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玉珠峰登山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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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9 | 痛并快乐着——玉珠峰登山日记

痛并快乐着

——玉珠峰登山日记

（一）

2005年9月2日（星期五），郑州—T197次列车，多云

列车“咣当”一耸开动，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玉珠之旅。望着窗外的暮色，抹一把额头如雨的汗，长长出了一口气。

本来出发时间相当宽裕，没想到出门便遇上堵车，被困在不见首尾、慢慢蠕动的车流中，进退两难。我不断焦急地算计着时间，随时准备跳车狂奔，友情送站的飞鱼比我更着急。好不容易挤出一条狭缝，一向被公认为“五好青年”的飞鱼，不惜牺牲自己的贞节，违章调头、迎头逆行、截头猛拐，连续一系列教科书般标准的违章动作，终于杀出重围到了火车站。没等车停稳，我背着硕大的背包蹿出车门，箭一般射向候车室，先喊住准备停止剪票的中年美眉，又拍开正在关车门的青年帅哥，总算赶在开车之前冲进车厢。

这个开头是什么征兆？出师不利，还是好事多磨？回头想想，自从打算登玉珠开始，似乎就没太顺利过。

七月份就从大刘那里知道了玉珠计划，但总有几件事悬在那里没着落，直到活动开始前二十天左右才确定参加，白白耽误近两个月。此时，队友们已训练了很长时间；“五一”以来几乎没怎么锻炼，就在准备利用最后时间临阵磨枪，却又奉命带队去黄河源，彻底打碎了训练计划；本来希望河源之行能同玉珠活动连起来，少跑一趟，可是中间到底还是差了六天，只好在青海和郑州之间多跑两次，为铁路部门做些贡献；更糟糕的是，在去黄河源之前就有些感冒，到高原后又转为支气管炎，至今咳嗽不止，今天中午还在输液。

除了河源之行让自己提前适应一下高度外，对其他状态并没太多的底气。朋友们也暗暗担心，无私而默默地给予我各种关心和支持。就在前天，胖哥、青鸟和飞鱼牺牲了一下午时间，专门陪我走了趟嵩山以热身。

从黄河源回来六天来，一直忙着处理事务、收拾装备、研究功略、抓紧治病，搞得紧紧张张，并没休息好。躺在车上，心里反倒踏实了，反正已经上路，顺其自然吧。

在列车的隆隆声中沉沉睡去。

（二）

9月3日（星期六），兰州—N903次列车，晴

火车上午九点多到达兰州，兰州的朋友接站并安排我休息，等待下午同队友会合。在小酌饯行时，朋友又问起那个别人多次问过的问题：为什么要去雪山？

是呀，为什么？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奔波于高原、雪山的年头不算短了，酷爱西部那方天地，喜欢享受在路上的感觉。曾驾车经过5600米的山口，徒步攀登到过5000米的高度，然而内心深处，总抵制不住更高、更美、更具挑战性的诱惑，那是真正的雪山在召唤。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执著地要去那里，只觉得想去、应该去、必须去。

现在，愿望即将成为现实，我就要和大刘及队友们一起亲近玉珠。

知道大刘，从他的那篇《哭泣的玉珠》开始；关注玉珠，也是从那篇《哭泣的玉珠》开始。从文中，我能读出大刘的人品、性格和责任心，相信这是一个值得结交和信赖的人。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相识后，一直保持着联系。七月份，大刘告诉我今年打算登两座山：九月份玉珠峰，十月份唐拉昂曲。根据自己的时间，我决定去玉珠。

这次活动是大刘户外同青海省登山协会联合组织的，大刘负责人员的组织，青海登协负责相关后勤和保障。参加活动的共有八个队员：大连有五个，分别是老K、棕熊、犟明，以及瓶子、依拉两位女士，大连之外三个是北京的田老师、沈阳的车子，还有我。

对队友的情况了解不算太多，在这之前只同老K简短地联系过。由于登山队的训练照近期在大连自游族网站上频频出现，因而对大家的相貌还算熟悉；而且通过帖子的交流，对每个人的性格多少有些感觉和判断。

兰州的朋友将我送到兰州火车站。按照同队友的约定，下午五点我们在这里见面。径直走进候车厅，在进站口看到一群户外行头、背着大包的人在手忙脚乱地过安检，除了装备，居然还有大堆的白兰瓜、苹果等东西。我瞬间就将每个名字和人对上了号，边打招呼边过去帮拿东西，大家也都亲切地做出回应。一行人扛着大包小包，在乘客们怪异的注目中，说说笑笑登上了兰州到格尔木的N903次列车。

见到的是田老师和大连五个山友。大刘已同青海登协的人提前到了格尔木，车子今晚将在西宁上同一次车。

列车17：49开动。大家有的通过无线上网给自游族的山友作现场直播，有的在闲聊。犟明变戏法似的掏出茶具，很有情调地泡起了功夫茶。沁人的香茗增添了谈趣，我们开始谈各自的旅行经历和感受，谈藏族，谈藏区，谈藏传佛教……奇怪，虽然过去从未谋面，大家却如同久违的老友，自然而亲切地融在了一起。也许这就是缘分和默契。

晚上十点左右，车子上车，因为东西较多，所在车厢又离我们较远，没再过来。老K和棕熊过去和他接上头。至此，将要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八个人悉数登上同一战车。

躺上卧铺时欣慰地发现，今天咳嗽明显变轻。

（三）

9月4日（星期一）， N903次列车—格尔木，晴

列车上午十点半到达格尔木，记忆中这是一个同“温馨”二字相连的小城。

五年前的这个时节，我和科考队友们早晨6：40从麻多乡出发，中午两点多到达黄河正源玛曲曲果。为了避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免得被困在黄河源区，我们又连夜翻越昆仑山，终于在次日凌晨3：40到达格尔木，整整连续21个小时艰难跋涉。我至今清楚记得在高原奔波二十多天、又一昼夜未眠的队伍远远望见格尔木灯光时的欢呼。五年后重返这里，不同的是，这次格尔木变成一次艰难行程的起点。

八个队员在出站口汇齐。正式见到了车子，外表透露出精干，身体素质看上去不错。也难怪，毕竟是辽宁电视台的体育记者，不想想整天泡在什么圈子里。

走出车站，一眼就看到大刘，他那两根圆规般的长腿把自己高高支出了人群，颇为显眼。旁边站着一位体态微胖的人，大刘介绍这就是此行的总教练、鼎鼎大名的青海登协李卫东。因为职业关系，李卫东登玉珠次数太多了，自谑把玉珠峰当成了自家庄园，常被圈内人戏称为“李庄主”。

出了火车站一百米左右，就是登山队下榻的“格尔木大厦”。这让在火车上攒足了劲打算负重徒步到达住处作为热身训练的队员们多少有些失望。

刚刚安顿下来，队长大刘就带大家去逛街，让来自较低海拔的队员们适应一下格尔木2800米的海拔。我因为刚从高原下来，被特许在房间看电视。

下午大刘和李卫东对每位队员的个人装备进行了逐一检查，甚至仔细到袜子、手套。每件装备检查合格后，都在一张单子的相应项目上划钩，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难怪，这时的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在山上变为灾难性的后果。这种责任心更加增添了我对他们的信任。

我这次带的下降器是ATC制动器，在攀岩时使用较多，但检查后被认为不适用于雪山上因湿冷而硬直的绳子。大刘把自己的8字环借给我作下降用。

检查完装备，大刘宣布两件事：一是声明自己感冒，为避免传染大家，不与我们共进晚餐，让八名队员自由活动；二是晚上开会布置有关事宜。

放了羊的队员们在格尔木的大街上信马由缰，逢人便打听格尔木的美食去处。无奈当地来了所谓“大领导”，各类特色小吃被迫关门以维护市容。在采购了一些零星物品后，意外地撞进当地一个名店“阿兰餐厅”，特色饭菜颇让大家满意。八个人一边大快朵颐享用进山前最后一餐美味，一边恶毒地猜测着队长甩开队伍单独行动的N种可能。

晚上的会议倒比较简短，由领队、青海登协的王睿主持，李卫东和大刘介绍要求和注意事项，大家就不明白的问题提问，之后签订被戏称为“生死状”的登山委托协议。

与老K同住一个房间。夜里，自我标榜睡觉非常安静的老K居然食言，上半夜时高时低、时长时短、时有时无地奏起鼾声。这让睡觉轻如猎犬的老腾很是苦恼，瞪着眼睛紧盯天花板，仔细倾听着那抑扬顿挫的旋律。

（四）

9月5日（星期二），格尔木—西大滩，晴间风雪

早早起来，整理装备，准备进军西大滩。

青海登协的三辆车装得满满登登。两辆越野车盛装备，一辆面包车盛我们，上午九点三十六分离开格尔木。

随着海拔慢慢攀升，眼中的绿色逐渐变稀、变无，路边的田野先被石头山，进而被茫茫戈壁代替。本来就兴奋的队员们，随着天地的广阔更加放飞心情，偏偏车上的音响非常配合地响起了《青藏高原》，于是歌声和着豪气直冲云霄。路边的骆驼和羊群忘记了吃草，奇怪地望着那个响亮的大匣子从身边驰过。

十一点多路过昆仑神泉，各自往肚子里灌些泉水后上路。眼尖的老K发现一只鸽子长时间紧随着汽车飞翔，这让大家突然想到珊瑚那令人头皮发紧的祝福，好几个人本能地缩了缩脖子。

（大连的山友珊瑚——曾经同关公共同登顶启孜峰的美女，临行之前写了一首诗：其中包括：

你们去玉珠峰/……/我会很挂念远方的你们/于是/我决定要养一只信鸽/……/哪怕……/哪怕它能做的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 在你头上拉一泡屎！/兄弟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

海拔上升很快，远远能够看到洁白的玉珠峰了。队员们欢呼雀跃，纷纷跳出车外拍照。大刘正色告诫大家要轻举缓动，后面有的是拍雪山的时候。

中午十二点半到达西大滩，午餐后登协一干人继续到BC去建营，登山队则落脚在正对玉珠北坡的“玉峰食府”，在这里住一夜以适应高度。2003年大刘带的那支队伍也曾住在这里，据他说同那时的条件有天壤之别，这让大连的几个队员很是得意。

下午三点半，大刘和李卫东带队正式开始适应性训练。先是朝着北坡一号冰川方向行进，之后沿着顺着青藏铁路走进刚建成的玉珠峰火车站。大家轻装前进，异常兴奋，有说有笑，有唱有跳。同李卫东攀谈中得知居然是河南老乡，他老家是济源的。

高原的天很快给队员们一个下马威：出来时还是阳光灿烂，一会儿开始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进而风雪交加。队长看看已经走了两个小时，便下令返营。

风雪很快停止。为适应高度，晚饭后大刘规定十一点钟才能睡觉。我因为刚从4600米下来，在4100米的西大滩基本没反应。为支持队长的工作，也只好陪着大家熬夜。

西大滩的夜晚，清冷幽静，繁星似锦。全体聚在餐厅里，围着火炉聊天，看电视，不停往肚子里灌水，努力地熬着时间。看了一会儿电视剧《烈火金刚》，刀枪不入的八路收拾蠢猪似的日本鬼子，真比捏死臭虫容易多了，让人感觉抗战本可以八天结束，怎么竟打了漫长的八年。拙劣乏味的表演、睡眠不足的困乏，使我实在难以坚持，打算回去睡觉。

大刘意外地找到一个频道，正在播放一系列美国警察追捕嫌犯的纪实镜头。这让他兴奋不已，反骑在离电视最近的椅子上，趴在椅背托着腮帮紧盯屏幕，不时流露出孩子般天真灿烂的笑。这还不够，又邀请我坐在近前共享。盛情难却，我只好坐在他身边，努力呲牙陪着他笑。无奈眼皮不争气，本来没什么高原反应，这会儿却因睡眠不足头疼起来。直到我怒斥其为“法西斯队长”时，大刘才同意我提前休息。

西大滩的夜晚好冷呀！盖着被子半夜被冻醒，急忙掏自己的睡袋，这时已经开始狂咳。可怕的声音让同室的老K和犟明怀疑我明天能否进山。

（五）

9月6日（星期三），西大滩—玉珠峰BC，晴间风雪，夜大风

早晨推开房门，灿烂的阳光立即洒满身心。-29度的羽绒睡袋把昨晚的咳嗽捂了下去，睡得非常好。

上午没什么安排，田老师、瓶子、车子、依拉几人自我加压，要去冰川拉练。老K本来想休息，看没人带队，便又决定同行，让我感到这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伙伴。

其余的人在餐厅闲逛、闲聊、看电视。青海登协的两辆车从山里回来接我们，得知昨天下午因大风没能建好BC，今天正在抓紧建营。

正说间，老K、瓶子、依拉等人挟着飞沙走石闯了进来，让人以为是西游记里的妖怪。向外一看，两分钟前的艳阳高照转眼变为狂风大雪，又给大家上了一堂高原气象课。

午饭后，登山队分乘两辆越野车于13：20离开西大滩，进军BC。大家状态不错，只有依拉慢声细语地在电话里告诉安排任务的单位领导，自己在家病得起不了床。听那语调别说领导，连我们现场的人都觉得心酸。

离开西大滩半个小时，到达海拔4780米的昆仑山口。出发时的朗朗晴空，这会儿神秘地被低沉的乌云和飘雪代替，笼罩着山口竖立的索南达杰、2000年玉珠山难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三座颇有悲壮色彩的纪念碑。

很早在青藏高原奔波时，就听说过索南达杰、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当时就非常敬佩那些为了单纯的理想不畏艰险、不惜牺牲的汉子，甚至打算成为其中一员。索南达杰，这位和平年代出没于枪林弹雨的英雄，最终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我们见过太多的问题最终因为流血死人才引起关注，得以解决，如索南达杰的牺牲扭转了保护藏羚羊的被动局面，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导致收容制度变革，等等。不否认这些问题被公开、被重视，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为什么非把问题积累到酿成悲剧？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类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我们还剩下多少美好的东西经得起毁坏？这代价是否过于昂贵？

好在不管怎样，社会总是在逐渐进步。索南达杰的牺牲，总算换取了自己希望并为之奋斗、牺牲的局面，只可惜他已经看不见。如果他真有在天之灵——我宁愿相信藏传佛教的观点——应该对现在的藏羚羊保护状况感到欣慰。

面对纪念碑，我脱下帽子，深深三鞠躬。我们也许一生没有机会成为英雄，但并不影响我们敬慕英雄，感受英雄，从他们那里汲取人生的营养。

离开昆仑山口前行不远，走下青藏公路，沿着一条砂石路颠簸前进。据李卫东介绍，这条18公里的道路是当地政府筹资500万元修建的登山旅游专线。

走不远，眼尖的同学都说看到两只黄羊，我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却只看到混沌的戈壁。

无数次在照片上见到的玉珠峰南坡越来越近。14点35分，我们终于到达设在山下河边、海拔5035米高处的大本营，来到玉珠脚下。

这个高度顿时感觉不一样。棕熊卸下包提着刚走几步，眼前一黑差点坐在地上。我提着两个大包走到帐篷边，也是一阵好喘。

营地共有一顶帆布大帐、一顶炊事帐、六顶高山帐，还有随风飘扬的青海登协和大刘户外两面旗子。分配、整理好住处后，我和老K又检查一下营地。由于建营有些仓促，发现帐篷固定有些问题，我们又把帐篷重新加固一遍。

做完这些，忽然听到一辆车中传出狼一样的低嗥，发现队长正趴在后排座。他在格尔木卸包时闪了腰，正在冰敷自疗。尚未出征，先折大将，这让队员们多少有些暗暗担心。

到了BC不久，开始飘起了漫天雪花，我独自走出大帐，沐浴在风雪中，享受着玉珠赐予的见面礼。

丰盛的晚餐端了上来。在读过的不少攻略中，唯一没有微词的是青海登协的厨艺，看来确实名不虚传。可对于刚到BC的队员，满桌美味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每个人都正处在高山反应的折磨中，头疼、恶心，不过居然没一个人呕吐，这让多次带队玉珠的大刘很是惊讶。各自勉勉强强塞了几口，依拉吸进的两根面条还是队长给喂的。

到达新高度的第一个夜晚是最难熬的，尤其是玉珠峰大本营。从大环境来说处于茫茫戈壁，植被稀少，就小环境而言处在群山环绕的河谷中，空气难以流通交换，含氧量低，海拔又高。在看过的很多功略中都提到玉珠大本营的含氧量和珠穆朗玛峰6400米高度一样。当各种高山反应症状涌上身体时，想起临行前陈骏池说的那句话：玉珠峰大本营是世界上最难受的大本营之一。

按照要求，今晚必须熬到十点钟才能睡觉。外面刮起呼啸的大风，把大帐吹得如同汪洋中的小舢板。八个队员围坐在帐中，为了打发时间，拉起了“谈理想、谈人生、谈爱情”的序幕。

这是一个让人终生难忘的夜晚。远离了缤纷的现代生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这里只剩下人与自然，以及患难与共的山友们，一切变得简单而纯洁。不同地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山友们，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毫不隐瞒、毫无戒备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或讨论，或附和，或争辩，真实、坦诚而直白，这在日常生活中是难以想象的。雪山，净化了人的灵魂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随着夜色渐沉，队员们的高山反应逐渐强烈，讨论声因而变低变稀。我尝试同伙伴们一起唱歌，这是过去在高原带队时屡试不爽的一招，既可以缓解情绪，又可以更好地调动呼吸系统功能。大家唱着所有能想起的歌曲，歌声伴着呼啸的风声在营地、在河谷、在玉珠山麓飘荡。

晚上十点钻进帐篷以后，风越刮越大，好像拼了命也要将帐篷撕破。海拔5035米，这是我宿营高度的新纪录，在肆虐的风声中，我却睡得很好。咳嗽基本停止，高山反应轻微，睡眠状况良好，使我信心倍增。

（六）

9月7日（星期四），BC—5300m—BC，晴

队长昨天让大家睡到“自然醒”，可早早就被几个“勤快人”人工拍醒。钻出帐门发现昨晚大帐被大风吹倒，卧在地上像一个被抽了脊梁的怪兽。

大帐的不幸境遇倒给我们创造了一次别有情趣的早餐。在明媚的阳光和凛冽的寒风中，我们面对冰清玉洁的玉珠峰，露天吃完早饭。

早饭后，总教练李卫东和青海登协的高山协作尼赤才让向C1运输帐篷、路绳等公共物资。尼赤今年才20岁，一个憨厚可爱的藏族小伙子，他那略带羞涩的一笑尤其有特点。虽然个子不高，身手却不凡，是西藏登山学校的毕业生。

上午领个人冰雪装备，包括高山靴、冰爪、雪套、冰镐等，在大刘的指导下，每个人都很认真地检查、试用。之后大刘讲授器械使用以及冰雪行走、上升、下降、保护等基本知识。原打算今天上冰川进行冰雪技术训练，由于冰川融化太厉害，只好改为下午进行徒步适应性训练。

正在营地训练，远远看见一辆北京2020吉普车开来，停在营地旁边，车门上写着“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林公安分局”。原来是中央电视台的三个记者，为9月20日开始的穿越可可西里科考活动来提前适应环境，陪他们的是可可西里公安分局两名干警。在这里不期而遇，双方都非常高兴，何况三位记者是车子的同行，两名干警是藏羚羊的守护神，而记者们将要参加的科考活动组织者中，有我们熟悉的陈骏池、刘建。大家热情地聊天、合影、留联系方式，下午有位记者还随着我们的训练走到冰川下。

午饭时间到了，大家坐在不高不矮正难受的小马扎上，胃口比昨晚好多了。大刘一边僵硬地挺着腰蹲在那里扒饭，一边大声宣布腰伤快好了。作为一名老腰病，我从大刘的蹲姿中感觉情况并不像他说的那么乐观，但作为曾经的领队，我更能理解大刘这善意的谎言。毕竟是一个新手如云的队伍，主心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队员的信心。眼下能帮队长忙的最好方式，就是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尽量帮团队和伙伴多做些事情。

下午两点，大家在大刘的带领下轻装出发，开始了适应性训练。队长嘴里不断喊着：“慢慢走，别着急”，“按自己的节奏走”，“调整呼吸，对，很好”，“不错，非常棒！”……让人觉得除了登山，他还挺适合在幼儿园工作。

在5000米以上的高度，动作和感觉确实同低海拔有很大不同。我们的行走如同电影慢镜头，迟缓而小心，呼吸却是近乎夸张地剧烈。

起初沿着冰川河谷行进，灰色的冰川融水携带着石沫潺潺流淌，我们在沟沟岔岔之间寻找着下脚的地方。走出河谷后，开始沿着冰碛山攀登。上升的感觉更是费力，几个队友每走一段，都要弯腰趴在登山杖上，来一阵急促的深呼吸。

两个小时后，到达5300米的一座平台处。大刘宣布攀登到此结束，稍微休息后返回大本营。

在返回BC的路上，远远看到一座玛尼堆。我特地走过去，绕着转了三圈，添上几块石头，祈祷玉珠能接纳我和我的队友们。在其他地方，我是个无神论者，但在藏区，我从来都像个虔诚的信徒。我相信，美丽的玉珠是有灵性的，她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尊敬和善意。

夜幕慢慢降临，大家又聚在大帐里，继续着“谈理想、谈人生、谈爱情”的大讨论。车子别有用心地抛出一个话题，引诱大家谈谈各自的初恋及艳遇。于是，各种或酸或甜的故事不由自主地打开。

不知为何，夜里过去有伤的左膝酸痛异常，辗转反侧睡不着，更担心千万别是天气变坏的信号。

（七）

9月8日（星期五），BC—5500m—BC，晴

昨晚的担心多余，今天又是一个格外灿烂的晴天。

按照计划，今天要向上运输高山靴、冰爪、冰镐、安全带等装备。

大刘和尼赤带着队伍上午10：04出发，在5300米之前还是昨天的老路。但过了昨天的折返点继续前进，迎面是一路漫长的陡坡。背负着大包和沉甸甸的装备，同昨天的轻装训练感觉明显不同，每上升一步，都需要肺部运动几次作支撑；每走十几步，都要停下来发狠地深呼吸一阵。

队伍渐渐拉开。瓶子看样子状态不太好，队长让她返回营地休整。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体力消耗，我决定按自己的节奏走，慢慢和尼赤两人成为第一梯队，远远把大队甩在后面。

终于在中午12：40，我们首先到达预定位置——一个鹰嘴似的小山头，海拔5500米。

正坐在地上喘息，一只蝴蝶从眼前飞过。我开始以为自己出现幻觉，在这个高度寸草不生，怎么会有这种生灵？但没错，就是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尼赤还追上去扑了一阵。我那高山反应的脑袋在费力地琢磨这只蝴蝶是如何生存的同时，也为这小小的、坚强的生命感动着。

大队全部到达后，把背上来的装备集中放好开始下撤。我依然按自己的速度甩开大步走在前面，在14：20返回大本营，比伙伴们早了将近半个小时。

经过两天的适应，在大本营已经没有了反应。和煦的阳光照在营地、照在身上，温暖而惬意。依拉、车子和我干脆把马扎搬到小溪边，晒太阳、聊天、洗脚、洗袜子，车子还偷偷洗洗头。

晒袜子时，看到领队王睿一脸严肃地送走一辆车，一问方知登协的小安因为昨天洗头感冒了，必须马上撤到西大滩，再拖一会儿就可能肺水肿。王队还恶狠狠地钉上一句：“谁要是再洗头让我知道了，立马走人！”

高原的残酷环境确实来不得半点疏忽。我悄悄把这件事告诉刚洗过头的车子，他也紧张起来，立即戴帽子、拼命喝水、加倍吃药，忐忑不安好久。

晚上大家继续“谈理想、谈人生、谈爱情”。中间走出大帐，看到王睿、李卫东和大刘在神色严肃地讨论什么，他们并没有避讳我的加入。原来今天我走得较快，还不知道从5500米下撤时，犟明瞌睡得特别厉害，有一段几乎是迷糊着由大刘扶下来的。他们分析可能是嗜睡反应，高山反应的症状之一。如果是那样，恐怕犟明不能上C1了，否则不但他自己可能有危险，而且队伍很难分出人力护送下撤。

几个教练非常慎重认真地分析、研究着，这种事无论对于决策者还是决策对象，都是一件残酷的事。但无论他们最终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相信肯定是理智的、负责任的。

突然感到一阵酸楚，转身离去，不忍再听。从列车上相聚到今晚的六个日日夜夜，八个队友如同兄弟姐妹般和睦相处，患难与共，在感情上，八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群体。而今，就在我们将要离目标和成功更进一步时，一个伙伴将可能离队，一个完美的希望将可能掰掉一块，那将是怎样的缺憾！

再也没有心情参加大帐里的讨论，在静谧的星空下，在寒冷的夜风中徘徊良久，仰望夜色中呈暗蓝色的玉珠，再次默诵对自己和队友们的祝福。

（八）

9月9日（星期六），BC—5600mC1，晴

今天将要进驻5600米C1。

一次登山活动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两大因素：个人状况和天气状况。当前队员的个人状况都不错，队长的腰也明显见好，而算上今天，老天已经赐给我们三个好天气。欣喜之余反倒担心起来：玉珠峰的天气往往五天一个周期，会不会明天冲顶时突然变天？

人往往是这样，当你历尽艰辛离目标越来越近时，对成功的渴望就愈发强烈，对事情的处理更加谨慎，对各种影响因素开始考虑得更为细致。队员们一次次询问李卫东和大刘对天气的判断，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让人踏实的答案。

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犟明。他经过慎重思考后主动向队长提出下撤。

面对平静的犟明，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反倒他像是安慰我们似的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来之前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体验一把，能上多高上多高。昨天上到5500米，已经是我人生的新高度了，我很满足。能登顶当然好，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选择放弃，不能给自己和队友添麻烦。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选择，也需要勇气。”

的确，我们登山主要为了丰富生活，感受挑战，体验人生，但毕竟登山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山永远在那里，生命只有一次。我想如果我是犟明，也会做出这样选择。

大家默默吃完午饭，默默送走下撤格尔木的犟明。下午一点半，李卫东、大刘、尼赤，还有剩下的七名队员背着装备向C1进发。

大刘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尼赤随后，两人要先去C1建营。殿后的李卫东让我放开速度，争取早点到C1帮大刘和尼赤一把。

三点半，到达5500米处，装上昨天放在这里的装备，这时的背负重量大约25公斤左右。接着又是一路陡升，越往上走，感觉如同猪八戒背媳妇，身上的东西似乎越来越重，肺活量好像越变越小。

天开始阴沉，心也跟着阴沉。玉珠，再给我们一个晴天吧。

四点十分，终于到达紧靠雪线设置的C1，此时大刘和尼赤已经开始扎帐篷。出于关心，大刘命令我原地休息，不让插手，我便着手挖雪烧水。

五点半，最后一批队员到达C1，他们整整走了四个小时。

对于七名队员来说，虽然又一次刷新高度，但又必须重新忍受刚刚摆脱的高山反应。自己除了胸闷气短，好在还没有其他症状。

到了应该进食的时间，看着登协发的饼干、鸡蛋、果冻等食品，丝毫没有胃口。在高山上，水的重要性甚至超过食品。有了足够的水，才能减缓高山反应，才会休息好，才有足够的体力……然而，这里饮水供应也成了问题。

在C1之前，可以说登协的后勤保障几乎没有缺陷。然而，就在最需要完美保障的C1，我个人认为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准备的食品类型连平时的徒步穿越都不适合，更何况高山冲顶；其次，没有准备足够的燃气，相应无法保证足够的饮水。我和车子、尼赤一个帐篷，烧完三小锅水耗去一个小时、一罐气，再领气时仅要到一罐，再也无法像在BC开怀畅饮。再有就是小细节了：我和车子窝在帐篷内轮番烧水、轮流出去透气，帐篷不敢离人。假设有组挡风板，在那种天气完全可以在帐外烧水，就可以把人解放出来，腾出手来兼顾其他事情。

在玉珠的日日夜夜，同青海登协的朋友们患难与共，相处非常融洽。之所以把这些说出来，就是希望今后能把这类活动能做得更好。毕竟，在那种环境下，任何一个小小的瑕疵，都有可能带来未必轻微的后果。

晚上三个人躺在帐篷里，可爱的尼赤在给我俩唱过几首藏族歌曲后，倒先把自己催眠了，毕竟他更适应这种环境。我和车子都睡不着，我忙着长跑般急促喘气，车子则头痛难耐，干脆开始轻声聊天。我们在聊各自为什么登山，聊队长大刘，聊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感触……我们谈得很多、很深、很晚。

车子在吃了我的一片“百服宁”后，头痛稍微轻些，下半夜迷迷糊糊睡去。在喝完自己和车子的水后，胸闷、口渴仍然折磨我整整一夜。至今记得那个在狭窄的帐篷中周身酸胀、瞪着眼睛盼天亮的难熬夜晚，有一阵甚至诘问自己为什么要找这份罪受。

实在受不了帐篷内的憋屈，又怕影响车子和尼赤，凌晨四点多独自走出帐外，袭袭寒风刮脸刺骨。看到满天似乎触手可及的繁星，望着三十公里外不冻泉那温馨的灯光，烦闷的同时，又为即将迎来一个可以确认的晴天高兴。

（九）

9月10日（星期日），C1—6178m顶峰—C1—BC—格尔木—N904次列车，晴

（1）攀登

一夜无眠。

早晨，等车子和尼赤起来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烧水。

外面，队友们忙着装包、系安全带、穿高山靴、雪套、冰爪、抹防晒霜。车子赶紧去摄像，我只得守在帐篷内心急火燎地盼望水快点开，并草草填了几块干涩的饼干。

终于把三个人的水壶都灌满，队友们都准备好了，静静地望着刚钻出帐篷的我。

不愿耽误大家太多时间，手忙脚乱地穿戴整理好，还差点忘了抹防晒霜，随便挤一把往脸上糊得到处都是。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疏忽，后来给我带来足够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