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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新闻文集》（上下），范长江/著，沈谱/编，新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200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2003年12月，我到上海参加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颁奖典礼暨作品研讨会，住在杨树浦一艘游轮上，出入不太方便，但是四天的会期，我还是偷偷溜出来两次，几乎转遍了福州路附近的大小书店，这套书就是那时候在上海书城买的。
范长江在我国新闻界是一个光华四射的名字，他也是我最崇拜的新闻记者之一，上大学时就读过他的一些篇章，这次通读了他的新闻作品，感觉他二十六七岁时写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依旧是他成就最高的作品，也是这套文集的精华。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的西北角十分贫瘠，“日本关东军却以非常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不断由东北以伸入西北，不惜重大的牺牲，在蒙古草原和沙漠中，作凶猛的经营”，对外却宣称是为“围困苏联”，“防止赤化南侵”，以救中国之厄运。这种谎言蒙蔽了许多中国人。范长江一针见血地指出：“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苏联在亚洲的领土，深深威胁着日本在领土上进攻中国的大路，故日本欲求安全地进攻中国，不得不对东部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加以武装控制，甚至想掠为己有。”而且，日本一旦深入侵略中国，国际上能给中国以有效支援的是苏联，因此“日本必先在陆路上截断中苏联系的纽带，即所谓大陆封锁政策”。“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
这篇序言不仅表现了范长江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洞察力，更体现了他自觉的使命感。范长江从1933年起就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并开始研究中国的抗日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一旦中日开战，广大的西北地区极有可能是中国可以依靠的支撑点和大后方。因此，他希望国人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的西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认识下，范长江开始了他独闯大西北的壮行。1935年，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只身一人到外人罕至的我国西北地区采访，历时10个月，行程数千里，历经川、甘、宁、青、陕等数省，艰苦备尝，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发现对于西北，中国从政府到民间无一作深入的调查了解，反倒是英美等国的调查人员更知其详，这更加使他意识到把西北调查清楚、介绍给国人的责任感。
年轻的范长江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那片苦难的土地，以悲悯的笔忠实地记录下西北地区整个社会的萧条、疲蔽，揭示了政治的无力与黑暗，以及民族、宗教矛盾。一进入大西北，他发现普遍的衰败无处无之。1936年除夕，范长江来到酒泉，“尽管是新年时候，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十岁以下无衣褂全身灰泥的乞丐儿童。有几条背风的街道，记者简直在晚间没有勇气经过。这般几乎全身赤裸的孩子，在夜间，他们就在门角墙脚，乃至无水的水沟里藏起来……到了夜间十时以后，气候变为酷寒，这般孩子渐渐忍受不了，他们于是本于童性的自然，放声哭出他们求救的惨痛哀声：‘妈妈呀！冻得很呀！’……有时天气特别寒冷，一两条街的灾童一齐号啕大哭起来，哀声震动全城！”（《酒泉走向地狱中》）“记者刚到松潘那一天，第一个酸心的印象，即是随处倒毙的死人太多。城内外大路大街上，到处有死尸。有些在城外的死尸，已经腐烂到肠肚毕露，或四肢不全，苍蝇成群附在其上，遇有人过，辄嗡然飞起……”（《松潘与汉藏关系》）作者痛心疾首地说：“生于乱离之世，不死于枪炮，亦丧于徭役，哀我农民，奈何无自救之方也。”（《平武谷地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写出了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的人道情怀，至今读来犹感惊心动魄！
作者在大西北旅行，唯一可见的茂盛“作物”竟然是鸦片，大片肥美的土地都种着美丽而毒恶的鸦片，到处可见僵尸一样因吸食鸦片而精神萎靡的国民。他的文笔沉痛之极：“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为主要！此时正收获期中，烟果林立，阡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勤勤，采此毒汁。”（《岷河沿岸》）“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如此再放任下去，将来一般民众过半皆成骷髅，则一切问题，将至无从说起！”（《宁夏的纸币鸦片与宗教》）
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的腐败，军、政、官僚资本、地方士绅交织在一起，互相勾结，包办了一切，社会政治及民生变得不可收拾。在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的武威，“当记者将近县府的中堂，有两种声音刺入耳鼓，声音发自相近的两间屋内。一种是：‘帕、帕、帕、帕……’的竹板击软性物的声音，杂以：‘一呀，二呀，三呀，四呀……’的唱数声，再加以‘哎呀！哎呀……’的惨叫声。另一种是：‘碰扑！’‘碰扑！’……的重杖击一种松中带硬的物体声……”这是县政府的官员在催逼税款，老百姓缴不上，就打，奇怪的是，不管是打人者还是被打者，都已司空见惯，毫不紧张。堂堂县府，竟然跟阎王殿差不多！范长江接着写道：“记者过武威时，驻军正大劈了两个劫人犯，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三天。他们以为这样的严刑重罚，可以制止盗贼的发生，其实未必尽然……真正原因不除，民生日渐破产，无论如何杀头，都是不行的。”（《武威现状不容乐观》）
西北地区是一个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然而是什么造成了西北整个社会的衰败？范长江经过深入的采访认识到，西北的苛捐杂税多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其中有许多还是打着开发西北的旗号收的；“民力已穷，而政府诛求无餍”（《弱水三千之“河西”》），沉重的赋税和战火，不仅彻底摧毁了西北本来就薄弱的农业和工商业，对老百姓的压迫更是致命的，他们缴不起税款就只好到官府挨打，要不然就去借高利贷；政府和兵、匪敲诈完百姓仍入不敷出，只好鼓励民间种植鸦片，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于是社会更加衰败——一切社会链条都卷入频死前的疯狂之中。当局聚敛有道，而建设乏术，号称“开发西北以来最大成果的西兰公路（西安—兰州）”竟成为“稀烂公路”。如此种种造成了西北整体的衰败和贫穷，老百姓不死于兵、匪、烟，就是死于饥饿，男人逃亡，年轻的女子做了明娼或暗娼……范长江正是希望借此使西北引起国人的关注，采取真诚、有效的措施建设好西北，作为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
范长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阅历丰富，而且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只身一人深入西北，不可能携带丰富的资料，但是他在通讯中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历史资料和诗文典故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使文章摇曳生姿，意趣横生，许多篇章不仅是经典的新闻作品，还是文笔优美的散文。
这些通讯使《大公报》的销量猛增，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数月之内连出7版，风行全国，范长江一举成名。西北之行后，他又转向蒙古一带，继续自己的旅行，他的《塞上行》与《中国的西北角》一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塞上行·自序》中说：“一位老朋友最近写信给我：‘我读了你一切的通讯，发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问题。正如读了易卜生的戏剧，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易卜生没有解答，你也没有解答。要解答，实需要大系统的思想。”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他的旅行通讯的在当时的影响和时代意义。
范长江当年的壮举，于今日的新闻记者有无限的启示。他在考察长江源头时说的一段话尤其发人深省：“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但世俗之见，长江必出三峡，始惊其浩瀚。人必至事已成功，始佩其英雄。长江上源，在重山峻岭之中与顽岩怪石冲激之时，谁亦不加重视。人在艰难困苦荆棘榛狉里苦斗之日，何曾有人愿加以援手？此种成败论英雄之俗见，最易丧失青年奋斗之勇气。惟自奋斗者本身言之，大可‘闭耳不闻俗人话，专心一志奔前程’！”这一段话足以作为青年人励志的“警世恒言”。尤其是作为社会良知的记者，应该长其源、固其基，在学问上、阅历上多加历练，将社会责任挑在肩上，不计较世俗之见，只管“专心一志奔前程”，则人生事业无人敢限其将来，于国家、社会、个人必有无限的好处。但是，这样的记者、这样的壮举、这样的文章如今恐怕已是空谷绝响！以我的孤陋寡闻，范长江之后，能够深入中国社会、履行自己责任的记者，只有1985年单枪匹马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
1970年10月23日，61岁的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他的命运几乎和另一个新闻界才子邓拓一模一样，如今捧读他们的《中国的西北角》和《燕山夜话》，不仅扼腕叹息：我们的民族有时侯真的不珍惜自己最优秀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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