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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本书从你一个月的大英博物馆行日记中，挑选了十二则；你是依据怎样的原则进行挑选，其他没有选入的是哪些？
陈平原：理由很简单，这大英博物馆，我总共去了12次。日记的其他部分，记录的是游胜迹、逛书店、访名校、进画廊等，没必要收进来。别以为其他部分也写得这么详细，要是那样，我可就成了“日记作家”了。发表出来的日记，是经过修整的，本人并非倚马立就的天才。
记者：你在书中提及参观中国馆时，有外国人询问你三种不同“墓志铭”代表的意义，你以英文不好为托辞，但心里是觉得无法在当下解释明白，就像很多英国人未必喜爱莎翁，但仍以他为文化的一种代表，这似乎也点出了很多文化变成展览，但本国人未必真的理解、喜爱，对这种现象你个人看法是什么？
陈平原：这是两段话，你把它撮合在一起，可谓别出心裁。前一段话，说的是常识得之不易，以及常识之随时代流转。即便是大学教授，术业有专攻，对于很多中国历史文化的“常识”，尚且缺乏真正的了解，更何况一般民众。而就传播“常识”而言，博物馆的功用，很可能在大学讲堂之上。后一段话，感慨“传统的压力”——对于公认的文学经典，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或中国的杜甫，即便你不喜欢，你也不敢承认。这种压力，导致很多人“附庸风雅”。文化教养好的人，喜欢嘲笑那些在博物馆或音乐厅里“煞有介事不懂装懂”的人。可我在看来，文学艺术的发展，需要大批“业余爱好者”的参与。懂得欣赏“风雅”，而且愿意“附庸”，这比“我是流氓我怕谁”要好得多。所以，我不觉得文化上的虚荣心有多么可笑。
记者：你建议读者要如何使用这本书，例如说是行前文化导览？
陈平原：先得说明，此书并非合适的“游览指南”。不是谦虚，我的长处不在这里。如果是导游书，需要面面俱到，介绍馆藏的各式文物，还得负责推荐游览路线等。假如这样的话，大英博物馆有好些出版物，中文的、英文的，初级的、高级的，根本用不着我来写。我希望这么推介本书：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读书人，凭借自己的学养，从文化史而不是博物馆学的角度，阅读、品味、思考这座名扬天下的“知识的海洋”。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努力打破博物馆的封闭性，引入另外两个参照系——作为游览者的我，不仅与博物馆里的万千展品对话，还与此前诸多描述这座博物馆的先贤以及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对话。因此，每则日记的“附记”部分，并非可有可无。
记者：游历过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你对博物馆的展出与管理有什么想法？
陈平原：在我看来，博物馆的工作，收藏、研究、展览三驾马车，必须齐头并进。藏品不丰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道理大家都懂。展览必须推陈出新，要贴近公众趣味，充分调动参观者的好奇心与参与意识，这也没问题。惟独夹在其中间的研究工作，常被忽略。博物馆不是藏宝阁，藏品丰富固然难得，通过精心考辨与巧妙布置，直观地体现当代学术研究水平，更值得推许。常设展没办法老改动，相对来说，专题展更能显示水平。在日本时，看了好多此类展览，像莫奈绘画展、中国古代插图展、“西游记之路”展等，印象很深。除了所费甚钜，还有就是特别用心，看鸣谢部分你就知道，很多著名学者介入其中。博物馆办展览，不能只靠展品的贵重（这当然也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个如何推介的问题，其学术含量高低，应是个重要指标。
记者：这次游逛过程中，你有不少惊喜的发现，比如特别的书籍、资料等等，可否提出一两个最让你惊喜的部分？
陈平原：要说特别的书籍，我最得意的，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找到羊城惠师礼堂同治十年（1871）镌刊的《天路历程土话》，其中的三十幅连续性插图，让我们明白当初广州的读者，颇有将这册“宗教读物”作为“章回小说”来解读的。这样一来，此书成了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英国长篇小说。另外，《地图的故事》《书籍的艺术》两则，纵横捭阖，涉及好多资料，更能显示本人的趣味与学养。至于“惊喜”，不妨举圆形阅览室里是否存在马克思的脚印为例。我不信这流传极广的传说，可必须找到证据。图书馆历经整修，面目一新，还铺了地毯，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人的脚印。好在并非全无答案，那第十号看板间接回答了我们的疑问。上面说，当年马克思常在l、m、n、o、p行就座，因那里靠近参考书架。也就是说，马克思并非像中国人传说的那样，只在一个固定的位子读书写作。我关注的是，这么一个不近情理的传说，已经剥离其意识形态内涵，变成重要的旅游资源。想象海峡两岸的爱书人，拿着各自的旅游指南，到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寻找那并不存在的“马克思的足迹”，也是一件趣事。
记者：你用一个月的时间逛大英博物馆，是否也能给台湾读者建议，如何用一个月最有效益地逛游大英博物馆？
陈平原：千万别一个月都在看大英博物馆，那会被憋死的。除非你是博物馆学专家，否则，从早到晚，整天看，非累死不可。长时间凝视展品，就好像课堂上的密集轰炸，会造成“审美疲劳”的。到最后，你脑子转不动，会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当年朱熹批评人家读书苟简，是这么说的：“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博物馆的好处是藏品丰富，坏处则是藏品太丰富了，让你无所适从。这个时候，除了学会有选择地阅读外，更得调剂好自己的精神。以我的经验，进美术馆和博物馆，一次最好不要超过四个小时。伦敦好玩的地方多着呢，跑去逛逛百货商店，游游名胜古迹，动静结合，互相调剂，这样来阅读博物馆，才有效果，也才有情趣。
记者：相信你在大英国博物馆看见很多中国文物，这种因战争被掠夺的情况很多，很多人在国外博物馆看见中国文物，不免心情上十分复杂。你自己又是怀着怎样的心境来看待这件事？
陈平原：在书中，我谈到了雅典帕台农神殿雕塑。这批由英国埃尔金（elgin）勋爵于19世纪初从雅典帕台农神殿取下并运回英国的大理石雕塑，是否应该归还希腊，几十年间引起无数争议，并因此吸引了众多普通民众的目光。从道义的角度讲，这批“埃尔金大理石”无疑应该物归原主；可如果英国人死咬住不放，称当初埃尔金勋爵是付了钱的（虽然手段不太光明磊落），与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劫掠艺术品不可同日而语，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作为中国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能否追索在近代以来的历次战争中被侵略军所劫掠的大量文物？这些年不断有学者在调查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像希腊人那样，义正词严地、而且锲而不舍地追索属于我们的文物。虽然在我看来，这一天还相当遥远。而在此之前，只能像你说的那样，在陈列大量中国文物的国外博物馆里，“心情十分复杂”。
记者：你已游历过不少国家的博物馆，虽然你表示最钟爱的是大英博物馆，但你是否有计划，再去别的博物馆以同样方式书写，提供读者能用这种较亲切的文字方式认识博物馆？如果有，你会再选哪个博物馆？为什么？
陈平原：没错，我喜欢逛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但不会带着写作任务去逛，那样多累呀，也太没劲了。我不是博物馆学者，也不是旅行作家，撰写《大英博物馆日记》纯属偶然。就像“后记”里说的，我欣赏《世说新语》里王子猷夜访戴安道那一段：“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平日工作本就够忙的，出门旅行还带上任务，不可思议。不想过分委屈自己，还是适性而行好。平日里上讲台、写论文，不好过于即兴；既然是“学术假期”，那就应该允许乃至鼓励自由发挥。眼下这册小书，以及前些年出版的《阅读日本》，都属于“计划外生产”，乃意气用事的产物。不敢说金盆洗手，日后一定不写此类书籍，但目前确实没这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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