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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国庆江苏游记之文化篇--江北江南镜里天 |
2008-10-20cncn.com |
江北江南镜里天 ----2008年国庆江苏游记之文化篇
金秋国庆,开车下扬州,沿途还去了苏北重镇徐州和江南名城镇江。不仅游览了各城市各有特色的景点,品味了各景点独特的文化内涵,也充分、真切地感受到了不同城市所不同的城市文化。在之前的几篇游记中,笔者对各城市的景点和景点背后所蕴涵的景点文化进行了叙述,在此,也想谈一谈对这三个城市所具有的城市文化的感想。由于水平有限,希望大家给予指正。 毫无疑问,城市文化通常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地域民俗,二是历史沿革,三是名人取向。在三个城市中,徐州靠近山东,地势为丘陵地带,其城市文化中,不免带有浓厚的齐鲁文化色彩。自强不息、崇尚气节、经世致用、人定胜天、厚德仁民、大公无私、勤谨睿智,这些都是齐鲁文化的核心要点。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在两汉历史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徐州所能保留的历史遗迹、文物也以两汉时期的居多。可以说在中国历史画卷中徐州最辉煌的一幕上映在两汉时期,其它朝代则着墨不多。所以徐州与两汉文化是分不开的。徐州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名人,很多帝王出生于此,如汉高祖刘邦,南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烈祖李弁,后梁太祖朱全忠等。所以徐州又有“千年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美誉。除此之外,西汉的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汝阴侯灌婴、萧何、曹参、樊哙等;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东汉末年被誉为江东第一谋士的张昭;东晋骁将刘牢之;清雍正重臣李卫,都是徐州籍。当然,徐州也曾诞生了一些文人,如主持编写《淮南子》的西汉淮南王刘安,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及文学家刘向,和刘向的儿子刘歆,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南朝编著《世说新语》的刘义庆等都是徐州籍。但与徐州的这些帝王政客相比,这些文人黯然失色。如果在历史上选择一位名人作为徐州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非刘邦莫属。与镇江、扬州两个城市相比,徐州城市文化中的帝王文化因素显然要强许多。可以说齐鲁文化、两汉文化、帝王文化三者的交集形成了徐州的城市文化,其磅礴大气、不修边幅的文化风格随处易见。甚至在餐饮文化方面,名菜羊方藏鱼、鼋汁狗肉都体现出了这一文化风格。如果要找出一篇文学作品来表述徐州的文化风格,笔者认为应是《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寥寥几句王霸之气毕现。可以说徐州与镇江、扬州虽同属一省,但其城市文化特质确是天壤之别。 再看扬州和镇江,这两个城市仅一江之隔,同处长江三角洲,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同属吴越文化的范畴。再细分一下,应属于吴文化的范畴。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这些都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正是因为“包孕吴越、汇通大海”,以及“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文化特点,才在吴越文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海派文化,在近现代创造出了繁荣的长三角文明。 从吴越文化的整体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带去了中原文明与文化,促进了“荆蛮之地”的发展,也使当地的土著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直到魏晋之前,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西晋末年,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朝康乾盛世,这种风气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说吴越文化也同时拥有士族文化的特质。虽然士族文化中带有明显的颓废、奢靡的不良风气,但其精益求精、锱铢必较的精神,却使得吴越之地文人学者倍出,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些文化特征在扬州和镇江很容易找到,甚至在淮扬名菜“蟹粉狮子头”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奢靡而不失精细”的吴越文化特征。 虽然扬州和镇江同属吴越文化,在城市文化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从具体城市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还是有许多差别。 扬州位于长江北岸,南临长江,与镇江隔江相望,中有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被誉为“苏中门户,园林城市”。扬州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园林文化自然、古朴、秀美、精细、雅致的艺术化特征。历史上,扬州的兴衰与盐政、盐商关系密切。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场在康乾时期上交盐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所以扬州文化有与盐商文化密切相关。而盐商文化与园林文化交互影响,又加重了扬州文化中的攀比、奢靡的不良风气。同样由于盐业的发展,使扬州“富甲天下”,也使富商云集的扬州带有更多“声色犬马”的青楼文化特点。可以说扬州文化是吴越文化、士族文化、园林文化、青楼文化和盐商文化结合的多元化产物,也是最富争议的城市文化。 与镇江、徐州两个城市相比,可以说扬州文化富有独特的魅力。其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绝非其它两个城市可比,唐代二十四桥的旖旎,北宋平山堂的风流,明末史可法的忠烈,清中叶扬州八怪的轶事,几乎家喻户晓。扬州文化对华夏文明作过许多重要贡献,很多扬州籍的历史名人也为华夏文明增光添彩。西汉丞相江都人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主宰中国千年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调。唐代扬州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誉为“孤篇压全唐”。到了宋代,秦观以北宋婉约派词宗驰名于世;而姜夔以一曲《扬州慢》,表现了对故土无限的眷恋和对无力对抗外虏的无奈,在众多宋词中不失为经典之作。明清两代扬州才俊辈出,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等文学巨匠把中国的古典文学推向了一个极致高峰。“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创造与发挥,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扬州琴家徐常遇崇尚“淳古淡泊”,取音柔和,善用偏锋,节奏也比较自由而不拘,创立了广陵琴派,并为后世留下了《梅花三弄》、《平沙落雁》、《广陵散》等代表曲作。现代的扬州也孕育了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教育家朱自清,一篇《荷塘月色》不仅成为了抒情散文的峰巅之作,也对白话文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现代的江泽民总书记,为当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系代表了烹饪“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这一本质特征,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人对“技”和“艺”的不懈追求,也使扬州工艺、扬州戏剧、扬州曲艺、扬州园林、扬州雕版、扬州足浴等成为了华夏文化瑰宝,以浓墨重彩书写着扬州文化的辉煌。 虽然扬州文化内容丰富、魅力非凡,而且笔者本人也向往“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但我并不喜欢扬州文化中的那种风花雪月、悲喜哀愁、奢靡颓废、醉生梦死的风格。 唐太宗曾经有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上与扬州发展变迁关系密切的帝王有三人,一是春秋时代的吴王夫差,二是西汉初年的吴王刘濞,三是隋炀帝杨广。公元前486年,春秋时代的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在蜀冈修筑邗城,是为扬州建城之始。也正是因为筑邗城、掘邗沟,耗尽了吴国的财力,使得越王勾践得以卧薪尝胆,反攻灭吴。使吴国从霸业的峰巅急速跌至亡国的地狱,志向远大、希望延续父王阖闾春秋五霸传奇的吴王夫差,也难免刀下身亡,留下一段令人扼腕叹惜的悲壮故事。西汉初年,曾经是一代枭雄的吴王刘濞镇守东南,因得铜山铸钱,煮海为盐,国力也愈加富强。势力充足后,野心不免产生。汉景帝三年(前153年),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吴楚七国叛乱,但仅三月便告失败。刘濞兵败亡奔江南,在丹徒为东越士兵所杀。虽然吴王刘濞的兴国政策,促进了扬州工商业的发展,但其为了个人野心,不合时宜地发动叛乱,给扬州也带来了兵乱之灾,自己也不免身败名裂,成为了西汉“文景之治”期间不和谐的一个音符。公元六世纪,隋炀帝动天下之工开通京杭大运河,扬州成为水运枢纽,不仅方便了交通、灌溉,而且对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修建大运河耗尽了国力,隋炀帝的横征暴敛、骄奢淫逸又违反了民意、激起民变,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隋炀帝自己也在扬州身首异处。白居易有诗写道“海内才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可以看出,这三个与扬州密切相关的帝王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对扬州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第二,都是身败名裂,成为刀下之鬼。这难道是巧合吗? 唐宋时期是中国诗词歌赋发展的鼎盛时期,华夏大地诞生了很多名垂千古的文学家。在扬州听到介绍最多的两个唐代诗人是徐凝和杜牧,听到最多的两个宋代词人是秦观和姜夔。徐凝因“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而名扬天下,也使扬州有了“明月城”的美誉。“落魄江湖载酒行”的杜牧在扬州一住就是十年。在扬州文化的熏陶下,才华横溢,又富有情调的杜牧留下了很多千古传诵的绝句佳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的一生虽未能象辛弃疾那样以“了 秦观和姜夔都是扬州人,秦观作为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他的一曲《鹊桥仙》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爱情诗,其中最后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使多少痴情男女为之魂牵梦萦。而姜夔则以一首《扬州慢》,不仅使世人都知道了“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也因一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使后世的很多名人雅士对扬州的青楼充满了遐想。 综观以上人物的作品,风花月夜、浪漫抒情成为了他们共同的风格。虽然也有一些作品表示出了对时势的不满,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但态度上更多的是“愤怒后的无奈与消极”。这些特点,似乎与扬州文化有着诸多的契合。总之,由于他们自身血脉中的扬州文化因素,或者是因为长期在扬州居住,扬州文化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影响,同时他们的作品又影响、弘扬了扬州文化。 虽然历史上扬州也曾发生过南明督师史可法抗清这样的悲壮故事,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在清军屠城十日,死者数十万之后,很快又重新回到了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的文化主旋律中。可以说与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的诸多成功相比,扬州的政治、军事史上只与两个字相联系----失败,无论是夫差、刘濞、杨广,还是史可法。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扬州文化中缺乏阳刚之气,而以阴柔为主。 也许就是因为扬州文化中消极的内容太多,许多人批评扬州文化。清代汪沆称瘦西湖为“销金锅子”,批判当时攀比的奢侈之风,郑板桥批判之“难得糊涂”,表示了不满与无奈。到了现代,身为扬州人的 看完扬州,我们再看看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这两个城市相距仅25公里,在地域文化上同属于吴越文化。但由于地理地势、历史沿革等因素的不同,镇江与扬州在城市文化上还是有明显差异的。笔者认为两个城市在文化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地势的影响。镇江位于长江南侧的低山丘陵地带,扼南北要冲,得山水之胜,人杰地灵,风光旖旎。金山之绮丽,焦山之雄秀,北固山之险峻,丰姿各异,人称“京口三山甲东南”,特别是北固山更是以“天下第一江山”而名闻四方。面对此山此水,文人墨客心中难免豪气万丈,写出 “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 (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辛弃疾)、“山分江色破,潮带海声来”(范仲淹)、“楼台两岸水相连,江北江南镜里天”(沈括)这样宏壮风格的诗句也就很正常了。即使面对逆境,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显得不那么消极。与扬州的楼台运河相比,镇江这种具有真山真水的独特风貌,更容易赋予诗人们豪放的笔锋,而这些千古绝唱与城市文化又相互影响、相互烘托,不仅使这些名作流风遗韵,至今袅袅不绝,而且在以吴越文化为基础的镇江城市文化中融入了雄伟磅礴的阳刚之气。试想一下,站在风光无限的北固楼上,面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即使是杜牧,他难道还会想到“玉人何处教吹箫”吗?同样,如果辛弃疾站在二十四桥上,看着天上明月,听着玉人吹箫,吟讼出的恐怕就是“生子当如秦少游”了。 其次,是历史事件的影响,在宋朝期间,长江是金兵南下的分界线。处于江北的扬州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就数度沦陷于金兵之手,扬州城惨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身居扬州的姜夔诉出“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随后再发出“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的无奈感叹,也就理所当然了。而在镇江,宋兵凭借长江天险顽强抵抗,一直没有让金兵踏过长江,镇江城池得以保存。在这样的背景下,镇江当期的文化作品中,并不象姜夔那样表现出愤慨后的无奈与沉沦,而是更多地带有积极抗争的味道。“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经过文人们精彩的演绎,成为了市民们为之自豪的佳话,并广为传诵。辛弃疾的两首词虽然也表现出了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不满与无奈,但词中充满了豪壮之气,一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弱赵抗强秦的历史典故,表现出了面临外虏入侵时的顽强抗争精神。这一特殊时代所产生的抗争精神对镇江城市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是历史名人的影响。镇江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的故里,孙权以区区江东之地,抗衡曹魏,开疆拓土,造成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尽管斗转星移,沧桑屡变,歌台舞榭,遗迹沦湮,然而他的“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魄则是和镇江这千古江山交相辉映的。辛弃疾在镇江写下的两首绝世之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都把孙权作为了赞颂的主要对象。山西祁县人的罗贯中在写作千古名篇《三国演义》时,尽管有着强烈的崇刘倾向,但也给孙权极大的褒扬。而其中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的精彩表述,又使孙权与镇江结下了不解之缘。镇江人对孙权的津津乐道,使得镇江的城市文化中带有了孙权的味道。而孙权的味道是什么?恐怕还是辛弃疾的两首词中表现的最为准确。《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上阕中“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下阕:“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历史事件与历史名人的影响,使镇江文化中带有了中原文化中崇尚英雄、粗旷豪放的色彩,这与扬州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第四,与扬州相比,镇江人好象更加崇尚佛教,使得大量的寺院充斥在镇江不大的地面上。杜牧的“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萨都剌的“野人一过竹林寺,无数竹林生白烟”,冷士嵋的“槛外晴川甘露寺,窗前秋水玉圌峰”,都生动地描写了镇江的寺院风光。这些寺院不仅与山水相点缀,形成了一幅幅活色生香的有声画、无字诗,也使镇江城市文化中带有了“重礼仪、正人伦”的寺院文化,以及“诚正悲戒”的佛教文化。在这些文化的影响下,镇江的奢靡之风与青楼文化比之扬州要弱了许多。 除了上述原因,一些传说故事对镇江的城市文化也颇有影响。一段西湖断桥边上发生的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到了镇江就发展到波澜壮阔的局面。水漫金山使得白娘子由杭州西湖边上温柔无限的淑女,一下子变成了镇江金山寺旁激烈抗争的烈女。白娘子为了爱情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多少对镇江的文化产生了影响。还有民间广泛流传的“甘露寺刘备相亲”的故事,经过京剧艺术家的改编,变成了《龙凤呈祥》。又给镇江赋予了带有皇家色彩的喜庆氛围。这些民间传说的广泛传扬,也影响了镇江的城市文化。虽然这些传说故事中多以女性为主角,但无论是“水漫金山”的白娘子、“击鼓战金山”的梁红玉,还是“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和“匹女有责”的孙尚香,故事中的她们少显阴柔之风,反而充满了阳刚之气。这也体现了镇江文化的风格。 总之,笔者认为镇江的城市文化植根于吴越文化,又受到中原文化、寺院文化、佛教文化的多重影响,形成了有别于扬州等吴越诸城所特有的风格。 对于不同城市文化所蕴涵的不同特点,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青山也厌扬州俗,多少峰峦不过江”的镇江和尚,也有“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气薰”的黄慎和“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的张祜。这其中恐怕只有子丑寅卯的区别,没有优良中劣的差别。 笔者水平、见识皆有限,做此抛砖之作,还有请各位网友斧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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