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江戶武士道和日本近代化的動因

武士道的起源曆史並不能說有很久，雖然在平安末年武士産生的時候，已經産生了“兵之道”，“弓矢之道”一類的說法。但這並不是有其體系性的武士道德論，這隻能說是武士的一種慣習性的行動規範，並且因爲當時的武士作爲“武藝過人”的武藝者的性質很重，當時的戰爭又多采取一騎單挑的打法，此“武者之習”更多地表現爲一種戰鬥儀禮。到了戰國時代，才有了武士道這一說法的萌芽，如織田信長在訓斥對攻略石山本願寺不力的佐久間信盛時，就使用了“武篇道”，“男道”一類的用辭。“武士道”一詞第一次大量出現，是在江戶初年的武田流軍學者小幡景憲所撰的《甲陽軍鑒》之中，其頻率達到了三十次之多。其內容多是要求武士在戰場上勇敢作戰，切忌“卑怯”的行徑。到此階段爲止的武士道，隻可以說是一種戰場上的勇武精神。隨著“元和偃武”(即指兩次大坂戰役後帶來的日本國內的和平局面)的進行，日本國內的戰爭的消聲遁形，以戰爭爲本業的武士不得不面臨無仗可打的尴尬局面。他們不願白拿老百姓交上來的租稅，整日無所事事使他們非常苦惱，但是以武力發動私戰（即沒有幕府命令，隻爲自己的利害沖突發動戰爭）謀求利益是近世的日本國制所嚴厲禁止的。既然不打仗了，很多武士認爲他們應該致力于民政，以藩國的繁榮和和平爲己任，這促使著他們從軍人轉變爲治國安邦的行政官吏，並認爲光是能拉得硬弓使得大刀者並不能稱作優秀的武士。這當然會帶動作爲武家意識形態的武士道的轉型，所以武士道也開始要求武士具備治者的意識，其內容也添加了道德倫理的色彩。在寬永19年，由浪士齋藤親盛撰著出版的仿《徒然草》文體寫作，以諷刺時世，訓誡武士的教訓書《可笑記》就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文中指出：“若言探究武士道，便是不作虛言，不輕薄，不爲奸佞，不作兩面三刀的手段，不好色，不作無禮舉動，逢事不自吹自擂，不驕傲，不誹謗他人，不懈怠公事，同同僚友好相處，不挂心于無聊之事，應將和善待人，揚人長處，慈悲爲懷，堅持原則爲緊要之件而牢記心頭。若光是武勇過人，不惜性命並不能說是一個優秀的武士。”不僅是這樣，近世武士道也並不鼓勵對君主的愚忠，而非常強調武士本身的主體性。連向來被認爲鼓吹極端忠君思想的《葉隱》一書雖然主張要“不論理非”尊重主命，但是也必須要對主君不對的地方提出谏言。能夠糾正主君的錯誤看法的話，便是穩固藩國基礎的大忠節。並且非常強調武士對藩國大政的能動性，認爲武士定要有以一身擔負起整個藩國的意志。即使陷于存亡關頭，也決不能膽怯，或是自顧自地逃命。就算自己一人，也要爲救禦家于危難中，面對天大的困難也要竭盡全力。相對于充滿著矛盾記述的《葉隱》來說，江戶中期的儒學者室鸠巢所撰著的《明君家訓》中更對大名和武士的行事規範有著十分明確地說明。他認爲爲君之道就是不能違逆衆人之心，不論大事小事，有問題的話就應該讓大家放膽說話提意見。而爲臣之道就是爲人正直，不曲意阿奉上級，也不對下面的人耀武揚威，不可說話不算數，也不能見死不救，要知恥，“即使被處以極刑，不可爲之事決不能做，須要豁出性命守護時一步也不能後退。”常重正理，意志要堅如鐵石，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慈悲物哀之心，對人以情者才是有節義的武士。並且他大膽指出了一個主命和自己的信念的二律背反問題，認爲發生了這種情況的話，就要忠實于自己的正義，即便是違反主君的旨意！8代將軍德川吉宗從熟人處得到此書，閱之大贊，便讓近臣學習閱讀，全國之人聞之也爭相閱讀，于是此書一時暢銷全國，其內容成爲了當時士道的典範。

從以上內容我們可以知道，武士道決非宣揚愚忠的精神枷鎖，而非常強調武士的主體性和對政治的主觀能動。這樣就使得武士能夠充分發揮起能動性和主體性，使武士團組織自體地活性化。再加上前面指出的武士性質的轉軌，使他們對自己的存在價值進行再考。于是，武士道就成爲了推動江戶後期統治階級進行政治改革的有力精神憑據。

衆所周知，江戶中後期經濟社會的發展動搖了幕藩體制的基礎，社會危機要求幕府和各藩打破門閥主義，拔用熟悉政務和社會情況的有能者來渡過危機。但是，這必然要引起門閥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而幕府統治者便采用了巧妙的魔術般的辦法，在不違反祖法的情況下，進行了體制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