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奥地利

奥地利

缅怀音乐家难友陆洪恩

奥地利是音乐之乡，踏上这片土地许多人都是带着轻松、兴奋的心情，而我的心却是特别的沉重。因为当年文革中被残酷迫害死的难友、上海交响乐队副指挥陆洪恩从入狱起那天经常吟唱着贝多芬的乐曲向黑暗挑战的画面，至今还深深地烙在我记忆的深处。从他身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对正义的渴望。1968年4月陆老师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二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这位1954年由陈毅市长任命的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兼副指挥陆洪恩，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

我这次走访奥地利，就是想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

音乐王国

奥地利，确实如她的国歌中所赞颂的那样，群山环绕、绿水流连、土地丰腴、教堂林立。无论是众多的湖泊，巍巍群山，葱郁的河谷，还有那一座座历史名城都令人叹为观止。文化与历史的结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和听觉享受，在雄伟壮丽的大教堂和古城堡中，在尽览历史遗迹的博物馆中，在世界闻名的音乐节中，在地区性的民俗活动中，都有不容错过的震撼体验。蓝色的多瑙河畔，时时处处可以听到那熟悉的旋律。以美丽的多瑙河和森林景色著称的奥地利，确实给音乐家提供了不少灵感。

奥地利首都、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位于国境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坐落在维也纳盆地中。著名的维也纳森林从西、北、南三面环绕着城市，辽阔的东欧平原从东面与其相对，到处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登上阿尔卑斯山麓，眼前的维也纳森林波浪起伏，尽收眼底。从多瑙河盆地可以远眺喀尔巴阡山闪耀的绿色峰顶，奥地利辽阔的平原犹如一幅巨大的绿毯，而那碧波粼粼的多瑙河则穿梭其间。

首都维也纳有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和奥匈帝国的宫廷。无论是漫步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古老的斯特凡大教堂，还是从美景宫或登上美泉宫的凯旋门俯瞰全城，你都会在每一步登攀的过程中感受到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和君王统治时期的遗韵。

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数字，奥地利人均GDP居世界前十位，被公认为世界上经济最稳定、社会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堪称欧洲生活最安逸的国家里，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年四季即使发生水灾都要举行的音乐会，刮风下雨都有街头音乐。

整个奥地利弥漫着一种音乐气息，街头到处有音乐，谁也不知道这些街头音乐艺人几年后会不会成为大师，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勇敢青年学生到街头练功。在克恩腾大街，我们看到有不少年青的亚洲留学生在专注表演；在格拉本大街，不少外国游客在一群白衣黑裙的当地少女带领下跳起了华尔兹；在克尔物纳大街，一群北京游客放开喉咙尽情地与当地人在一起合唱蓝色多瑙河曲。游客们驻足在洋溢着音乐之声的维也纳街头，这真是一个充满跃动音符的城市！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我们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勃拉姆斯曾说过：“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

我们到奥地利正巧赶上5月至6月的维也纳音乐节，导游特意为大家安排观看了一场由中国音乐家彭家鹏参加执棒的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金色大厅始建于1867年，位于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的大厦内，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设计建造。有评论家说：“大音乐厅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最佳场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乐，它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在这座大厅里，莫扎特和汉森两人心心相印。”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音乐女神雕像，这些装饰对原本直接撞击到墙壁上的乐音有延长和舒缓的作用，而金色大厅的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除外大厅内还有展览馆和档案室，存放着各种乐器和历代音乐大师的乐谱手稿，比如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金色大厅是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能够在金色大厅登台演出，也是全世界乐队和演奏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梦想。我们十几个中国游客尽管要花费很高的价钱，但都希望能来这高雅的音乐殿堂感受一番。行前导游叮嘱我们晚上穿戴正规些，可是还是有二位浙江商人因穿戴不正规被拒绝进会场，幸好导游帮忙解释才解围。看到周围的维也纳人，男士们西装革履、女士都穿着漂亮的夜礼服，相比之下我们就有点显得黯然失色。尽管团内不少有钱的商人听不懂这么高雅的音乐，但可能是受到音乐氛围的感染，还是跟着同团的知识分子一起为中国音乐家们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及马头琴《万马奔腾》拼命鼓掌。当维也纳音乐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时，我触景生情淌下了眼泪，熟悉的音乐把我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我对死去难友陆洪恩的深情思念。

真言获罪

1966年5月28日那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16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天学习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陆老师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放心吧，爸爸明白。”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他的人格，并大肆的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老师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又说了真话。他表示，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反驳：“你們到底擺不擺事實，講不講道理？如果擺事實講道理，我认为鄧拓講對了。”“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简直如捅了马蜂窝。为此，陆老师被单位革命派以“现行反革命罪”押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众所周知，那时的革命样板戏，是自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亲自缔造的。抵制、反对革命样板戏，岂非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位饱学经纶的天主教徒音乐家可说是自投监牢了。别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音乐家关入牢房后却依然非常乐观，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耿直地批驳革命样板戏。

67年至68年间，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纷纷到一所来争夺一些有名望的人，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以显示各派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老师，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却顾不得自己伤痛，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他是贺绿汀的陪斗对象。他一向尊重贺绿汀，所以虽是师兄弟关系，后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革命师生责令他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绿汀表功，说贺绿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狠毒施暴。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毫不记恨在心。后来又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这位音乐家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革命造反派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造反派们疯狂叫嚣：“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当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我们劝他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但他却苦笑着，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由于他被打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他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会又肿又胀，痛起来钻心刺骨。有时，他刚松铐几天又被立即铐上。就这样他长时期地遭受着内外摧残，看守却还在牢房中狠狠地训斥： “每次批斗，每次都不老实，还要放毒，非得反铐不可！”

批斗、毒打、反铐，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陆老师这位身体本来纤弱的中年学者背已弯驼，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他是个天主教徒，我发觉他在学主耶稣，在监房里经常祷告、交托主。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我是音乐家“邻座”，二年中难友生活我一直把他当“良师”，也知道了他的一生经历。陆老师出身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从教会徐汇中学毕业就考进上海音专。他曾当过《时事新报》记者，1950年1月，進入了上海交響樂團，步入了人生的輝煌期。”在上海交響樂團，陸洪恩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藝術才能。開始他擔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員，1953年任上海樂團副指揮，第2年被上海市长陈毅任命交響樂隊副隊長，這時他才36歲。他曾為招待国際級人物经常與蘇聯、捷克、波蘭等音樂家代表團頻繁聯合演出。1959年国庆十周年，陸洪恩指揮的上海交響樂團，成功地創作了大型管弦樂《年年歡》。当时電臺實況轉播了《年年歡》，那歡快明朗的旋律在上海上空回蕩，把一個知識分子對祖國的赤誠之心袒露在千千萬萬人民面前。他的指揮藝術和他的音樂作品令當年上海的許多交響樂愛好者久久不能忘懷，他成了市政恊委员。

1951年陸洪恩和黃貽鈞都參加電影《武訓傳》的配音工作。当毛泽东发起全國批判《武訓傳》时，俩人都写检查受批判，為此，陸感到十分懊惱，他还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黃貽鈞。

“弟本姓武，小名曰訓。巳一百年，骨肉無存。忽有導演，動我腦筋。搞七念三，拍成電影。還有壽頭，是黃貽鈞。嘰哩咕嚕，替我配音。弄到結果，大出毛病。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轟動，罵我山門。我在陰曹，也受批判。活鬼闖禍，帶累死人。下次創作，千萬小心。文藝方向，為工農兵。如再弄錯，勿講情面。罰入地獄，九十八層。當牛做馬，永不超生。”（作者註：該詩宜用上海話唸！）這首詩後來被認為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

1957年反右整風时，陸洪恩又跟黃貽鈞跳出来主張乐团“指揮負責制”和“演奏員要忠實于樂譜的每一個音符”，他俩都要為“爭取在十年後（1972）參加布拉格之春音樂會”而努力奮鬥。陸洪恩甚至向党委提出：“樂團每天5小时業務活動時間全部由指揮來支配安排，實行指揮負責制！”他還說：“给我人權和财權，我一定能搞好交響樂團。”當時，他与黃貽鈞有意識地常常借故讓樂團停止一些政治活動，不開會，所以避免了該團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陸洪恩的這些觀點，後來也都被認為是“瘋狂排斥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1962年，陸洪恩在樂團學習討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直率地說：“是貝多芬面向工農兵，還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呢？我看應當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工農兵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逐步熟悉交響音樂。”這在後來被加罪為“刻骨仇恨工農兵”。

我是他二年中最知心的小兄弟难友，一直在照顾他生活与关心着他的不幸遭遇，可我发现他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他告诉我，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人间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虐。他所在学院的红卫兵学生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音乐家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我的师兄与老师，他是我国爱国爱党的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灭绝人性的凌辱与暴虐，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他对江青很熟悉，听他说见过江青多次，他一针见血地抨击她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音乐家告诉我：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艺名“蓝苹”，充其量只是一个二流明星，并有过多次风流新闻。后来同当时文汇报副总编马纪良（笔名唐纳）结婚没几天，竟出走“投向革命”来到延安解放区，这个巫婆不知用什么手段得宠于毛泽东。当时党中央政治局明文规定她只照顾毛泽东起居生活，而不准参与党中央高层的一切政治活动，所以直到解放初她还是个无名之辈。谁知这个一向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女人一旦得到毛的“令牌”、被封为“旗手”后，第一是报复，第二是掩饰。她千方百计掩饰自己过去的丑恶行径，对当年稍知内情之人极尽打击报复。文艺电影界首当其冲，上官云珠含冤跳楼自杀，郑君里惨死狱中，顾而已悬梁自尽，舒绣文被逼死，赵丹被囚牢笼，甚至连帮助过她的保姆都不放过，秘密抓进秦城监狱……所有她二、三十年代的朋友同事都遭殃遇难。这时她双眼已发红，成了一个肆意复仇的“女魔”、随时可咒人致死的“巫婆”！毛泽东指使她搞的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空前的反革命劫难。讲到这里，这位音乐家、指挥家情绪极其激愤地：“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斩钉截铁地说完，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好似吐出了一肚子恶气，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的美妙乐曲之中。

狱中亦歌

音乐家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他每天都会哼唱《英雄曲》与《庄严弥撒》，他说这二首作品最能代表大师向黑暗挑战、不屈不挠的英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曲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陆老师还跟我讲起他在奥地利学术交流期间的美好情景，说起维也纳的美丽、高雅和繁荣，是全世界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非常向往的“音乐之都”。整个城市，不管富人、穷人都热爱音乐、市民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聚集在公园，广场或者街角，观看各类艺术表演，如音乐演奏、流浪艺人的各种表演。

陆老师还生动告诉我音乐神童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故事，莫扎特4岁弹琴、5岁能作曲、6岁跟父亲到维也纳举办音乐演奏会、10岁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他大名。他写过几十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弥撒曲——到20岁的时候，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伟大名声响遍世界。1781年少年贝多芬前来维也纳拜访求教，开始考试没有引起莫扎特注意，当贝多芬自由即兴演奏时，莫扎特对客厅里几位音乐家说：“请你们注意这个少年吧，有一天他会让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的。”陆老师还特别喜爱哼唱莫扎特35岁那年，终因积劳成疾、病死前完成的最后一首《安魂曲》。

陆老师告诉我意大利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历史的进步。人文主义者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在各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生了无数杰出的音乐家。他详细地介绍了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尽管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听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众多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无不使我肃然起敬、大开眼界。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所谓“摧毁一切封资修”的残暴言行那样刻骨气愤与极端反抗，为什么无比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对江青一伙灭绝人类进步文化、赶尽杀绝优秀知识分子的反动恶行洞若观火。所以他宁做他们所说的“反革命”，也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批斗部门认为他越顽固越反动就越要狠斗毒打，就这样，音乐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头发快速变白，四十九岁的人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衰老。但是无力动弹的他还常翕动嘴角，低哼着《英雄交响曲》、《庄严弥撒》，似乎想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强劲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在我看来，音乐家没有了音乐等于断了他的经脉。

夜留遗愿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把陆老师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老师，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我主动上前去喂他，谁知看守凶狠地训斥“不许！谁喂他饭就惩罚谁！” 陆老师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眼见奄奄一息的音乐家委实不想活了，我无数次悄悄劝阻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忍着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是有机会出去的。”我坐在他旁边，一直在照顾他，关系又好，同监牢友知道我的话对他可能有用，要我几次劝他：“为了儿子，你应该活下去。”可音乐家对我的好心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

反铐着双手是无法着地睡觉的，所以每当夜深大家睡后，我都会悄悄地帮音乐家把反铐转成正铐。那天夜深帮他转铐时，他悄悄地告诉我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二件事，第一帮我找到‘扫地出门’、被迫去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么样死在监狱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奥地利，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陆老师的话里，我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我发觉他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疯了，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开始精神意识失控了，医生给他吃药退烧都无用。我们也无法阻止他，大家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大义危言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训导员把我们监房里关的14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责令个个席地而坐。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老师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言论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

“1144（陆老师在监狱里的编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我们同牢房的13位犯人个个提心吊胆，惊恐莫名。照这几个月陆老师的态度，根本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能表什么态呢？

训导室内仅仅沉默了一、二分钟。陆老师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临死人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他根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热血沸腾地冲天长啸、滔滔不绝地直抒胸怀，发表了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他口若悬河，激扬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连主持逼审他的三个人也目瞪口呆地听他连珠炮似的演讲。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竟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

这位音乐家痛快淋漓地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他说，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国家还为人民搞过什么好事？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老师话音刚落，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他足足演讲了15分钟！这在一所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特异场面。我们所有政治犯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我想陆老师与我辉哥一样，又是个不怕死的铁骨义士，誓死“尸祭文革”，英勇抗争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似乎坐在我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他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一直在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你1144死到临头了！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我们都记录在案。”“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都为知识分子，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老师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我们被赶回牢房时，陆老师还坐在地上，似乎恶气一吐为快，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我们大家深深为陆老师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我们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吐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比起他来，我们是胆怯的，是苟且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我们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我与3座胡懋峰（一年后在文化广场同样走上死路）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我躺在老陆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血祭文革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12点钟，我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我说：“你帮他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我一边帮他整理东西，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你托的口信我一定帮你带出去。我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我扶着他跨出了牢门，把他的东西拎到门外，看见走廊里已有三、四个囚犯像陆老师一样被押走。几年牢狱蹲下来，我已知“整理好你的东西出来”这句话的含义——要么调牢房，要么判刑送提篮桥市监狱，要么释放回单位管制改造。可是半夜三更像陆老师那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走上了不归路。这一夜特别漫长，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陆老师的空铺位，想起了同关一年多来共同牢狱生活的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庄严弥撒》《英雄交响曲》《天鹅湖》《睡美人》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激昂陈词向死神挑战的英勇无畏；现今他丹心碧血，尸祭“文革”。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的音乐家的命！

1968年4月28日，陸洪恩突然被押到了當時以屠杀政治犯著名的“上海文化廣場”，在這個一無檢察院、二無法官、三無辯護律師的“萬人公判大會”上，陸洪恩被當時顯赫一時的“公檢法”判處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罪證”是“防擴散”，隨即被押赴刑場處決了！这天上海人民在“電視鏡頭中看到一位五花大綁、頭發花白、身體佝僂、步履蹣跚、儼如古稀老頭的人物推到了人們的面前，許多爱好音乐的知识分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這就是那位風度翩翩、在譜架前動作瀟灑、樂思敏捷、還不滿50歲的交响乐团指挥陸洪恩嗎？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我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4月27日的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我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我们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大家一言不发，听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大教授咬耳对我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盲人金修士正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在“文革”暴政的屠刀下，中华民族的优秀音乐家天主教徒陆洪恩大义凛然，哼着《庄严弥撒》，喷洒了满腔热血，壮烈地倒下了。他那临刑前声讨暴政英勇不屈的形象，他那对着死亡放声大笑的无畏精神，在我记忆中永久铭刻，震撼万分。这位追求民主自由、有音乐才华、能独立思考的音乐家，生活在中国真是他一生的不幸。如果他知道有一天会惨遭毒手，我相信，一定会在访问音乐之乡奥地利时，像青年音乐家傅聪一样逃离这个想爱也爱不了的国家。在中国文革年代，国内又有多少这样爱国的知识分子报国不成，结果走上不归之路？傅聪父母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就是典型例子。

完成遗愿

1979年我平反出来后，一直想为音乐家陆洪恩完成他临死前托付的二个遗言。2004年我出版个人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在上海知识分子中传诵，不少人第一次详细续到这位上海高级知识分子临死前如此强烈光辉的一幕。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我过去一所的难友）看到我书中详细记述陆洪恩之死的经过后，帮我联系到了和他在一个系统下做儿童画师的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我终于找到陆老师被发配去新疆的儿子！当我详细讲述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与他父亲日日夜夜相处二年的囚犯生活，他一直控制不住地流泪，特别讲到他父亲最后怎么样走上断头台的经过时，年近六十的于为失控地放声大哭，因为他一直以为父亲是在牢狱里被逼疯而走上绝路的，完全没想到父亲临死前头脑这样清楚，不断抗暴最后被残忍地迫害死的。

小陆眼前浮現十三年前5月28日那個陰霾的早晨。陆洪恩對他說：“放心吧，於為，爸爸明白，不再讲话了。”然後一步一回头慢慢地走向樂團，.那竟是他們父子最后的訣別。最后离开家的当晚，陆洪恩坐在沙發上，流著眼淚拉著儿子的手說：‘於為，我覺得很痛苦，想要做的事都不能實現……。’小陆说，現在才明白了父亲追求的是那種輕松、自在、民主化的社會模式。小陆痛苦地说：“父亲死得真慘！被害后有人还向母亲来收枪杀父亲的子弹费，吓得母亲连尸体都不敢去收，至今不知骨埋何處？”我回答小陆，你不要责怪母亲，我的三哥刘文辉，尸骨同样不知在何处。文革中连杀人的子弹费二角钱，公安都要逼家属交出来，还有哪个反革命家属敢去收亲人的尸骨。

我告诉小陆：你父亲曾几次在监狱通过审讯员提出跟妻子离婚，但遭拒绝。我知道当时坐牢的政治犯，只要有子女，大多数为了不让家属受株连，都会这样做。

小陆告诉我，母亲出身红色干部家庭，而父亲出身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己又是个“臭老九”。因为家庭背景差异，长期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压力下，产生了不和。母亲常會埋怨父亲生活太不拘小節，說話太不注意，经常遭“是非”，让家庭受株连。對于父亲的幽默詼諧毫無領會和理解，有時彼此會覺得話不投機半句多，甚至鬧到不愉快。父亲又不愿讓還不甚懂事的兒子有所覺察。于是，本來就嗜煙酒的父亲，就更加會獨自拼命喝悶酒，一杯杯，一瓶瓶，一醉方休，吸煙也是，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把手指和牙齒都染黃了，就這樣，父母之間的共同語言似乎越來越少了。然而，父亲是個對家庭有責任感的人，他對母亲、特别對我是有感情的。但又擺脫不了當時严酷的政治恶魔给他造成的精神压力与忧郁。1964年，父亲被確診為有輕度的抑鬱癥（或曰精神分裂癥），但是并不嚴重，他仍然工作，堅持用藥，配合心理治療不久康復了。这也是后来造成父亲在监狱受尽折磨时再次病情复发的原因。

小陆还告诉我：“父亲被捕后在上海舞蹈學校任鋼琴老师的母亲，被剥夺教师权利，趕到食堂去勞動，還經常挨批鬥，受盡凌辱，心靈和身體都受到了極大的折磨和摧殘。年僅16歲剛初中畢業的我被迫动员到新疆，好端端的一個家庭被摧毀了。自己從小雖然得到父母的寵愛，但生性膽小，怕事，軟弱。文革摧毀了我的家庭和一切，对我心灵是至命一击，从此我变得忧郁与孤獨，在新疆14年苦難生活中我總算艱難地生存了下來。”

“文革刚结束，母亲为父亲申冤到处写上诉信，开始被驳回，理由是父亲在牢狱内直接攻击了毛泽东。后来母亲在已平反解放重新当领导的大学校长舅舅的帮助下，借父亲曾在64年“四清运动”发过间歇性精神病住院的病书为由，再次上诉中央最高法院才最后彻底平反。“

陆老师是文革中被“四人帮”公开杀害的著名人士，为了安慰上海知识分子，1979年9曰26日下午，原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音協上海分會理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平反昭雪追悼大會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大廳舉行。陸洪恩的兒子陸於為捧著僅僅存有一截指揮棒的骨灰盒參加了追悼大會，他与母亲都淚流滿面。有关部门都出席这场追悼会。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市委統戰部、中國音樂家協會、上海市文聯、市文化局、市電影局、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歌劇院、上海市舞蹈學校、上海歌舞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軍樂團、廣州樂團等單位以及文藝界和有關單位負責人夏衍、周巍峙、陳沂、賀綠汀、孟波、李太成、丁玲、丁正鐸、許平、言行、丁善德、譚抒真、金焰、劉瓊、桑弧、吳永剛、瞿維、朱踐耳、李德倫、顏良堃、韓中杰、秦鵬章、司徒漢、陳傳熙等許多陸洪恩的生前友好都送了花圈。大會由市文化局主持，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黃貽鈞含淚致了悼詞。悼詞中說：“陸洪恩同志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在擔任上海樂團指揮、副團長和上海市政協委員後，工作積極努力，刻苦認真，并常常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為發展和提高交響樂事業做出了貢獻。我想：多么荒唐的追悼会，“何不加上陆洪恩同志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评语！这追悼会能让陆老师在天堂心慰和被激动吗？

小陆告诉我：父亲平反不久，自己也终于被上海交响乐团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上海工作。他发配在新疆十四年，因为父亲是上海公开被枪杀的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对知识界震动很大。作为被杀反革命家属，十几年来他一直夹紧尾巴做人，还是难免遭各种歧视批斗，在大学教书的母亲更遭殃，文革中遭株连迫害落下一身病，与儿子团聚二年后就去世了。小陆痛苦告诉我：父亲的事像噩梦一直笼罩了他们一生，他真正搞怕了，直到今天还没勇气把父亲遭劫难的事原原本本告诉已成家的女儿，甚至把父亲留下的遗物都悄悄收藏在单位办公室里，一直没勇气放在家里。他是真正听从了共产党的教导，“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

陸洪恩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以後，有不少人在報章雜志上撰文悼念他，樂團的一些團員也回憶了在他指揮下的種種趣事，人們喜歡他。正如陸於為所說：父親已經過世多年了，現在還有人在不斷寫文章紀念他，回憶他，充分說明他是一個有魅力的藝術家。今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將越發證明他的人生價值。他是屬于永遠追求個性解放、追求自由的人。”

1979年11月8日，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特播送專題音樂節目，介紹了陸洪恩的指揮藝術，由曹畏撰稿解說。廣播電視報上還以“芬芳馨鬱香如故”為題介紹陸洪恩的指揮藝術。“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文革”奪走了陸洪恩的生命，但他生前留下的錄音依然散發著馨鬱的芳香。吳基民在1993年4月號的《上海灘》雜志上刊出紀念陸洪恩的文章，其篇首用了屈原《離騷》中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多么氣壯山河的詩句呀！這也反映了人們對陸洪恩一生的評價。歷史是終究不會忘記他的。

2001年我欧洲十国行时，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贝多芬墓地前，帮陆老师完成另一个托付，献上一束鲜花，代陆老师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陆洪恩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在回国的路上我一直想，政府希望全民对文革历史“失忆”，永远埋葬在经历者记忆中，遗忘它。而成千上万文革遇害者的家属因为曾长期生活在恐惧和颤抖中。今天都像陆老师儿子这样，怯懦地选择了沉默和回避，永远听党的话，“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而我去撩揭这块伤疤，打破沉默做一个“见证者”，写下对历史的反思是否多余？甚至会遭当权派恨！但愿上帝保佑中国，不要使纯真好骗的中国人再受骗，经历这种噩梦。血写的历史啊！你不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