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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山海关，别样的心情－－不用了抱歉0 读唐人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总是感慨着诗人的感慨，“朋友，请再干了这杯酒，待你将来凯旋而归，西出阳关的时候，恐怕已不能再看到我了啊！”古时候，行走关塞之外，远离中原文明，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不由有生离死别之叹，那一道道关隘，并不一定是国家的边界，但却是文明与蛮荒的分水岭。关内，是礼仪之邦的农耕文化，关外，是茹毛饮血的游牧文化。
而我，却生在关外，长在关外，小时候，经常有邻居或同学，说道，“回老家”或“回关里”，便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回来会带来关里的花生、枣等关外不产的吃的东西，他们的老家也许是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并不在一省，但肯定都是关里。我却没有回过关里的老家，因为我的父母虽然也都是大汉民族，但都生在关外，至少从我的祖父、外祖父一代，已经在关外扎根生活了。
当我站在素有“京师屏翰、辽左咽喉”之称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城楼之上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家”这个词，山海关在很多闯关东的人心中，无啻于就是一扇大门。
关内是祖祖代代的家园，孩子很多，土地很少，同时意味着分得的就少，挺立门户就难，关外则是陌生的田野，人很少，地很多，只要勤奋，就能收获到希望，数百年来，许多人到了东北，繁衍生息，立业成家。山海关是一条连通关里关外的门，入了关，有祖宗的坟茔，有健在的父母兄弟，出了关，有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妻子儿女，关里关外都是家。我羡慕那些有老家的人，我只有唯一的家，在关东。
万里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但由于风吹雨打、人为破坏等原因，已经基本上被湮没了，现存的长城是明代重修的。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徐达奉命修永平、界岭等关，在此创建山海关，因其倚山连海，故得名山海关，也作渝关，又名临闾关。
同伴登上城楼，急于找合适的角度照相，七嘴八舌，磨磨蹭蹭，由于只有半个小时的参观时间，我怕误了看景，所以并没有照相，自己去城楼里参观，山海关的城池，周长约四公里，是一座小城，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以城为关。城高十四米，厚七米。全城有四座主要城门，并有多种古代的防御建筑，是一座防御体系比较完整的城关，天下第一关是山海关古城的东城门，又名“镇东楼”，城高台宽，这座城门高约十三米，分为上下两层，造型美观大方，雄壮威严，是箭楼格式，肖显题写的遒劲雄厚的“天下第一关”牌匾就高悬于城楼二层檐下。
城楼里是卖纪念品的柜台，迎面是一九八六年四月邑人常开愚制的“万里长城山海关古建复原图”，里面陈列着枪、炮等明清时代的文物。有一副颇具气势的楹联：“雄关名中外，长城壮古今”，是广元庞正荣所书，落款时间为甲子年菊月，这是书法界保留的古风，甲子年是公元一九八四年，菊月是农历的九月，应当是国庆三十五周年时抒发的激情。正中摆放一把一百六十六斤的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一般刀长九尺五寸，重八十二斤，刀身上镶有蟠龙吞月的图案，因而得名。这种偃月刀出现在唐、宋时期，主要是用来操练，以示威武雄壮，并非实战使用。因为操练起来好看，很有气势，被文人和民间艺人搬到小说里，成了关羽超前使用的兵器，也成了老百姓家喻户晓所知道古代名气最大的兵器之一。
我又匆匆去最北端的临闾楼，是一九八五年动工重修，一九八六年六月竣工，我们去时，门还没有上漆，楼为单檐歇山顶，高九点九八米，建筑面积一百四十五平方米，开有二十个箭窗，里面是明清兵器展览，有清代虎抡营、健锐营所用的阿虎抡，清新疆团部职官所用的铁索子甲及抬杆枪，铁子母枪炮、铁竹节枪等火器；弩弓箭、大礼箭、快箭、如意弩箭等冷兵器；各种刀，马鞍等。
看了大略，我又匆匆向南端去靖边楼，这一段的城墙尚未修复，断着有很长一段，修复时间是与临闾楼同时的，为歇山式九脊重檐顶，建筑面积六百五十八平方米，开有五十六个箭窗，门上为丙寅年夏月开办的“秦皇军队展览”，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等秦代文物和仿制品。可是没有时间看了，我急忙回返，留意到地下的方砖有“户县均河 一九八六年”字样。
有时到以历史著名的景点，如果走进的是许多现代重建的建筑，看到的是大量仿制品，常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我们满怀希望而来，满心欢喜而游，只有满目拙劣的现代物件，难免心里会感到满不是滋味。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二十多个朝代的更迭，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林林总总的战争，能完整保留的古迹文物，又怎能完好如初。没有保留，又不想让游人失望，于是仿制古建、假造古董，也满是无奈。历史上知名的建筑或物品，很多都是不世出的工匠凝聚一生心血才完成的，在当时也是一时无两，哪能随意就被几个现代人仿制得惟妙惟肖，所以看到的仿古建筑不够美仑美奂，文物不够精妙绝伦，也不能满腹怀疑地认为古代原物就如此粗糙，我们只能叹息自己无缘分看到，历史毕竟不能重演。
来了一次山海关，连“山海关”的名字都没有时间去看了，在《山海揽胜》的小册子上读到，是在东罗城东门的券石顶上，因为时间长，字迹有些模糊，传说是“近看山海关，远看山海门”。
这里有车通往长城最东的老龙头，自然也就更没有时间参观了，无缘去一睹“天开海岳”碑。
山海关不仅是军事上的重要关隘，更是两种特征文化的关口，古今往来的人行到此处，心里都做如是想，区别只在于出关还是入关。清代“江左三凤”之一的吴门诗人吴兆骞以科场案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曾写《出关》诗，对出山海关走入茫茫东北充满悲情，“边楼回首削嶙峋，筚篥喧喧驿骑尘。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衰亲。云阴不散黄龙雪，柳色初开紫塞春。姜女石前频驻马，傍关犹是汉家人。”他最割舍不了的，其实是与中原“故国”的文化别离，“汉家”所表示的绝非一般意义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深厚的文化根脉。
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清军与明军的总决战就是山海关之战，由于吴三桂临阵倒戈，清军进入山海关，入主中原。做为胜利者，大批满洲居民进入关内坐享农耕文明的成果，一些汉族人士，或因获罪，或因为了获取土地，来到关外，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原文化，有了关外元素，如女士喜欢穿的旗袍；而关东文化，也融合了大量中原元素，因为现在的关东，大部分已经是汉族人了。
交通如今便利了许多，再也不必“白头龙钟扶老翁，红颜伶俜携儿童”那样步行出入山海关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殡葬制度的改革，“亲戚坟墓天一方，惜别临歧泪如雨”的现象也已经少有了。可为什么，在关城上我依然是别样的心情？也许，这种心情来自祖先，来自我对祖先的陌生，来自绿叶对根的情意，如那首歌曲中唱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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