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法国

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文革

行走在“公义”与

人道主义的分水岭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成为最辉煌最耀眼的词。“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中国人从小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课题。在我的学生时代，地理历史课中的法国，雅各宾派的丹东、罗伯斯庇尔等革命家就远比凡尔赛宫更吸引我的眼球。当年，三哥在上海文化广场走上了中国式的“罗伯斯庇尔断头台”，我作为革命暴力的幸存者，也是经历了十三年九死一生的地狱生活才平反出来，因此对暴力革命有特别切身的体会。

法国大革命——颠覆者被颠覆

早在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民主宪政就给欧洲吹起了春风。几乎所有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熟知英国，可称为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的忠实信徒，如伏尔泰、孟德斯鸠，都避居过英国。越来越多法国人清楚知道海峡彼岸的英国人生活在自由的政治制度下，当了解了阳光，就不堪忍受黑暗、忍受专制统治，于是革命浪潮如山雨而来。1789年7月3日，巴黎人民奋然起义，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那时，巴士底狱里面只关了7个人，攻打时倒死了87人，为什么法国人民一定要攻打它？因为在法国人民心目中，巴士底监狱已成为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两次关押在这里。巴黎人民拆毁了巴士底狱，在其旧址上建成了巴士底广场，并把拆下来的石头铺到塞纳-马恩省河的协和桥上，供路人践踏。

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倡的，“社会契约”就是为人民大众，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与国王，而是给人民革命的权力。法国大革命的内在原因就是人权。人们形容卢梭死后从灵柩里伸出一隻手，点燃了一把火，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人民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人权必需维护，财产不可侵犯，不应该听从君王随心所欲摆弄。攻占巴士底狱后，代表新政权的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和公民宣言》（即《人权宣言》）。宣言阐述的核心就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

可是，以人权为起点的法国大革命在建立政权后为什么又走上疯狂杀人的地步、最终上演出了一幕人间地狱呢？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6月，以罗伯斯庇尔与丹东为首的雅各宾派执政。1793年春天开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激进的革命举措让法国遭逢另一种绝对的统治——群众专政。在巴黎，从抄私人住宅没收贵族用品开始，当街烧书、烧画、烧一切旧制度文献，发展到造反夺权，占领原政府机构，封闭原有报纸新闻。革命需要杀人，但是，面对革命，群众的激情日渐走向极端，失去了控制。一天，罗伯斯庇尔带着一个警卫员，上街视察革命后的形势，人们马上认出了罗伯斯庇尔并激动地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说革命中“流的几滴血还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断头台工作太慢了”，吵吵嚷嚷要为了建立新的道德社会继续革命，加速杀人。罗伯斯庇尔看着人们因激情泛红的脸说：“你们要遵守法律！”“法律是什么？”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

进入1794年春天，恐怖主义呼声更加高涨。马赛军事委员会宣称：“法律的刀刃每天都应切下一些罪恶的头颅，断头台工作得越繁忙，共和国就越巩固。”1794年6月10日，在罗伯斯比尔坚持下，又通过了扩大恐怖的“牧月法令”。根据“内心确信”原则，一方面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了预审，也不须传讯证人，另一方面，大大收缩司法独立权限——任何被告在没有经过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行政部门审查的情况，不得免于审判，不得释放。经过两项改革，司法权力抽空，成为执行行政权力意志的盲目工具。因为盲目，执行得更为凶猛，审判的对象大大扩展，“人民之敌”的范围大大扩展，包括：准备复辟王国、奴役和解散国民公会的人；军事上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帮助法国的敌人的人；欺骗人民的人；败坏国民士气的人；传播虚假新闻的人；不诚实的商人；乱用公职权力的人；通过叛乱性文字迷惑公众舆论的人；削弱革命原则与共和国原则并阻止这些原则发展的人；伤风败俗腐蚀公众良心的人。所有这些罪人，一旦被“内心确信法”（如有物质证据则更好）坐实，只适用于一种刑罚——死刑。七周之内，仅在巴黎就有1376人死于非命，平均每周达196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一年之中，3.5万人被处决，而这其中85%的人都是平民。

在这期间，革命元勋丹东先被送上了断头台，身为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的丹东，签署过不少杀人的命令。然而，革命家丹东最终被自己发起的革命和人民法庭送上了断头台。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尝到了断头台的滋味。这里应了无间道里的那句话：出来“混”的，迟早有一天要还的。

今天的法国人是理智的，他们建立了巴黎革命博物馆，公布了一切杀人档案，许多法国学者写书、拍电影教育国民不要重蹈覆辙，包括普通老师都会把这段伤心欲绝的罪恶历史拿来教育后代。

巴黎公社—人民公社

我在法国参观巴士底狱遗址时，看到前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家在这里跳吧！“我却跳不起来，想起三哥刘文辉及许多被枪杀、被关死、被逼疯的政治犯难友们我心痛得会流泪。站在巴士底，我的思路清晰地回忆起十年文革，中国人正是复制学习了法国大革命的一幕。1966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语录天天响彻云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中国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曾多次提到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忠于毛泽东路线的“四人帮”心领神会，马上利用控制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了“一月革命”风暴，夺取旧市委的政权，上海诞生了全国第一个“巴黎式的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人民公社好”，于是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一场中国式“巴黎公社革命”在上海与全国拉开序幕。为了更快更彻底镇压“阶级敌人”，乾脆成立了三位一体的“公检法”革命委员会。

杀人和被杀同样都是“自由”的代价。1967年3月我三哥就成为文革血祭第一人，他被中央文革直接点名，经上海三个“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批准，从案发到走上断头台的短短四个月时间，被暴政以“从重从快从严”的方针，为配合庆祝中国第一个上海“巴黎公社”成立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时，公开枪杀了。从此，上海文化广场成为以后十年里教训上海公民的著名杀人场所，一场又一场万人公判会后，暴力革命派就会押着五花大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在闹市区游街，随后送刑场杀一儆百给上海公民看。

三哥在遗书中这样描述对他的“审判”：（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文革以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红卫兵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逼迫老师、知识分子、走资派、宗教人士、一切阶级敌人，走上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被武斗死的一幕又一幕惨剧。面对这一幕，当时公安部长文革红人谢富治公开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国家还是公安机关，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他的讲话流毒促使全国掀起残害四类分子的暴行，事实证明一旦恐怖踩稳道德的基石，那就是道德灾难，恐怖手段便会百无禁忌，为所欲为。1966年的恐怖红八月，仅北京市内就有1700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8月27日至9月1日，几天之内，郊区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325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仅满38天，其中有22户全家被杀绝。而我当时被关押的上海第一看守里的那些等待判刑的反革命未决犯，他们的罪名几乎与法国大革命时代雷同：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共产党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传播一切海外消息的人；顽固不化坚持信仰宗教自由的人；没有划清界限跟海外亲戚通信、偷听海外电台的人；反对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人；不听毛主席话不读毛主席书、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那个年代，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只要通过“内心确信法”原则，不需要什么物证，就可以“享受”简化了的“公检法”一条龙服务，判刑、坐牢、送劳改、直至上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杀敌人也吞食了大批革命者，而中国文化大革命同样从杀阶级敌人开始，走上吞食大批共产党高级干部、最后发展到要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的命。罗伯斯庇尔与毛泽东一样，不需要证据，凭个人直觉就可以指控任何一个反对者与看不上眼的人，而恰恰这样两个“直觉敏锐者”又是大权在握！造成社会与党内人人自危，如汤浇蚁穴一片慌乱。结果两场大革命释放的都是道德灾难，无视每个人的权力，无视人的保障。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暴力专政期，有1700多人上了断头台；苏联1936年到1939年大清洗中有1500万人被害；中国文化大革命暴力专政期究竟多少人被害？永远是密中之密。文革后，当时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总结文革罪恶时，沉痛地说：“十年文革中国经济损失八千亿、死伤二千万、株连了一亿中国人。”究竟是谁背后操作控制了这人间地狱的一幕，使一个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呢？最后被押上审判台的是自称雅各宾派的马前小卒“四人帮”、“林彪集团”，而真正幕后操纵者是世人皆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十年文革浩劫犹如一场巴黎公社闹剧，当年的跳梁小丑“四人帮”像革命狂人罗伯斯庇尔一样最终走上断头台。被愚弄的中国人到今天为止，还搞不清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都知道的一个普通真理，“人的生存、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而决不是所谓革命、理想、国家高于一切。”

如果说英国引导世界看到了自由的魅力，那么法国大革命却用流血引导世人发现平等的重要性以及平等的真正内涵——我们最多只能做到机会的平等，无法做到每个人都像机器人一模一样。这使我联想到毛时代的种种可笑的事情。其实，毛就是想创造一个所谓的“没有任何剥削阶级”的理想乌托邦。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围绕着“人人平等”来计划。从法定的工资制度，从粮食的配给供应，从思想界的清洗（知识越多越反动），从消灭一切过去的剥削阶级，甚至到文化大革命中对那些老干部及他们的子女的清洗，无不指向“平等”。但问题是，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真的得到了理想中的“平等”吗？

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又产生了新的四大阶级。“奴民阶级”过去界定在“地富反坏右”，现在包括新的失权群体、异见人士、非法族团等；“平民阶级”是人数众多的市民和村民，基本特点是财产匮乏，社会地位低下，丧失政治权利，都在中国社会金字塔结构下面；“官僚阶级”是个体系，他们除正常收入外，社会地位和掌握的政治权力带给他们超常的“收入的机会”；“权贵资本阶级”，改革开放的产物，主要是辞官为商者、官僚亲属子女、与官僚联营合伙者、民间资本的官商双面人。由于有官权作靠山，他们占有资源、资本、信息、权益四方面的优势。他们暴富速度世界罕见，带有空前的贪婪、疯狂、残酷、血腥的特征，对国家的政策影响越来越大。令人不解的是：国内的许多民众怀念毛时代，觉得那时候没有贪污、没有两极分化、没有权钱交易。在广大怀念毛的人中，除了有用心已丧失权力的少数毛派分子外，存下就是被欺骗的广大下岗工人、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其实这种想法是一种无知幼稚的念头，顶多说明人们对时下社会诸多现象的不满而已。既看不到前面的希望，又对当下极为无奈，于是集体选择了逃避、退缩。其实，毛时代并没有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美丽一片莺歌燕舞，首先毛时代同样有特权，毛的生活远比当时的普通人来得奢华，全国为他建造的别墅无数，但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又如毛的稿费在那时就是天文数字，他把全国的精英全部打倒，规定全国人民只能读一种书——毛语录和毛文集。至于他个人的生活更是只能用腐化来形容。另外，那时大家都很穷，社会上也没有什么资源，权力和资源牢牢地被控制在毛的手上。所以，不是没有贪官，而是根本没有东西可贪。而更多的钱全被毛慷慨用于贡献“世界革命”了，这是一个天文保密数字，老百姓永远不要想知道。毛泽东仿佛总觉得人吃饱肚子就容易变修反动，“穷则思变、富则修”，是他著名论调。可以说，毛本人无论怎么谈共产主义，但他始终走不出中国传统专制的藩篱。他最擅长的是用阶级斗争这把达摩克利斯剑，一直高高地悬挂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今天的人们所想念的只是自己心里编造的毛而已。改革开放后，越来越严重的二极分化趋势，是对一部分富起来却没能带动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人的嫉恨；也是对当今社会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的痛恨，于是怀念毛的情感就这样产生了。

佐拉——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们参观了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马恩省河左岸的拉丁区先贤祠，它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它原是路易十五时代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被收归国有脱离宗教后，改为埋葬伟人的墓地。先贤祠中的艺术装饰非常美观，其穹顶上的大型壁画是名画家安托万·格罗特创作的。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佐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和大仲马等72位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其中11位是政治家。享有这一殊荣进先贤祠，必须经国民议会讨论，最后由总统签字。最后一位大仲马在法国还曾激烈大讨论过，由于意见不同，最后由希拉克总统出面裁定：认定大仲马是“和平的火枪手”，这就是法国人对思想和文化的尊重。反过来也说明：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进步，法国人终以卓尔不群的气质走出自己的道路。

参观先贤祠我特别想到了佐拉，以及那件举世闻名的冤案。当时，法国政府发现本国的情报常常外泄，非常恼火。于是，在极度武断的情况下，逮捕了一位犹太军官，认定是他所为，并判处终身监禁。而后来的各项证据显示：此事与那位军官并无瓜葛。特别是当真正的间谍被抓获时，真相大白——他是无辜的。可是，由于这位军官是犹太人，所以当时的法国政府就是不愿意放人。正在这个时候，佐拉站了出来，大声呼喊着，要求政府释放这位可怜的人。其实，佐拉本人并不认识这位军官，可他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凭着对真理与公义的信念，凭着对每个人的爱，独自一人“控诉”整个法国政府。从此，他被无情地抛入到历史的旋涡中。有许多人诅咒他，有人甚至于威胁要杀死他，但也有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还有更多的人被他的《我控诉》所深深折服。最后经过长期的坚持斗争，法国政府终于释放了犹太军官。真理胜利了。这不只是佐拉的胜利，它更宣告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而绝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安危与得失。正如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纪念佐拉时所说的：正是由于佐拉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来挑战整个时代的错误，才有着今天自由、民主的法兰西。由此使我不禁联想到我的三哥，他也选择了佐拉当年的道路，以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巨大的勇气，抱着大无畏的精神说出了文革的真相，并启示人们认清真相。反省当今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思想界，还能有几人有这样的胸怀？还能有几人可以挣脱名与利的诱惑，甘作“社会的良心”？今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绝大部分人被金钱封着了嘴巴，金钱比良知更实惠。大陆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他们不是忙于在“核心期刋”发文章、出“专著”，就是评教授、当博导、拿特殊津贴、争科研经费。中国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是到了清点“人性财富”的时候了！可是不管怎样，我相信：真正的公义是对每个个体权利的尊重和捍卫，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对这个“公义”永远的坚持，哪怕等待自己的是血雨腥风！

法国大革命第一次确立了民主政治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唯一信仰。作为欧洲最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法国也是暴力革命的先驱，法国大革命激发其后整个世界近二百年的革命狂潮。可我始终在深思：法国革命到底给人类与世界带来什么？革命带来了无私和美德；革命使人们胆大妄为甚至胡作非为；革命激发人们的自私，使他们为哪怕最可怜的一点蝇头小利就投入到一场杀人的运动；革命破坏了原有社会秩序，给年轻人以前所未有的机会，从而促使野心家层出不穷。革命使理想主义弥漫整个国家，人人不满意现实，人人都期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国家，而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时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革命带来屠杀，先屠杀反革命，后来屠杀革命者自身。革命破坏了法治和基本社会秩序，革命带来长期的混乱和新版独裁政权的崛起。其实，无论是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巴黎公社，还是其它一波一波的革命，他们始终都在“公义”和人道的分水岭上苦苦挣扎、寻觅。而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只有当我们把公义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公义和博爱；只有我们抛弃远远的爱，抛弃爱“抽象的人民”，回到基督爱每一个人的精神，公义才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后来的史实也向我们一再证实，有多少无辜生命是被“抽象的人民”给杀死的。这大概就是法国大革命带给我这个经历过暴政的人的启示吧。

法国终于以血的代价走出了这个死胡同，但后面的苏维埃、毛时代的中国等却继续着暴力革命创造新世界的神话，我们真是应该深刻反思啊！我的祖国也曾苦苦在“公义”与人道主义分水岭间徘徊不前，一次又一次的惨剧向我们诉说了这个血的教训：只有人道主义才是真正走向民主与富强之基；只有爱每一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选择做“社会的良心”，对得起“知识分子”这个称呼，不要让人民币封了自己的嘴，对得起时代给予我们的重托！最后，祝福我的祖国早日达成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