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柳子庙随想

在永州市郊的愚溪旁，有幸拜谒了柳子庙。清清的溪流，弯弯的拱桥，把纪念柳宗元(公元773-819年)的这座庙宇衬托得分外典雅。旧时每逢祭典，士、农、工、商齐集庙内，唱戏讲古，歌功颂德。今人走进柳子庙，也大多会脱口诵出柳宗元的名句“永州之野产异蛇……”，流露出崇拜而自豪的神情。可是导游介绍说，这座庙宇始建于北宋而非唐代，证明生前的柳宗元遭际坎坷，并未受到公正的评价。

的确，柳宗元是被贬谪到永州的，而那时的永州乃是南蛮之地，与他出生并初涉仕途的京城长安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柳宗元自幼勤奋好学，十几岁便有佳作问世。他通晓经、史、子、集，博闻多识，21岁考取进士，随后步入政界，平步青云。对柳宗元的政治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叫王叔文，任东宫太子李诵的侍读18年之久，素有抱负，有志于革除弊政。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志士仁人团结在他的周围，试图改变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严赋苛税的局面，促进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拥立李诵继帝位，实施“永贞革新”。没想到顽固的保守势力疯狂反扑，当年八月就逼迫刚刚改元的李诵退位，贬王叔文为渝州（今四川巴县）司户（后杀之），把柳宗元、刘禹锡等8人贬为远州刺史，途中加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永贞革新”匆匆夭折，柳宗元等人也遭遇了“罪诿交织，群疑当道”的厄运。从长安城流放到三千里之外的永州，柳宗元颠沛流离，无奈地感叹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

逆境中的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漫长的十年，从《渔翁》这首“藏头诗”中可以看到的“千万孤独”----“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但柳宗元没有自暴自弃，他自比屈原的高洁，寄身于文化典籍，出入于阡陌之间，对哲学、社会、历史、人生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思考。针对当时流行的“天命观”，他提出了“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的主张；针对宗教迷信思想，他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味革化，唯原气存”的主张；针对封建割据，他提倡郡县制；针对世袭特权，他提倡任人唯贤；针对奴役百姓的暴政，他提倡“官为民役”；针对“私议于宫”，他提倡“公议于朝”。柳宗元的最大成就在文学方面。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不但有自己的文学理论，还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其作品大部分写于永州，约分为五类：一类是政论文。以《非国语》、《封建论》、《贞符》、《天说》、《天对》等最为著名，体现了柳宗元的社会人生经验和忧国忧民意识，代表着当时思想文化的前沿。二类是山水游记。尤以“永州八记”声名远播，其情境交融，“与万化冥合”，形成独特的游记风格。三类是传记。一些描写小人物和贫苦百姓的传记文情并茂，脍炙人口。如《捕蛇者说》，构造了一个绝妙的对比，即毒蛇之毒与赋敛之毒。与毒蛇搏尚能苟活，遭赋敛陷只有逃亡。“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读到这样的句子，怎不叫人痛切心扉！四类是寓言。寓言远在先秦就已出现，单独成篇则是柳宗元首创。柳宗元借助这种奇特的载体，嬉笑怒骂，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影响最大的有《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分别以麋、驴、鼠讽喻可笑之人，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五类是诗词。柳宗元借助诗词，表达了对底层平民的同情，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真挚友情的怀念，对个人处境的愤懑。应该说，长安时期的柳宗元，也写过一些“辞令褒贬，导扬讽喻”的文章，但贬来永州，与农人杂处，“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首春逢耕者》），深刻地体察民情，汲取最珍贵的文化营养，才写出不朽的文字。因此，他曾带着几分得意说“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溪居》），表示甘终为永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