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柬埔寨

柬埔寨

罪恶的红色高棉

提起柬埔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有个西哈努克亲王。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内右翼朗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访之际，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西哈努克流亡。因为怕得罪美国，一直支持他的法国和苏联都拒绝接纳他。在西哈努克走投无路时，毛泽东收留了他，帮他在北京组织了流亡政府，并收养了这个政府，西哈努克本人也一直继续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那时正值中国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这位信佛的流亡国王不知是出于无奈才出卖佛祖，还是真心同意毛泽东文革毁灭寺庙的做法，当世界多数国家在指责中国时，惟独他歌颂赞扬中国文化大革命，并阿谀奉承讲了许多肉麻吹捧庇护主人毛泽东的话。但他做梦都想不到，佛主日后会惩罚他这种行为。几年后，在他的王国上演了一场比文革更惨烈的“革命”。他的盟友——柬埔寨共产党政权“红色高棉”推翻了朗诺集团后，实行极端左倾的共产主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清洗，其残忍度和规模比中国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哈努克自己的十八个亲人（一个儿子、二个女儿、二个女婿、十三个孙子）被杀害，亲王夫妇遭软禁，不准外出、不准见客、不准通话通邮，如果不是中方关注，他也早已遭殃。在红色高棉统治的短短四年时间，柬埔寨有约250万人口被害（当时柬只有800万人口）。在柬埔寨的中国华侨也未能幸免，70万人中将近一半遭到残酷杀害。

红色高棉垮台后，柬埔寨人建立了红色高棉的“罪恶馆”，将挖掘出来的尸体、骷髅和当时杀人的真实照片陈列出来，供人民参观。相比较中国而言，百岁作家巴金老人早已去世，而他所倡导的文革博物馆至今都还没有建起来，甚至连影子都没有，我从内心更佩服柬埔寨人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这也更增加了我对这个和中国有过同样经历的国家的好奇。

华人经济的国家

我们的第一站是金边，导游首先带我们去了“中央市场”。它是“金边的地标”、“生活艺术博物馆”，是法国殖民者在1935年建造的。十字形圆顶建筑，从空中俯视，就像一个巨型电风扇。建筑内部无梁无柱，四通八达，是金边最繁忙的市场之一。市场内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工艺品、珠宝、旅游纪念品、佛像、盗版书、明信片、服装、各种电器、日用品、水果、蔬菜、花卉等等。而中央市场里面的商人基本上都是华侨和中国大陆商人，导游向我们介绍说，虽然柬埔寨90%是高棉民族，华侨只占人口的5%（30多万），但华人控制着国家80%的经济。华人在柬埔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绝大多数华人从事商业活动，国家税收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华人公司、工厂、银行。去年中国企业对柬埔寨的投资额比2004年增长460%，成为最大外来投资国，北京向柬埔寨发放了数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远远超过美国提供的6200万美元援助。在柬的华人中，以潮州人最多，其次是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现任柬内阁中，超过半数以上的部长包括总理洪森的妻子，都有华裔血统。

西哈努克大道上的独立广场中央屹立着“独立纪念碑”，四根巨柱上镌有七层莲花蓓蕾形宝塔，每一层四周的“花瓣”都是精美的“那伽”雕饰。这座独立碑，是纪念1953年西哈努克亲王带领人民赢得民族独立、结束法国长达90年的殖民统治而修建的，后又改为胜利纪念碑，用来纪念那些死于内战的高棉人。

在银阁南面的广场上，我们还看到“柬越友谊纪念碑”。这是一座用白色石头垒起来的纪念碑，它被艺术家用刀斧劈出伶俐的线条。纪念碑上三个人紧紧地矗立在一起，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我端详石头上的脸，想起罗大佑的歌《亚细亚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柬埔寨曾是亚洲的孤儿，被抛弃很长时间，尤其在四年的国内大屠杀中，国际社会竟没有人出来阻止红色高棉的暴行，最后还是原红色高棉的洪森倒戈，带着越南人打进来，才让大屠杀住了手，所以柬人提到战争，总会触到心灵的伤痛。

红色高棉——恐怖的回忆

一谈起红色高棉，我们的司机小陈和导游蔡先生就表现出对红高棉及前领袖波尔布特的仇恨，他俩都是当地华侨，司机小陈一家有四人被害，导游蔡先生家中也有三人被害。团中的知识分子与我都极力想听华侨蔡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旅途车中，在我们不断的提问下，三十六岁的蔡先生尽管不愿回忆辛酸往事，但还是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述说当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

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荷枪实弹的军人们，勒令全市老百姓三天之内必须离开金边，说：“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马上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采取观望态度。后来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200万人口都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顷刻间成了一座有路无人走、有车无人开、有房无人住的“鬼城”。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蔡先生父母给兄妹四人随身带了些干粮，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他们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为了消灭富人、把所有柬埔寨人统统变成穷人，红色高棉把家具、冰箱、电视、汽车、书籍等生活用品，当作“革命”的对象，通通烧掉，砸掉；货币被取消，黄金、白银、美金成了粪土。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作手纸用。许多华侨几代人都在金边开店铺做生意，仅仅几昼夜间，他们与金边人一起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地方，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人，一落脚便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日子。红色高棉为了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要求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

红色高棉夺取全国胜利后，全国民用通讯设施全部瘫痪，也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几乎没有商业活动，没有饭店，简而言之，离开红色高棉组织，任何人都寸步难行。

那时，男女老少一律只能穿黑色长袍或中国文革式的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革命头。不许自由恋爱，婚姻由组织指定配对。家庭也被解体了，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吃”在公社大食堂。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乾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也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最后，因饥不择食，有人开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蔡导的那对年幼体弱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死去的。

蔡导的父母一再叮嘱兄弟俩咬牙挺着，说：“我们是华侨，祖国会出面来救我们的。”当时有几十万华侨都咬紧牙关，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主席来救他们，因为当时红高棉政权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国派出不少专家团来柬援助的消息。华侨不理解：“中国是红色高棉的最大支持者，这些忘恩负义的豺狼为什么要屠杀华侨？难道中国政府会坐视不救？”有一次，蔡导父亲和一群人在山上劳动，看到了中国标志的飞机，许多人拼命挥手、放烟火发求救信号，结果竟被红高棉枪毙了几个人。还有一次，村里一个红色高棉的翻译告诉华侨，离他们不远处有中国派出的建设专家小组驻扎地。村里几个胆大的华侨年轻人冒险去报信求救，结果反而被这些中国人出卖，给红色高棉抓起来。公判大会上，一个自称中国派来的干部带头喊口号：“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革命斗争！支持打击阶级敌人、打击特务反动派！”那几个去求救报信的青年华侨都被枪毙了，这对华侨们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大家彻底失望了，知道毛泽东是支持红高棉的，柬埔寨的华侨成了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蔡导一家和华侨们度过了三年八个月地狱般的生活，终于盼到救星洪森领着越南人打进了金边。骨瘦如柴的母亲在解放前的二个月，终于支持不住而活活饿死，临终前一手拉着兄弟俩，一手拉着丈夫，说中国广东老家有她的亲人，一定要逃脱红色高棉的魔爪。父亲总算坚持带着他兄弟俩从地狱爬了出来，可终因积劳成疾，回到金边第一年就得重病去世了。临死前他一直跟蔡导兄弟俩说：“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要看到红高棉会有什么下场？”政府后来的调查统计显示，这期间有100多万人在红高棉的迫害下，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华侨就有几十万。

听了蔡导的故事，团里有许多人流下眼泪，好几位老师鼓励他把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写下来，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记过去。蔡导说，欣慰的是政府要公审红高棉的决定今年又提出来了，我们兄弟俩每年祭祀时，都会把这好消息告诉父母的在天之灵。

“罪恶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

在中方旅行社安排的行程中，原本没有参观罪恶馆的活动，我很失望。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是怕中国游客参观后回国宣传影响太坏，所以取消了柬方安排的这些参观项目。关于红色高棉的故事，中国尽量避而不谈，政府也不希望人民知道。什么原因？说穿了这是件中国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打掉门牙往肚里咽”、有苦难言的事情。中方旅行社越是不愿意带我们去参观这些地方，反而越增加了我的好奇心。一到金边，我就向当地导游提出要参观红色高棉的“罪恶展馆”，柬方导游的回答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同意，另外增加费用，他们可以安排。幸亏我们是个八人的小团，有一半是知识分子教师，在我的鼓动下，大家一致同意前去参观。

纪念塔共十七层，陈列着遇难者骷髅，8000颗头盖骨按性别、年龄密密麻麻排列着，暗淡的光线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这样的杀戮场在柬埔寨有二万处。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S-21杀戮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近9000具尸体。导游说，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但纪念塔实在堆不下那么多头骨。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导游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给我们看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的是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暴徒们倒拎着孩子的双脚，将头对着大树“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遭强暴后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团里三位女同胞受不了这样血腥的场面都逃了出去，一个男同胞呕吐着也退了出去，只剩我们四人坚持着看完。

我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我本能地深呼吸一下，突然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仔细琢磨，天啊，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虽然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直至今日居然还隐隐散发着阵阵恶臭！

下午，导游继续领我们去参观一所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原杜斯兰监狱），现在作为金边唯一的“波特罪恶馆”对外开放。团内一半人吓得不敢再去参观，被安排去商场，我和其余三位教师则坚持去参观。六十三岁的退休王老师是唯一的女性，我问她为什么坚持要参观？她告诉我，她父亲原是一所市重点中学校长，文革中就是被红卫兵整死的。她永远不会忘却这段浩劫的历史，所以也更想知道红色高棉是怎么样学习中国文革的。她跟我观点一样，认为每个到柬埔寨来的中国游客，都应该去参观红色高棉的罪恶馆，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文革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帮我们了解这段类似的历史，反思过去。

1979年在这所集中营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老师、工程师，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当时波特把他们又骗回金边，关在这所中学里全部杀光。这里曾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进来的囚徒差不多全死在里面。洪森领越南人打进来时，生还者仅剩七人。四幢教学楼，间间有冤魂，阴沉沉的。我们站在操场的一块纪念碑前，讲解员告诉我们，你们脚下三米处就是红色高棉当时杀人的万人坑。我顿时感觉一股阴气直逼脚底，浑身直冒寒气。在集中营里，我看到三幅印象极深的照片，一幅是当时外交部长郑璜，被处死的方式是活活捆绑着，把他的内脏挖了出来；另一幅是他漂亮的妻子，被轮奸后用铁钉活活锤打在乳房上；还有一幅是把他19岁的儿子关在一口棺材大小的铁笼里，里面放进剧毒的毒蛇、蜘蛛、蜈蚣。红色高棉的这些法西斯暴徒们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哑巴牢房——目的是为了防止施行酷刑时被害人喊叫，在牢饭里放药，使囚徒变哑巴；十平方米硬塞进了二十名囚犯，永远站立直到死去为止；为了节省子弹，红色高棉的暴徒们用铁镣、刀、棍棒拷打犯人直至死亡；甚至把人吊在烈日下暴晒，再活活剥皮；把婴儿抛向空中，比谁用刺刀挑得准……

集中营每个教室里都陈列着无数的人头照，有的显然是死后补拍的。照片上的妇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齐耳短发，个个脸上显出疲惫、哀戚、痛苦、恐惧和绝望的表情，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与这些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面对面，站在他们饱经折磨而告别人世的土地上，我的汗毛根根竖起，我的心因痛苦而哭泣。在后来的几天里，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森森白骨，沉重的心情久久挥之不去。

当年杜斯兰监狱摄影组长后来坦白说，柬共规定对每个受害人要拍照留案底，重要犯人在处决前后，都要拍照片送给波特与宋成过目。杀人犯都是一些十六岁的波特青少年兵，经过红色高棉的法西斯灌输，这些未成年人成了杀人工具。红色高棉搞政治清洗与中国文革如出一辙，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也被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疯狂屠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波特仇恨富人、美女、知识分子、侨民，认为他们是剥削阶级、不听话，是革命的敌人。

从杀戮场出来，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炼狱般地嘶吼和哀号。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悲惨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如今连平反都失去意义了，因为绝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了。

波尔布特——其人和毛泽东

参观这二个罪恶馆后，我与同团知识分子老师一直在讨论。大家认为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早在柬共上台前，波特就师从中共，1965年，波特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1965年11月到66年2月他一直在中国学习取经，当时不少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为他打气，暗中援助他。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和张春桥多次教授他“文革”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革命”等极左理论。文革时他又多次到中国秘密取经，1970年6月当西哈努克在北京避难时，他又化名“沙罗绍特”再一次在北京学习受训，同时又去朝鲜学习“千里马政治运动”。他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接见，那时正是毛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信不疑、豪情万丈的时候。波特像小学生一样聆听偶像的一番“谆谆教诲”。他亲眼目睹了中国文化大革命高潮，毛泽东试图消灭一切阶级区别，全国男女老少都穿蓝色中山装和军装；知识被视为万恶根源，学生不读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残酷打击各级干部和一切“牛鬼蛇神”，全国搞“文攻武卫”。他感到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当时毛泽东对红色高棉的经费资金、武器装备提供无偿援助，就像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兄弟党一样，要什么给什么。在中国的援助支持下，原本弱小势力的红高棉，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并攻占了金边。当时波特的革命激情超越毛泽东，认为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古巴的革命实行都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新纪元，他要用自己国家下一场“彻底的共产主义赌注”。他把从共产主义各国学来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打包成大杂烩一股脑用在柬埔寨这块红色高棉试验田上。

1975年柬共上台后，波特的一号命令（大撤民）与林彪如出一辙，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全部遣散出城。“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勿论。200万人口的金边，一夜间成了空城，马德里、磅湛、贡布同样如此，‘大撤民’打击到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华侨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三年多，就搞了五次大规模的清洗，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员清除掉，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法国留学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也清除掉，最后清洗华侨干部与一切他怀疑的人。三年里，这个疯子杀了自己手下十万干部与党员，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宋成也杀害了。波特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像毛泽东接见他时赞扬的那样：“我们想做还没有做的，你们却在实践了”。据说1975年6月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过波特，除了支持他，也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不能急于求成，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这样做成的，但是这位中国的伟大领袖还是大大称赞鼓励他，说：“中国人民要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向红色高棉学习。”

杀光人后，波特开始搞变态的社会主义，废除货币、搞文化荒漠、不要城市、不准自由、不准自由来往、不准自由恋爱、婚姻由政权分配、不准宗教存在、一切合作化、军事化。波特首先“禁商从农”，商人被赶离原居地到农村和荒野去安家落户，没有商店，政府就在每个市镇开办一个合作社以代替。废除货币，人们只好进行物物交换，因为波特认为如果不使用货币，美国特务就无法进行活动，就不能用货币收买人心。他还在全国“建立合作社”，农民所有田地、生产工具、牲畜、包括家里一切锅盆碗碟都必须交公，再由公家统一使用。使农民真正成了“无产者”、“穷光蛋”，来杜绝他们的私有观念，让他们丢掉旧包袱，一心一意轻轻松松走上社会主义。柬共还规定全国人民，依年龄、性别，分别住在老人区、儿童区、男青年区、女青年区，夫妇每月可以同住一次。柬共认为：爱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男女婚姻就如猪狗配种一样，由主人指定，为革命服务。分配的婚姻事前保密，举行革命婚礼时才由政权当场宣布。柬共废除了传统家庭生活，建立起“崭新”的军营生活，男人穿黑衣服，女人留短发，每天起床、劳动、放工、吃饭、开会、学习、睡觉都依上级规定的时间进行。当时柬埔寨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和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这些故事，对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

被称为“杀人魔王”、“暴君”的波尔布特对柬埔寨国内大多数人来说至今仍是个谜。就连波尔布特的那些党内变节者，至今仍把他比作“圣人”，吃不透他，“莫非他的友善是伪装的？难道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政治动物，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或两者兼备？”中学教师出身的波尔布特，外表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儒雅、有修养、待人热情，没有半点残暴性格的迹象和背景。波特1925年出生于磅同省波列斯布村一个中农家庭，家里有一些地，还有牛，生活还过得去，父母生了九个孩子，他是老八。越南入侵时，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姐姐，还有几个侄子被越南人杀害了，所以他与越南不仅有国仇，还有家恨。他9岁出家当了小和尚，12岁时还俗，15岁才进金边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当时唯一的一所技术专科学校，同时以优良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留学法国时，波特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50年与英萨利等十几个留法学生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他说过：当时他对资本论还看不懂，但他喜爱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和阶级斗争的著作。他是第一个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留法学生，直到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主义的超级领导人。据说：波尔布特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行径毫无悔意。他言之凿凿地称他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念，而不是残杀人民，因此“我问心无愧”。看来，波尔布特是在死不甘心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在我看来，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悲剧根源，表面上犯了三大致命错误，一是大撤民，打击了绝大多数柬埔寨人；二是取消货币和商品，一下子使柬埔寨倒退到原始氏族社会或奴隶社会；三是搞肃反，结果扩大化，注定失败。他客观方面是奉行集权主义，形成一党专政一人专权的结果。主观方面是贪权贪位，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奉行教条盲目、脱离实际，思想僵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只关心那个抽象的“人民”，却早已忘记了人民是由一个个有感情有思想的具体的人组成的。只有对每一个人的爱，才有可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更加进步的未来。那些打着“为人民服务”却在同时大开杀戒的波尔布特之流，不过是用自己的理想在屠杀同胞而已。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波特认为中国也变修了和苏联一样，但他没有像阿尔巴尼亚等国那样大骂中国，因为他需要中国这座靠山，他还需要中国的各种援助，所以才不致于为这件事和中国闹翻脸。

据说波特在后期曾后悔过，他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搞过头了。他评价自己1979年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决定放弃在柬埔寨搞社会主义。他说：在柬埔寨只有红高棉根据地的少数农民支持搞社会主义，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不支持。而且在国际上支持越南打柬埔寨的国家倒是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他得知联合国要公审他罪行时，曾表示愿意接受审讯。我想他一定会有话要说，从而使人们能清楚地了解这个极左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形成和决策的，为什么对国家与民族造成如此灾难性、灭绝性的破坏，以便对国际上现存的极端主义起惩戒作用。没有料到，他突然撒手人间，许多历史教训与历史秘密也随之一起进入坟墓。

洪森——红色高棉的倒戈者

红色高棉的残暴注定了这个政权是兔子尾巴，但是，柬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土崩瓦解，却得益于越南的入侵。对于促成1979年越南的入侵，现任柬埔寨王国政府总理洪森起了关键作用。

洪森出身贫寒，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少年时代的洪森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因为他的勇敢与才华，所以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但渐渐地，他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后来洪森因拒绝执行屠杀穆斯林的命令，反过来被红色高棉追杀，遂起倒戈波尔布特的念头。1977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就联合越军杀回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1985年，33岁的洪森成为柬总理。他是柬的强人，也是铁腕人物，洪森说：“我的成功在于勤奋，靠的是自学”。1990年他完成的首部理论著作《柬埔寨10年》，获得好评，并曾靠自学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对于这一段历史，文学才子洪森始终有一种“耻辱的隐痛”，由于历史的原因，柬越两国有世仇，洪森的政敌以民族尊严为由，揭洪森伤疤，奚落他效忠河内、引狼入室；还有人攻击洪森以红色高棉的悍将起家，也应为大屠杀承担部分责任。而洪森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赤诚可昭日月，去越南是无奈的选择。他认为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苏美中等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在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之下，洪森冒死潜入越南，演出了一场类似中国古代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所以日后人们一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无论“侵略”或是“解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越南出兵，红色高棉决不会在短短四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迅速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灾难还会更加深重。

洪森随后又一手策划了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的投诚。波特死后半年，1998年12月他的左右手乔森潘及农谢便向当局正式投诚。在记者会上，他们为过去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给民族造成的灾难，向全体柬埔寨人民谢罪道歉。满头白发、神情疲劳的乔森潘，声音沙哑，不敢正面回答记者问：谁应当对过去柬埔寨死去的数百万人负责？他唯一欣慰的是，没有重复1991年到金边谈判时被愤怒的群众打得头破血流的场景。而隐姓埋名多年的警察头子杜克也洗心革面，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主动向柬埔寨政府自首，愿就当年的罪行接受人民的审判。

关于对柬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红色高棉，洪森在1996年答德国记者问时说了一段值千金的话：“没有任何政党（包括个人）能用枪杆子长久统治国家的！即使毛泽东再世、斯大林再世、列宁再世、金日成再世，也不能使共产主义在柬埔寨复活！今天柬埔寨的民主多党制是不能取消的，因为这是付出二百多万条生命才得来的历史结论。”

棘手的公审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杀一个人比杀10万个人要有可能受到审判。

——科菲·安南（前联合国秘书长）

这是一段悲惨而又令人尴尬的历史，中、美、法、苏等国因牵涉到各自的利益，都不太情愿翻这笔历史烂账。但这段历史是柬埔寨人民的心魔，审判红高棉就是除却心魔。

中国曾是红色高棉（“赤柬”）最大的精神和物资支持者。当然支持柬共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当时的越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担心它独霸印度支那，对中国构成威胁。而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方中，西哈努克和曾任朗诺政府总理的宋双，无一有军事实力抵抗越军，唯有红色高棉具备相对的作战实力。在红色高棉后期，中共意识到波尔布特搞的是与文革一样的“极左”路线，但是，同红色高棉反目等于否定了毛泽东，何况与波尔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如果抖出去会影响中国的形象。所以明知这是一块烫手山芋，中共还是不得不继续捧着它。1979年，洪森带着越南大兵打回柬埔寨，波特仓皇逃到柬泰边境时，中国一位重要领导人说：“红高棉的事管到这里，中国也管够了。”中国开始疏远恶名远扬的红色高棉，并停止了援助。

至于当时的美国在越战中连连受挫，无力增援朗诺，眼睁睁地看着红色高棉势如破竹地推翻了朗诺政权。自打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议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柬共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的旗帜。而美国也不会坐视越共的扩张，尽管柬共的迅速崛起自然是美国没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但是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只能是睁隻眼闭隻眼。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共产主义风雨飘摇、沉疴不治。进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惩治波尔布特的呼声愈来愈高。1998年，气数已尽的波特在森林的小木屋里收听到美国之音播出，联合国要以灭绝种族罪捕捉、公审、起诉他时，心脏病突发身亡。波特留下的阴影一时在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因为死得蹊跷，老百姓不见尸首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于心脏病也太便宜了他，作为残暴践踏人权的首恶，波尔布特应被押到海牙国际战犯法庭去受审。

洪森反对美国试图借审判红色高棉来整人民党和中国，他也知道中国不支持国际审判，强调这是柬埔寨内政。另外按联合国波斯尼亚国际法庭的情况看，这个法庭每年开销达7000万美元之巨，估计完成红高棉审判需十年时间，约七亿美金，这也不适合贫穷的柬埔寨国情。

柬埔寨不担心联合国对红高棉的审判，只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与联合国已无心再管审判红色高棉这类事情，所以使审红遥遥无期，这正巧也迎合了柬埔寨人民自己来审判的愿望。

现在，柬埔寨国会已通过了审判红高棉的法令，并将成立法庭，和民间组织来全力推动。五年来，柬埔寨资料中心在全国各地发现了两万个集体屠杀现场，169个红高棉监狱，初步统计被害人数在200万左右；中心收集到60多万页文字数据和3万多张图片，柬埔寨人民将向红高棉提出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洪森领导的政府强调：审判红高棉不能以损害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为代价。洪森的人民党提出几个原则：为受害者讨回公道；维护柬埔寨主权，维护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局面。此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按照红高棉中央的地位排列，现活着的被起诉人依次是农谢、英萨利、乔森潘、达莫、盖博和英蒂丽，还有恶名昭著的杜斯林监狱长杜奇。可问题的关键是，以上许多人是直接由洪森策划投诚过来的，当时并得到他与西哈努克亲王的赦免，特别是英萨利等人是直接导致红高棉垮台的有功人。另外还有一个让柬埔寨人民头疼的事是，他们尊敬的亲王，被人民称为“独立之父”的西哈努克也曾担任过红高棉国家的主席。当然，西哈努克马上撇清关系。他说，1975年4月17日红高棉攻占金边后，是毛泽东在北京要他担任红高棉的国家主席，但是回金边就遭软禁，后来他曾两次写信给红色高棉要求退休，一年后离开政坛。

在我最后校对书稿时，看到2007年9月19日一个国际电讯，曾担任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副手，以“二号大哥”著称，现年80多岁的农谢在柬埔寨西北部农谢的家乡拜林被拘捕，他被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造成将近200万人死亡直接受到指控。

人祸的创伤——贫穷和地雷隐患

柬没有天灾，只有人祸，由于连年内战动荡，特别是红色高棉的杀戮，只有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柬埔寨比泰国落后二十年，比台湾落后三十年。柬埔寨计划部长莱通说：“东南亚除了老挝，柬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金边市内漂亮建筑多数是寺院，高楼很少。在金边市郊一条公路上，右边是一幢幢独立型的两层小楼房，据说起码十几万美金，左边却是破旧不堪坏的住房与荒地，原因右边是政府卖出去的私人领地，左边是国家未卖出去的土地。由于外国人勾结本地富人抢购土地，这几年土地价格年年猛涨。柬埔寨的街面店铺远没有越南繁荣、数量多。柬自制产品太少，许多东西都是进口的，所以物价很贵。在去吴哥的路上，车辆很少，也很少看到电线杆和电网，可见柬埔寨农村大量缺电。农民的住宅都是破旧的长脚屋，一看就知道非常落后贫困。奇怪的是农民养的牛，皮不尽白色，而且骨瘦如柴，打听原因是热带高温关系。因长期处于战争之中，柬埔寨壮年劳动力中有15%是伤残人士，而且大约有50%是文盲和半文盲，文化低、劳动技能差。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几乎落后东盟国家二十年，特别是交通、道路、电力、电信设施严重缺乏，金融体系非常不完善。

联合国披露：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麻供应国之一，因为执法不严和官员贪污的漏洞，犯罪集团每年出口非法毒品多达500至1500吨；艾滋病感染率也是亚洲地区最高的国家之一，每55个人中就有1个。在柬埔寨也到处能看到和听到贪污腐败的新闻和故事，听说贪污腐败已成为外商却步投资柬埔寨和国际援助迟缓的重要原因。柬领导人虽然提出反腐败的口号，还计划成立反贪污局，但无奈不少部门“上梁不正下梁歪”，贪官太多，积重难返。

柬埔寨还是一个被束缚在地雷阵上的国家，多年的内战，使柬埔寨没花一分钱就“进口”了众多的地雷。据统计，全世界各地埋设了大约一亿多枚地雷，柬埔寨就有一千万多枚，和平解放后，平民被地雷炸残的已约有六万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彻底扫雷，大量的地雷造成土地荒芜，农民有地不能耕不敢耕，使实际耕种地不足20%。

在柬的旅游景点到处有人乞讨，大多是小孩和残疾人，许多孤儿与残疾人都是战争留下的“杰作”。讨乞的孩子晒得又黑又瘦，一对可怜的大眼晴紧紧盯着你，一双瘦骨嶙峋的小手令人心生怜悯。或许与这个民族信佛有关，我们发现乞讨的孩子很可爱、懂规矩、不强讨，不像中国的讨饭人死活纠缠，有些乞讨的孩子用当地旅游纪念品跟我们换钱。导游劝我们不要怜悯，说：“政府不赞成养懒人。许多懒人钻这方面空子，把自己子女弄成可怜巴巴的样子，甚至装残废来博得外国游人同情。有的孩子从小做乞丐，机灵点的孩子一天能讨到十五美金，一个月讨到的钱甚至超过我们成年人的工资，这促使穷人孩子都走这条路。这些孩子将来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如果从小养成他们靠乞讨谋生、懒惰的品性，那么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水上浮村”是一个奇异的部落，二千户居民都生活在水上，村中有浮动的家园、浮动的小卖部、浮动的猪圈、浮动的学校、浮动的警局，还有水上淡水鱼博物馆。村民住的简陋的浮动棚屋，下面绑着竹子，要固定的时候抛锚就可以了。这里的水上街童们也学会了乞讨，他们将洗脸盆当作小艇，追逐观光游船，为了博你一笑，有的孩子将宠物如蛇或老鼠揽上身玩耍。洞里萨湖望不到边，乞讨的小孩就坐在木桶里，拼命追赶我们，想靠近我们的动力游船。他们一隻手使劲划水，另一隻手用塑料碗不停地往外舀出灌进木桶里的水，木桶看上去马上就要沉了，可孩子们还是摇摇晃晃不要命地追。湖里的浪头很大，随时可能掀翻木桶，我们担心他们掉进湖里，摇手示意他们回去，可毫无办法。几千米下来，看着他们大有讨不到钱就葬身湖底的决心，我们只好叫船主开回去，向靠近的木桶里抛去我们投降的战利品——钱、食品、饮料，求孩子们不要再追了。这场不要命的追逐乞讨以我们的失败告终，拿到战利品的孩子们都流露出胜利的微笑，我们也笑着向他们的勇气挥手致意！导游则在一旁再次无奈地摇头、苦笑。

吴哥——悲怆的“高棉微笑”

旅游业是柬埔寨的经济支柱，特别在暹粒吴哥，旅游为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光就业机会就十多万人。到暹粒下车后真吓一跳，车站旁密密麻麻全是拉客的人。来接我们的导游叮嘱我们看紧行李，指挥我们一行奋勇突围出车站。我们先在前哨站暹粒安营扎寨，第二天一早上吴哥。吴哥有“铁三角”之称，在吴哥游区你可以发现里面活动人群，主要三种角色：僧人、游人、司机（包括导游）。年轻的僧人身上的金黄色僧袍在灰黑色建筑衬托下显得十分醒目，他们大多能说流利的英语。他们天天来吴哥，因为这里外国游客很多，和他们聊天可以提高英语水平。许多僧人的打算是还俗后买一辆摩托车，做个招揽游客的“摩的”司机。

在七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九百多年里，吴哥王朝创造了最灿烂的古高棉文明。举世闻名的吴哥城（大吴哥）和吴哥寺（小吴哥）就是在这期间建成的。吴哥王朝不仅在柬埔寨的历史上成就非凡，即使在人类文明史上亦是璀璨耀眼。从吴哥遗址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雕刻、艺术均已达到同时期的极至。1296年元朝使节周达观出使吴哥王朝，并写下《真腊风情录》，成为第一个记录了当时的吴哥历史的人。十五世纪，暹罗（泰国）入侵，吴哥王朝迁都到了金边并改国名为柬埔寨，吴哥王城从此也随之被浓密的热带雨林所淹没。直到1858 年，法国生物学家享利?穆奥根据周达观的《真腊风情录》循迹发现了吴哥古城。参观吴哥窟是一场艰苦“跋涉”。出了暹粒城，进入吴哥的检票站，游客都需排队进房间拍身份证照，我们等待快速印压成挂牌后方才进得去。随后沿着林间公路一直向北，进入吴哥窟两边都有高大的树林。驶了一段路就被一个很宽大的护墙河挡着，河长5900米，水很清。未跨桥前远看河对面是一堆石头，走近看，原来是一个个佛像的头、精致的石雕，还有那铺天盖地的石刻：仙女、精灵、魔怪在疲惫的我们面前悠然地起舞——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吴哥寺的建筑结构造型鬼斧神工，慑人心魄，其寓意自下而上代表的地狱、人间、天堂、高山也被七重山、七重海一层层地围绕。

吴哥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人像、神像、佛像，总带有一种神秘的而又富于魅力的微笑，即所谓的“高棉的微笑”。人面眼睛微闭，静观自在，慈祥而法力无边，微妙地体现了佛像的教义精神。吴哥是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建筑，工程的浩大，建造时间之漫长，以致到它竣工时，吴哥已进入佛教时代。其结构、比例、均衡、雕塑上的完美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古迹之一，令人惊叹不已。难怪联合国教课文组织评比它为世界十大古迹，并发动美法中印许多国家来帮助穷困的柬埔寨出资修补此古迹。

在吴哥文明隐没的数百年中，丛林像一把巨伞撑在它的头顶，大自然的庇护让它们保持了原貌。而当吴哥古迹被发现后，人的破坏也开始了。大小吴哥古建筑群每天至少有几万游客，除了岁月的自然剥蚀与风化，因游客的手摸脚踏，千年雕琢的花纹开始磨损。小吴哥人为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小雕像不见踪影，大雕像身首异处，被不法商贩卖到世界各地，然后散落到西方博物馆中。除了明火执仗的强盗，打着考古、保护文物的幌子的“文明”的掠夺者也对吴哥进行着抢劫。掠夺行为能大行其道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柬埔寨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因受饥饿之苦，无论是在农田里找到一尊雕像的贫穷农夫，或是在深夜从庙里拆下雕像的军人，他们都知道只要把一尊雕像卖给走私犯，便能养活全家好几年。另一方面，吴哥古迹绵延的范围实在太大了，政府没有财力和人力保护好每一寸土地，在一些偏远的寺庙里，观光者甚至会和文物偷盗者不期而遇。看到这些，我真为柬埔寨人心痛，吴哥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高棉古国的子孙们也没有足够资金来维修保护，现在只知道靠吴哥古迹拼命来赚钱，我想将来他们一定会后悔的。

在吴哥时，由于我腿残疾不方便，经常放弃走远路爬山等观景项目，在休息处总能遇到导游等华侨工作人员，我抓住这机会不断与他们交谈。我向他们打听过去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日子，他们向我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果。我得知十个华侨家庭，几乎一半以上都家破人亡过，他们仇恨红色高棉，更不理解中国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世界革命？为什么要支持援助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他们都从父辈那里得知：波尔布特这套革命都是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来的，他们都称杀人恶魔波特是“毛泽东的兄弟”。红色高棉的罪恶让我深思：我们花了这么多财力、物力甚至人的生命，去支援朝鲜、柬埔寨、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等数不清的亚非拉穷国搞“世界革命”， 结果换来什么？“世界革命”这个东西，不是你掏空腰包就能援助出来的，它本来就是空想。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是一个特穷大国，自己长期陷入全国性的大饥饿，就是全国人民粒米不沾，也造不出一个“世界革命”来。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会相信一个疯狂领袖的痴迷话。中国人应该反思！导游说：现在三十多岁的柬埔寨人回忆起红色高棉，就谈虎色变、心惊胆战，这段经历让他们不堪回首，太惨了！现在的生活好了，政府希望我们忘掉过去的事情，向前看，要看到未来的光明，不要牢记过去的黑暗。”我想，这种话让波尔布特的阴魂及其活着的同伙们听了一定会非常高兴。可是让被害死的二百多万冤魂及其劫后余生的家属们听了一定非常伤心。

是不是苦难的历史就应该忘记？不！我认为辉煌的历史和苦难的历史都不应该忘记。忘记了辉煌历史就会失去信心和勇气，就像埃及人不会忘记金字塔、中国人不会忘记万里长城，柬埔寨人也不应该忘记吴哥王朝；而忘记了苦难的历史只会使苦难重演、生灵涂炭。诚如犹太人不会忘记失去国土和遭受纳粹大屠杀的苦难，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排除万难发奋建国——以色列。

历史再惨再苦，我们都可以原谅，但绝不可以忘记。因为一个忘记历史苦难的民族，是一个麻木的、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愿反思的民族，谁能保证不重蹈覆辙？还好，柬埔寨人有红色高棉罪恶馆，相比之下，他们比我们中国人更勇敢和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