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98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周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旧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那时国民党统治地区80％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80％也来自上海。上海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周副主席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他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

激动人心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周副主席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党的立场。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他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子暴露在外。副主席干脆走到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他的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周公馆”里的座上客

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

1946年7月25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周副主席一向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黄佐临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们正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

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等等。当时我们有些年轻同志很气愤。但周副主席耐心地说服民主人士。他还对我们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周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文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外联组组长陈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他像在家里一样。

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即1946年7月下旬，领导上告诉于产（后改为于土），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

于产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

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第二三天，于产又去百老汇大厦，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冠华、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

邓颖超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周恩来瘦了!”

邓大姐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周恩来瘦了，不像往日那样健壮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子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一天的紧张工作。一天晚上，都过一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理好已经快凌晨四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到晚上10点，过了预定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廊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那么焦急，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周副主席在家里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对日理万机的周副主席，总觉得饭菜太单调了，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

有一次，领导上传达：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制订了一系列暗杀计划，包括佯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制造个人原因的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

为此，周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

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跑了。事后，副主席还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桢只好作了保证。

自国民党于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们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11月19日飞返延安。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了。

在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一个一个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二人晚上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香港。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都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

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香港工作的，但副主席考虑到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香港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把我们安排到回解放区的行列中。翌日，10月15日清晨，我们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我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