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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大邑县的古镇安仁尽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算是风云变幻之地———民国时期，这里不仅出了大地主刘文彩，还是西南军阀聚集之地。这些曾经割据一方的风云人物留给安仁的，包括刘文彩庄园和大大小小的公馆，其后还产生了驰名中外的艺术雕塑群《收租院》。时间流逝，由于地处偏僻，安仁的游人并不算多，然而古镇的宁静近日被悄然打破———一个破败的巨大混凝土“圆柱”不久前出现在当地建川博物馆聚落主干道上，远看异常醒目，这就是被称为“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收藏的最大一件抗战文物———从天津塘沽区运来的日军碉堡，这一高5米、重达30多吨的巨大抗战文物是侵华日军在天津修建过的众多碉堡之一，目前已成为正在建设中的建川博物馆聚落重要藏品。
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聚落由地产商樊建川投资建设，设计有25座分门别类的小馆，分成“抗战”、和“四川民俗”等系列，其中，部分建好的分馆早在8月15日就进行了预展，原定于昨日正式开馆，但由于种种原因，正式开馆时间将延后举行———先期开放的是其抗战系列馆中的5个：共产党抗战文物馆、国民党抗战文物馆、川军抗战文物馆、援华美军文物馆和抗战俘虏文物馆。
建川博物馆聚落虽然系集群建筑形式，但与此前名噪一时的长城脚下的公社、贺兰山房等项目却有着极大不同，后者更强调“百花齐放”,即展现建筑师在空间和艺术的创造力想像力,而建川博物馆意在打造包括商业与人居在内的城市概念，试图将城市功能浓缩在这一微小的模型中，让建筑师们在一块空地上“造城”。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博物馆聚落项目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明星”设计师“戴着镣铐跳舞”的秀场。这块500亩的土地既可界定为中国几代建筑师济济一堂的“合力之作”，同样也可以视作是中国建筑界的一个缩影，一些业内人士甚至称，该项目的成败可以视为对中国建筑界“造城”能力的考验，是一场针对规划方和建筑师的双重考验。
规划：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建川博物馆聚落从整体规划到单体建筑的主要设计都出自国内外建筑大师的手笔：博物馆聚落的整体规划设计是由国内顶级建筑师张永和与刘家琨联手打造，负责设计各片区的建筑师则包括矶崎新、邢同和、王路、朱晓光等，年龄上跨越三代人；规划设计方此前又提出了“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理念，并将该聚落等同于一座城市，建筑师被要求设计出各种不同风格的主题博物馆，而这些博物馆又要彼此达成最大的和谐与统一。在张永和与刘家琨操刀的建川博物馆聚落规划设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规划中的25个博物馆片区中除了抗战俘虏文物馆外，其他拿到设计任务书的建筑师都被要求不仅设计博物馆，还得设计博物馆周边一定数量的商业设施，如商场、旅馆等。每位建筑师的设计用地称为“片”，每片用地都由若干地块组成。同时，规划中还设计了3条路径，分别将8个抗战博物馆和8个民间博物馆等各自独立地串连起来，并且3条路径各自对应着一种视觉特征鲜明的空间形态：“抗战线”被要求建在二层的连续公共步行道上，“民间线”则是两侧有骑楼或柱廊的步行街，壮士广场、记忆广场则穿插于这3条设定路线之间。
项目整体规划对土地使用性质、用地边界、用地面积进行限制，并进行了强度容量控制，其内容包括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和单体建筑的高宽、建筑的出挑和退后距离，规划细则甚至明确到挑檐的深度。为获得完整的街道空间与连续的街道立面，规划对建筑的边界位置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除个别地块外，凡在用地内规划了建筑控制线的用地，其建筑立面必须与建筑控制线重合，仅在局部开口处可以后退，其后退也要遵守相关规定。刘家琨将建川博物馆聚落定义为一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城市规划实验，他认为在这个项目探讨的是以社会关系为主题的规划设计思路，其中单体建筑的重要性已经被弱化了，项目的成败则在于是否能够营造出一个理想城市。“我们在规划这个项目时提出了两点明确的概念：其一是我们不将博物馆看作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说教场所，而是让其担当文化、知识与信息的实物载体。博物馆不再是冰冷和封闭的，而是生动和开放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博物馆可以开门直到午夜打烊，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延长开放时间，而是意味着博物馆融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其次，我们还提出了‘聚落＝城市’的理念，我们的规划目标是将各种元素混杂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小城。这不仅是因为博物馆与城市生活可以相得益彰，还因为旅游者也同样需要内容丰富、服务完备的城市。”他说。
参与此次项目的建筑师程泰宁设计了抗战俘虏文物馆，他对该项目的规划表示认同，认为博物馆与商业结合起来的做法是对于规划领域的一次突破，同时聚落的形式也与四川传统的空间分布非常协调，他说：“此次项目重点是在相互的配合上，建筑物之间的互相交错连接会形成界面，而由界面形成的空间比单体建筑本身更重要。”
现实：此城将非彼城？
与其他集群建筑项目相同，许多建筑师怀揣着树立自己建筑生涯中的纪念碑的心态来做这个项目，具化到设计表现为突破限制、恣意创作，在这种心态的促使下，落成后的城还会是规划初始的那个城吗？这一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规划实验又将会得出怎样的结果？“种种规则的限制恰恰能激发建筑师的潜力，真正优秀的建筑师会在种种苛刻限制下，在符合规则的基础上做出出色的建筑，而非试图以突破限制来求得发展。”刘家琨说。
然而就目前就已完工的5座抗战馆来看，规划中的路径尚未形成，散落在各处的博物馆给人以零落感。从建筑师提交的方案来看，不乏个人特色鲜明的作品。投资方建川集团对建筑师突破规划限制的做法的纵容也同样是导致目前境遇的主因之一。据参与此次项目的相关人员透露，虽然许多建筑师在拿到任务书后都对规划理念表示认可，但也有一部分建筑师对总体规划持否定意见，认为博物馆是神圣的，不能与商业相融合。在具体的建筑设计上则表现为，将所分得的片区作为独立的地块处理，而忽略了与相关博物馆的关联。在地块的内部处理上，尽可能将博物馆突出，而将公共设施部分弱化，并将本来更适合对商业的临街店铺割舍给博物馆，为游人提供最佳欣赏博物馆外部空间的视角。由于部分建筑师固执己见，将自己设计的博物馆分隔起来，导致目前已落成的几座抗战系列博物馆不可能形成规划初期设计的串联路径，此次规划设计师张永和的助手陆翔因此无奈地说：“总不见得在落成的博物馆上挖个洞来接天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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