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马六甲：郑和的足迹

对于中国游客来说，来到马六甲，三宝庙（纪念郑和的庙）是必须看的。

郑和，这位文化使者（很多人这样称呼他），与其七下西洋的航海事件，不止是明朝，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是熠熠生辉般闪耀。当我站在三宝庙这间在当地属于毫不显眼的小庙前，心中不禁产生了很多的唏嘘。

三宝山一直以来都是华人坟场，在其存废的问题上，与当地马来人还长期存在着争议。马来西亚由几大民族组成，族群问题相当敏感，因此，当局暂时搁置了这个有争议的官司，让三宝庙等古迹一如既往地保留至今。

马六甲有二十多万华人，占当地人口近三分之一。这里的华人都把郑和当作自己的祖宗，因为华人移居马六甲始于明朝郑和下西洋，没有郑和就没有马六甲华人的今天。

三宝山是马六甲市东南部高约一百英尺的一座小山丘，面积仅一百英亩左右，山上共有一万二千多座坟墓，是中国以外的最大华人坟场，是华人数百年来落地生根的见证，也是中马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亲善友谊的象征。这座矮小的山丘，凝聚了当地华人太多的情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源地。

自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至马六甲独立，一百多年来，三宝山曾先后多次遭受各有关当局征用的厄运，但每次都遭到华人社团的强烈反对，最终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的难关，至今保存了三宝山的完整。

对于三宝山的来历，从中国史书中无法可考，倒是马来西亚的史书有记载：根据《马来纪年》，明朝皇帝把汉丽宝公主下嫁苏丹曼速沙，并派遣五百多名宫女随从公主定居在一座设有城堡的山上，那座山后来成为华人区，郑和七下西洋曾在此定居。这就是三宝山，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最早落脚点之一。

在三保山的西南山麓，有一座中式风格的建筑，飞檐斗拱，屋顶刻有精美的动物图案，红柱、白墙、黛瓦，门上方的黑色牌匾上书“宝山亭”三字。这里的华人习惯称呼它为三保庙。据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宝山亭的飞檐上刻着彩龙戏珠，象征三保公驾飞舟破白浪，扬帆远航的壮观景象。院内一侧，立着一座郑和的石像，身着官服的郑和器宇轩昂，栩栩如生。在庙侧边一间小房间内，供奉着郑和的神位，同时还有福德土地神和天后妈祖。可见当地华人已将纪念郑和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庙内那口由郑和带领手下开挖的水井，至今依然为后人奉献清洌甘甜的泉水。门口两侧的对联：“五百年前留圣迹，四方界内显英灵”。

令我吃惊的是，这次来这里看到在庙里正中曾长期被香火供奉的郑和，却被移走了，代之以“大伯公”。郑和的塑像被放至庙旁一角，只是一尊普通塑像而已。据说是前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不久前来此参观时发现了问题：郑和是穆斯林，而穆斯林一不可拜偶像，二不可被人崇拜，故其像被移至侧边合乎情理。

在郑和下西洋六百年后的今天，史学界仍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这样一个因果假设：中华帝国之所以日渐没落、没有变成富强，是因为没有走上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似乎中国的富强必须通过这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而郑和的远航与这种海外殖民扩张的目的相去十万八千里。那片海，其实并不属于郑和。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是禁海令之类的锁国政策，断绝了与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在欧洲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自我陶醉之中。利玛窦带来世界地图，令当时的中国人耳目一新，而到了鸦片战争，洋人打到家门口了，清朝官方对于西方的认识反而倒退到了明朝之前了。

我觉得，中西方航海在结果上的差异，是由于当时中西方的社会形态不同所造成的。欧洲当其时正在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了加快这种积累过程，海外扩张是最简单、快速而有效的方法。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逐利，逐到海外去了，而且还使用到非道德、甚至血腥暴力的手法。航海在当时属于高风险活动，而当时欧洲航海技术的进步，令这种殖民扩张成为可能，大航海事件直接推动地理大发现，而地理上的发现又反过来加速了殖民扩张。

大航海形成了第一次的经济全球化。我们今天谈论全球化，似乎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最早的全球经济贸易的一体化早在明朝就开始了，虽然那种程度与今天的全球化不可同日而语。据说欧洲人前往东方探险的欲望源自《马可波罗游记》的蛊惑人心，如果是这样，马可波罗就是超级大忽悠的专家了。要比较此时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水平，确实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高谁低，说不清楚，因为文化差异，标准无法统一。

说到葡萄牙的航海史就必须说到恩里克王子（1394—1460），即有“航海家”之称的亨利王子。他是国王诺昂一世之子，葡萄牙航海的领袖、大航海积极的鼓动者和推进者。1415年，诺昂一世与亨利率兵渡过直布罗陀，进攻摩洛哥。该事件对于葡萄牙的航海发展意义重大。亨利从穆斯林俘虏口中得知阿拉伯人同非洲黑人贸易的重要情报。他是个狂热的基督徒，一生都以同穆斯林作战为己任。1420年前后，他建立了一所航海学校，培养了大批熟练的航海者。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被先后发现，成为大西洋航行的补给基地。1445年，葡萄牙船队发现佛得角群岛。同年，葡萄牙人开始闯入黑非洲，并在西非建立一座堡垒，作为掳掠的根据地。从黑非洲掠得的黄金、象牙、黑奴使葡萄牙人得以继续在向东方扩张。以后葡萄牙人每到达一地，就建立起据点，并用收益来进行下一步行动。亨利王子毕生从未参加过任何探险远航，但他却是葡萄牙这艘海盗船的“领航员”。到1460年他去世之时，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进入繁荣期。

1481年，诺昂二世继承王位，他同时也继承了叔父亨利的遗志，积极推动航海探险。1487年8月，迪亚士奉命率船队离开里斯本，考察西非海岸。次年6月，他抵达风暴强烈的非洲最南端，并称之为“风暴角”。大概是担心风暴角之名会吓坏航海者，诺昂二世后来将之改名为“好望角”。

到了曼努埃尔时期，适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的航海达到鼎盛时期，加紧策划前往印度的探索，于是有了瓦士古·达·伽马（1460--1524）的印度之行。达·伽马于1497年7月率船队由里斯本出发，探索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的航线。船队首先到了佛得角群岛，然后朝南直驶南大西洋，然后向东到达好望角，由此绕开了非洲西海岸对于南下极为不利的天气。他凭着极大勇气绕过那令人生畏的好望角后，向北沿非洲东海岸航行。1498年3月进入莫桑比克。4月穿过阿拉伯海，5月，在离开葡萄牙近十个月后，达·伽马到达印度南部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卡利卡特，他是在较早在印度使用武力的殖民者，依靠武力抢到了宝石和香料。1499年7月，达·伽马回到葡萄牙，完成最早的亚洲之旅。

反观郑和，真乃和平使者也。除了有两次因为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而使用武力之外，郑和的庞大队伍可以说是秋毫无犯，而且还对沿途国家恩赐有加。这一点，确实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达到了出访的政治目的。

在对郑和功业的缅怀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们总喜欢将他与七十年后的哥伦布相比。哥伦布改变了整个世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郑和呢，除了给皇帝带回一些充满海外风情的礼物和留下一些荒诞和参杂史实的传说外，对中国积极的影响可谓少之又少。有人以惋惜的心态来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本来中华民族有过拓展海外生存空间、走向强大的机遇，可惜郑和无法把握，让此等机遇擦肩而过。

今天，那些对郑和非暴力、非殖民主义的行为感到惋惜的人，其实是居心叵测的，他们盼望郑和在海外实行“中华帝国主义”，让中国成为霸权国家。

幸亏郑和没有这样做。那些曾经称霸海上的欧洲国家，后来不也是走向衰落了吗？他们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而得来的一时繁荣，也终归烟消云散。而所背负的骂名，令他们的子孙后代至今依然陷于良心的忏悔之中。从这点来看，我们应该感谢郑和。

郑和航海，与葡萄牙、西班牙人开始的航海殖民活动几乎同时进行，而阴差阳错地，郑和与欧洲航海家的航程交汇在马六甲这个地方。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这种地理位置还造就了马六甲乃至于整个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

到过马六甲的，除了郑和的庞大船队，还有后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原本宁静的小城，从此进入纷争不断的多事之秋。将马六甲放大来看，就是欧洲的殖民史。城内现存的古迹——荷兰红屋与城堡，就是例证。此外，红屋旁边的小山上，还坐落着那座没有屋顶的圣方济各教堂，令人怀念那位对东方传教事业贡献巨大的神父方济各·沙勿略。传教士以传播信仰为己任，但却同时传播了文化，如同蜜蜂采蜜为了觅食却传播了花粉一样。 欧洲人的殖民活动又何尝不是这样具有双重性？

在郑和下西洋六百年后的今天，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热闹的炒作。现在重提旧事，无非是想向人炫耀一下：我们的祖宗比你阔绰，或者比你阔得早，就好像我们死抱着古代所谓的四大发明不放一样。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外族坚船利炮欺负的中国人，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今天，怀念老祖宗扬帆出海的丰功伟绩，寄托某种一厢情愿的臆想，是可以理解的。

如欧洲人那样，沿着哥伦布的足迹，开拓海外殖民地，我认为并不值得羡慕。但是，以事论史，郑和错过殖民海外的机会是肯定的。并非技术上达不到，当时郑和带领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而哥伦布首航时，只不过有三只小帆船而已。事实上是明朝那种内敛的、保守的政治制度，注定郑和的远航只能是劳民伤财却无实际经济效益的形象工程。

对于郑和下西洋，正史并不重视，无非把其看成扬威于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义甚至还远远不如张骞沟通西域，官方的史册对此事也只是一笔带过。如果说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欧洲人的功劳似乎更大。在西方大航海之前，中国人是以海路将货物分段运送，最终送达欧洲的，没有中国人可以一船到底、从中国走到欧洲去。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却可以在这条贸易线路上做到了，西方人航海技术高超是其一，另外其冒险精神又可见一斑。这种新贸易方式令中西方交往开始进入频繁时期。

很多人认为大清帝国的崩溃是由于洋人侵略、太平天国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等原因。然而，我认为其深层的原因却是从明朝开始的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中西方频繁的交往。新的文化和观念源源不断从西方传入，同时还有新的价值观，与大清朝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产生强烈碰撞与摩擦，最后令清朝解体。如果没有这种中西方接触，清朝应该可以继续存在两三百年。所以说，全球化要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命，无法幸免。这种由于外来文化而令政权解体的例子在全世界都存在。

因此，当今天中国加入全球化行列，社会形态也处在剧烈的转型阶段，就理所当然了。

郑和七下西洋，算的是政治账，也就是明朝的面子。明朝即使和外蕃做贸易，是一种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朝贡贸易”，明朝只赔不赚，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认自己是名义上的老大。中国统治阶层的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清朝。因此才有了英使马嘎尔尼在北京的外交碰壁和后来的鸦片战争。

郑和的使命，还在于那个让人猜想不已的建文帝朱允炆。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龙椅上坐得不踏实，派心腹去找。另外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让人来朝贡。这是纯政治目的，高开支低收益，这种行为只能用于政治工程中，可以不讲代价。这种事情即使到了现在，依然存在。

另外还有一样我们必须提及的，就是明代太监干预政治的问题。郑和是太监，从小就被阉割，从生理上来说是受害者。为何人们对太监干政总是愤愤不平、无法接受？自从最早设计太监制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为太监干政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皇帝最信任身边何人？皇子皇孙争权夺利，皇后妃嫔红颜祸水，大臣们口中虽唯唯是诺，内心未必不会谋反。所以，太监这种缺乏正常人格的人时常被人认为最为忠心，皇帝宁可纵容官员腐败也绝不可容忍手下的不忠诚，对皇帝来说，贪官总比叛臣要好。所以，皇帝不信任太监还会信任谁？太监干政是制度出了问题，就好像官员腐败也是制度问题一样，这是必然的。明初的朱元璋对历朝宦官祸害是有所警惕的，但情况后来慢慢就变了。宦官干政始于朱棣在位，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历朝历代中，明朝拥有最多胡作非为的太监，王振、曹吉祥、刘瑾、严嵩，到魏忠贤时终于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太监干政很多时候都是皇帝造成的，譬如严嵩是因为那个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而魏忠贤扶摇直上则是因为那个不务正业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让历史开了个过分的玩笑。太监制度的本意是杜绝太监干政的，但是帝国的国家机器时常会遇上运转不下去的困局，太监阶层就像一个不相干的齿轮，也被放进机器里面了，结果往往令机器瘫痪或解体得更快。干政的太监分为两类，受人鄙视和受人尊敬的两种，郑和明显属于后者。

明朝从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到后来的海禁，转变得相当迅速，原因是明朝根本就不想贪图海外的财富，只要外蕃象征性地臣服。因此哪怕郑和发现了新大陆，当时的朝廷大概也不会建立海外殖民地，因为从心态上它个是封闭的帝国。

哥伦布远航的目的则不一样，完全是为了财富。当时的欧洲，从贵族到平民，都在传说着东方的印度和中国是如何的富庶。哥伦布扬帆出海，直接的动力就是求财，这种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相吻合的。与郑和这个皇帝的私人奴仆相比，哥伦布是个有点海盗气质的冒险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支持者和赞助人而已。他并非奉命去完成某项政治或宗教的使命，而是想办法获取最大的利益。与郑和相比，哥伦布更具个人意志和英雄主义色彩。而郑和的远航，则完全是帝国行政触角的延伸。

掠取疆土和财富，那是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都感兴趣的事业，这样的事业有激励机制，人们愿意冒险去做。哥伦布的远航才能掀起了欧洲人的淘金热。而朝廷扬威于海外的政治工程，只是为皇帝和国家的面子添彩，对老百姓并无实惠之处，难怪郑和的航海日志后来被人烧掉，留给历史一段惋惜。这种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形象工程，注定要人亡政息，换了个皇帝，郑和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

郑和和哥伦布没法简单地类比，哥伦布因为发现新大陆生前异常荣耀，死后名字也和新大陆联系在一起。而郑和费尽心力，却没有一片海真正属于他。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决定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制度。所以，我们现在对六百年前祖先高超的航海技术的那种自豪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郑和在今天的价值，可以帮助国人提高海洋意识，以郑和下西洋的和平性批判西方的殖民主义。今天中国国力上升而产生新的国际秩序问题，其中确实还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最终受到朝臣的反对而终止，此后的中国也失去了探索海洋的兴趣和勇气，开始走封闭与内敛的道路。这种单纯显示国威的行动除非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否则就必须计算它自身的效益问题。郑和船队既没有西方后来采取的殖民主义方式，也没有考虑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应该说，在明朝皇帝与郑和的意识中，尚未有经济与贸易的考虑，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性刺激。没有激励国民分享成果的制度，例如将新发现的无人岛屿进行分封等。这是中国朝贡制度的特点，它在维持与周边的关系方面有其特殊的价值，但在广泛的背景下，其效能却在急剧衰减。政治威望的收获抵消不了经济上的消耗。没有经济上的计算，也没有制度上的激励，注定了远航不会有更多实质性的成果，甚至它自身也难以为继。这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相似，保持了那种只重视政治威望、意识形态而不重视经济利益的弊病。没有经济利益考虑的任何海洋行为，都不会有实质性成果，也不可能持久。

关于国际秩序，我们也无法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历史的另一种选择。由于它不能持久、因而无法建构新的国际秩序。郑和的行为旨在构建当时的一种国际关系。他与其他国家有过一些接触，甚至也吸引一些人到明朝朝贡，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关系。退一步，即使按照这种方式构建起一种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秩序，它最多也只能是朝贡体系的延伸与扩展。我们尽可批判西方对待其他民族的残酷性以及从殖民主义而来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是，如果郑和的秩序只是朝贡体系的扩大和延伸，我们也就不必自我吹嘘。朝贡体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体系，虽然中国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但也是存在对周边民族的欺压，让其他国家臣服。

我们看到郑和下西洋没有构建新秩序，而且，即使构建了，也未必会好于西方的。国际秩序需要融合东西方各自的观念，将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秩序观念与中国式的理想结合起来。

西方的殖民历史是野蛮与残忍的历史，但同时，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后，将西方科技与文化带到全世界，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至于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以及自由贸易的观念带到全世界，这里就不用再说了。诡秘的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逐步孕育出新的国家主权的观念和国际秩序。在这种框架之下，产生了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等国际秩序的新规则。今天，人权、环境保护等共识又开始超越国家主权，让世界走向更高的文明和人道主义。尽管国际政治的现实远不是那么理想，但我们却也无法否认西方文明与秩序的核心价值。

在今天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之时，不少中国人开始做大国之梦了。然而，一种普遍的共识已经达成：那就是，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大国。中国能输出什么？佛教是舶来品；输出孔夫子那堆破烂东西吗？老外看不起。那道教思想呢，过于唯心，难以服人。

看来我们的大国之梦，真不知还要做多久才能梦想成真！

2008年3月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