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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进一个大门槛，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就展现在眼前，路两边是一溜粉墙黛瓦，一个个店铺还开着门，里面摆设着手工艺品和纪念品。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等就散落在这小巷子里。天将黑，各个景点都已经关门，巷子里还有三三两两的游客，我漫步在这些小巷子里，最后停留在巷口，站在鲁迅的画像前，望着鲁迅手中那支燃烧着的香烟及飘逸而出的缭绕烟云陷入了沉思……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非常崇拜鲁迅，但这种崇拜是有些盲目的，鲁迅的著作我读的不多，我不太喜欢读他的作品，由他的作品拍成的电视连续剧也不怎么喜欢看，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崇拜，我读不来他的作品，这是因为他太深刻和太有学问，而我是个肤浅无知的人。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老人家的这“三个伟大”、“六个最”、“一个空前”的评价让我们这些从小就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曾经的“好孩子“对鲁迅无比的崇拜。可是现在我越来越困惑了，现在网上对鲁迅的贬斥之辞比比皆是，“家庭中道败落，跟着寡母生活的鲁迅，自小养成了多疑、刻薄、狭隘的性格……，什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什么“痛打落水狗”，临死的时候还留下遗言：“一个都不宽恕”等等。鲁迅，还是以前的那个鲁迅，时代变了，对他的评价也变了。鲁迅虽然也做过国民政府的官，拿“官俸”生活，但是，他很希望自己在人格上独立，让自己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但是，最终鲁迅还是被政治体制所用，看来文学家想完全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是不可能的，不是被这种体制所用，就是被另一种体制所用，一切都不是由自己主宰。
正如“法家”和“儒家”之争，想推翻一个旧的社会体制的时候需要“法家”，想维护社会制度的稳定时需要“儒家”，一切取决于政治的需要。对于鲁迅和胡适的讨论也是如此，执政者往往比较喜欢胡适，“在野党”则需要鲁迅的《呐喊》。作为执政的政府，不论什么人执政，都不希望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单纯的指责和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和指责的声音越多越深刻越发积聚起民众的不满情绪，对社会的稳定不利。而对于胡适那样的理性的，儒雅的，温和的，渐进的变革要求，执政者当然是欢迎的。
“让鲁迅在走下神坛，让胡适跃上平地”，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为为了“自由”、“民主”呼喊了60年的胡适还一个公道。我想这不是公道不公道的问题，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必然，在几千年封建思想文化的重压下，鲁迅代表受压迫的弱者发出《呐喊》是必然的。胡适对于“自由、民主”的启蒙，六十年如一日，堪称为“圣者”，他始终以国民政府的“诤臣”自居，但曾被蒋介石批评为“天真的妄想”，他的民主改良的主张并不被采纳，他的“自由主义”和“试验主义”以失败而告终。
记得在一本纪实文学的读本里看到过这样的内容，说的是抗战结束时，美国曾有人提议让胡适博士回来当“临时总统”，国共两党解散军队，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和平发展经济。虽然“别国人无权干涉我国内政”，虽然“这无疑是痴人说梦”的极其幼稚的主张，但仔细想来，这无疑是一个能给中国人带来福祉而不是互相杀戮的好主张，但却行不通。
从中国的历史情况来看，中国从来实行的都是“强人”政治，出现一个清明的君主，就会出现“某某盛世”。同一时期出现两个以上的“大人物”必定发生一场内战。中国的情况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一到中国就变味，譬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再譬如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所谓的“民主选举”。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影响太深，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一生下来就受到封建思想文化的熏染，有着中国人特定的思维方式，民主与法制在中国实行起来是何等的困难！
对于鲁迅来说，最为可贵的是他敢于说真话，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无情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痼疾；他的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始终坚持民间的立场，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环境的平民形象，是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时代变了，鲁迅的精神并不会过时，来自民间的呼声同样是需要的。鲁迅百年之后，曾经一度被捧上神坛，成为“阶级斗争的符号”这并不是他的错，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肆意贬低和侮辱他的人格，听说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新近出版了《正说鲁迅》一书，正想找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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