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散记(22)、白鹿原上的灞陵 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因一篇与其同名的著名小说而闻名,今天我们要去白鹿原却不是因为这一原因而去,而是因为汉文帝而去。汉文帝刘恒的灞陵就位于白鹿原上,而汉文帝是西汉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皇帝。 在今天就要离开西安市去到临潼之前,与朋友相约,顺便驱车到白鹿原,去看看这位西汉帝王的陵寝。 汉文帝刘恒,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第二个儿子,素常仁孝,其母亲薄姬不象吕后那样干政。刘邦在世时,刘恒被封到条件艰苦的代国为王。公元180年,吕后死,刘氏诸王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合力粉碎了诸吕的宫廷政变,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是为汉文帝。他在位23年,后其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在位16年。西汉文、景两帝在位近40年,是西汉历史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稳定,生产继续恢复,经济持续发展,历来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盛世,素有“文景之治”之称,也就是这文、景二帝所治的家业为其后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文帝刘恒从25岁时做上皇帝,到48岁时去世,死后便葬在了这白鹿原上,因陵寝北临灞河,故称灞陵。 西汉共有11位皇帝,死后有9个被葬于西安城西的五陵原上,只有文帝和宣帝没有进入“祖坟”,宣帝葬于西安城南的鸿固原,而文帝被葬于这白鹿原。之所以为此,据说是因为受汉时“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的昭穆礼制的限制。这种礼制规定,帝王陵寝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等位于始祖之左,称为昭;三世、五世、七世等位于右,称为穆。五陵原上,高祖刘邦居长陵,惠帝安陵居长陵西,若惠帝之子为皇帝,应居长陵东,这符合昭东穆西的礼制。但文帝与惠帝是平辈,同属穆位,而文帝是在惠帝之后为帝的,故其陵寝在“祖坟”中的位置不好安置,便只好另辟陵区了。 这一“辟”便把文帝一人孤零零地辟了这白鹿原上,与其“祖坟”只能隔城相望了。汉文帝的灞陵不好找,车子上西安绕城高速在纺织城立交桥处下来驶上白鹿原,转来转去,最后在一个叫扬家疙瘩村旁才找到灞陵。眼前的灞陵比起五陵原上的茂陵来简直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很不起眼的墓冢依坡而建,不象茂陵那样虽年久荒芜却仍存高大的封土。平坦的墓冢,零落的陵园,若不是墓前斑班驳驳的碑刻上有“汉文帝灞陵”字样,简直不敢让人相信这就是西汉一代帝王的陵寝。看着眼前这寒酸的灞陵,朋友不无调侃地说,灞陵灞陵,名不符实,没有一点的“霸气”。 调侃归调侃,实际上,当年的灞陵在西汉帝王的陵寝中是很朴素的一座。据史书记载,灞陵“因其山,不起坟”,当时修筑时地面上就不起封土。文帝治灞陵“因山为坟”,传说是力求“节俭”。在这白鹿原边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修筑起来是要比平地起冢的长陵、安陵省很大的工。从这一点来说,古代史学家把汉文帝称做为理想的皇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汉文帝来自条件艰苦的代国,对民情了解,又加上当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代国更能清晰地视觉到汉宫内的奢靡倾扎给百姓带来的种种苦难,使得他最能深知水能“载舟覆舟”的道理。因此,他登上帝位后到也一生清廉恭俭。在位期间,接受秦失天下的教训,轻徭役、减赋税、约法令、废苛政,修养生息,无为而治,重视农业,劝民从事农桑,并亲自下地耕作,在朝臣百官中带头饭食不重味、衣饰不重彩,下昭宫室、园苑、车骑等奢侈享乐用品一律不许添置新品,免除肉刑,专务以德化民。所以史学家称赞说,当时的西汉,刑罚大省,几乎搁置不用。文帝一朝重视钠谏,说错了也给以鼓励,所以出现了贾山、贾谊、晁错这些敢于直言的谏臣。曾身为代王的文帝,对北方匈奴的威胁有充分的了解,他一方面重视加强武力防卫,还曾计划亲自带兵与匈奴作战,另一方面又认真实行“和亲”安边政策,避免了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其儿子景帝诺尊父业,父子共创文景之治前后近40年,黎民醇厚诚信,社会移风易俗,外无战内无乱,粮仓实国库足,百姓安居乐业,遵信守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他死后葬于灞陵,生前就告戒后代“置灞陵皆为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有人说,汉文帝依山为陵不葬金银的目的是为防止日后被盗掘,还有人说文帝的薄葬只是表面文章,在西晋末年就曾有人盗过灞陵并多获珍宝。不管怎样,汉文帝还是值得肯定的,而灞陵较之五陵原上的汉陵总是节俭很多的。 在白鹿原上,据说还有汉文帝窦后陵、文帝母薄太后南陵,还有窦皇后的女儿馆陶公主、外孙女孝武陈皇后、董偃等亦陪葬在灞陵,但都相距很远。这里的南陵,因陵冢西隔渭水可遥望到高祖的长陵,在此听到了“东望吾子,西望吾夫”的说法,却也感觉异常的滑稽,与朋友谈笑着,这皇室贵胄竟也脱不尽那世俗的儿女情长。 来西安时就听人说,这灞陵所处之地为“凤凰嘴”,登上眼前的灞陵,再回首那苍苍莽莽的白鹿原,,灞河、浐河一东一西环流而去,巍峨绵延的秦岭在南面逶迤横列,北望一马平川岚气蔼蔼,这里也确为一块不失帝王之气的风水宝地。文帝一生励精图治,死后葬于这白鹿原上,也算是善始善终了。至于生前的是非功过,文帝已长眠于这厚厚的黄土之下,千年沉默不语,一任后人评说了。 窦太后的陵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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