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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唐·杜牧：《江南春》
鸡笼山东接九华山，北临玄武湖，西连鼓楼岗，山高62米，因山势浑圆似鸡笼而得名。鸡笼山背湖临城，水光潋滟，山色空濛，浓荫绿树，翠色浮空，鸡鸣寺就座落在这鸡笼山东麓的风景佳处。鸡鸣寺寺址所在，三国时属吴国后苑之地，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就曾在此倚山造室，始创道场。东晋以后，此处被辟为廷尉署，南朝梁普通八年(527年)梁武帝将之改建为同泰寺，才使这里成为名扬海内佛教胜地。梁时的同泰寺与台城(宫城)隔路相对，整个寺院依皇家规制而建，规模宏大，金碧辉煌，前后六座大殿，十余座小殿和佛堂，高耸起七层的大佛阁和九层的宝塔，供奉着壮丽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银像，名居“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由于皇帝的尊祟，同泰寺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天竺高僧达摩从印度来建康时，就居于此。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早年“制作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到了晚年却溺信佛教，刑典松弛,铸成恶果。江南的佛寺大多源于萧梁，“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他的“杰作”，更荒唐的是他曾四次舍身为僧当皇帝菩萨，又是四次让群臣到寺东门奉表还朝，赎钱一亿万，而且还要“三请乃许”。糜费亿万，却不曾为天下苍生营造一寸安居之地。梵音经声终于掩不住动地鼙鼓，“侯景之乱”中，这位佞佛的帝王只落得个饿死台城的可悲下场，想必临终前定咄咄书空，百思而不得其解。
梁大同三年(538年)，同泰寺浮图因雷击起火，庞大的寺院只有瑞仪和柏堂两个大殿硕果仅存。“侯景之乱”后，同泰寺完全荒废，直至公元922年杨吴时，才又在同泰寺故址建台城千佛院。南唐时改称净居寺，建有涵虚阁，后又改称圆寂寺。至宋代又分其半置法宝寺。至明初时，这里只有一座小小的普济禅师庙。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祟山侯李新督工，在同泰寺故址重新兴建寺院，尽拆故宇旧屋，加以拓展扩建，题额为“鸡鸣寺”，寺院规模扩大到占地一百余亩，殿堂楼阁、台房宇达三十余座，远远望去，俨然华丽祗园。清朝康熙、乾隆二朝多次重修，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一寺兴废千年间，花开花落见沧桑”。
修复后的鸡鸣寺幽净古朴，焕然一新。由鸡鸣寺路左侧循石级缓步而上，一座黄墙洞门迎面而立，洞门正中“古鸡鸣寺’，四个金字熠熠生辉，这就是鸡鸣寺山门。门侧有志公台，即为纪念梁武帝的师父宝志和尚而名。相传此地为古战场，元代为刑场，明代初期迎西番僧结坛施食，超度幽灵，故又称施食台。由施食台往前为弥勒殿，其上为大雄宝殿和观音楼，殿内供奉着两尊由泰国赠送的释迦牟尼和观音馏金铜坐像。鸡鸣寺的观音与众不同，坐南朝北，俗称倒坐观音，佛龛上的楹联道明原因：“问菩萨为何倒坐，叹众生不肯回头。”为了救苦救难，不惜纡尊降贵，观音的大慈大悲真个臻于“完全”、“彻底”了。大雄宝殿西侧耸立着古鸡鸣寺琉璃宝塔，高四十四米，外观为假九面，实为七级八面，斗拱飞檐，铜刹筒瓦。宝塔南面正门上额题“药师佛塔”四个大字，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手迹。北门门额上镌刻有“国泰民安”匾额，内供药师光如来铜佛像，为明代遗物。塔内每层中间还有四个明代雕刻的金丝楠木佛龛，每个龛内供奉有一尊捕木的药师佛像，据说是北京中南海旧物。观音楼左侧为豁蒙楼，楼甚轩敞，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所建，取意杜甫诗“忧来豁蒙蔽”。康梁变法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曾居此楼。从“豁蒙楼”中眺望，北面玄武湖，东面紫金山，“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但忧国之士却湖山在眼，家国在心，壮怀激烈，浩气长存。无奈风雨如磬，回天无力，百日维新，喋血陈尸，杨锐和谭嗣同等六君子最终“朝服弃市”、血洒菜市口。随着这一群维新志士“宪政”美梦的彻底破灭，无药可救的满清王朝也听到了覆亡的丧钟。
豁蒙楼东即为景阳古楼，楼上有对联一副云：“鸡笼山下，帝子台城，振起景阳楼故址；玄武湖边，胭脂古井，依然同泰寺旧观。”景阳楼前有胭脂井，原名景阳井。陈太建十二年(580年)，隋兵南下，陈后主陈叔宝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妃仓皇出逃，避入此井，后被隋兵活捉，因而此井又称辱井。据说张丽华被隋将拉出井中时，唇叩井栏，留下了千年抹不掉的胭脂痕迹，至今以帛拭栏，石脉尚显胭脂红。一口枯井，一方石碑，就这样清冷地蜷缩在角落里，雨打风吹，洗不去历史的耻辱和嘲讽。唐人刘禹锡在《台城》诗中慨叹“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天下苍生决不会同情“全无心肝”的陈叔宝，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也连同它的主人一起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千秋万代受人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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