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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从何处升起-----土耳其印象（五） |
| 2011-10-26lvping.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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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边上的民主行进 离开土耳其的最后几天，因为临近国庆纪念日的缘故，伊斯坦布尔城市的主要街道国旗飞动，张灯结彩。 也许是因为伊斯兰文化反对偶像崇拜的缘故，人们走在大街上，看到最多的人物肖像是国父凯末尔的大幅历史黑白照片。接下来，就是个性十足、常有惊人之语的现任土耳其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负责人、总理埃尔多安的彩色照片了。有媒体认为，埃尔多安已经和凯末尔一样，注定要载入土耳其的史册。 埃尔多安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和符号。这个时代的发端，源于80年前，一次花瓶式的民主游戏。 在主要依靠精英式思考和设计的凯末尔主义改革时代，虽然形式上推行过 “代议制民主”，但是一直是共和人民党一党执政。1931年，土耳其明文规定，共和人民党和国家的机构是一致的，党的总书记就是政府内务部长，各省党的领导人同时担任该省省长，党主席就是共和国总统。 凯末尔逝世后，伊涅纽将军继任总统和党主席，他宣布土耳其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威权体制。然而时移事易。二战后，国内外形势巨变，也正是强人伊涅纽自上而下地再次推动了民主化运动。1945年，土耳其开放党禁。这一举动部分原因是迎合美国而抗拒苏联的南下势头。 开放党禁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凯末尔任内。1930年8月，曾经当过总理、后来出使巴黎的的老战友费希特写信给凯末尔，要求成立一个反对党。在后者同意后，费希特等人登记注册了自由共和党。一个经过许可的反对党的正式出现，使得方方面面的积怨得到汇聚与爆发。许多地方发生了反政府的暴乱。到11月15日，这个政府掌控的形式主义反对党实验只好收场。 民主化虽然是西方化的改革的延续和深化，但却为宗教复兴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条件。凯末尔时期，宗教势力被严格限制参与政治。但是，延续近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与压倒多数的信众人口资源，是一种现实存在。一旦政治管制松动，就会出现宗教情绪的反弹。在贴身肉搏的激烈选战之中，哪怕是非宗教背景的政党，为了选票的需要，也十分现实地以宗教为号召吸引选民。 1945年春，国民议会巴雅尔等4名议员要求民主改革并被人民共和党开除。1946年1月，他们另组民主党。 1950年，善于迎合多数农民与宗教势力政治诉求的民主党在大选中取得53%的绝对多数票，取代了连续执政27年，坚持凯末尔主义不动摇的人民共和党，巴雅尔当选土耳其第三任总统，曼德列斯任总理。对此，伯纳德。刘易斯评价，“在经过如此一段长期的执政以后，即或是一个由天使们组成的政党，恐怕也会被人赶下台去的。” 。 然而，上台后的民主党很快就对民主制度“过河拆桥”，步了一党独大的后尘，而且比共和人民党采取了更加严厉的专制措施，包括报禁、禁止其他党派活动、镇压政治对手等，在党内也不允许出现不同声音。1960年，民主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所有政治活动、封禁报刊和关闭大学等等。这项法令激起了反对派的不满，，触动了悬在土耳其政坛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军队。当年，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的专制统治。 在一年半的军政后，军政府还政于民，开始了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 其后，土耳其由正义党执政，政局总体较为平稳，经济发展也较快。但是，正义党依靠宗教力量，在上台后实行亲宗教色彩的政策，比如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开办宗教学校、重新强调教规等。70年代末，经济社会出现剧烈动荡。土耳其军方于1971年、1980年两度出手干政，并于1980~1982年再次实施军政。 1982年，土耳其军政府颁布了新宪法，第四次实施民主化，建立了多党制、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政治制度。新宪法还规定，最高法院可以取缔任何反世俗的政党。此后，土耳其逐步放宽了组织政党等限制，完善和发展了民主制度。 1983年，在军方主导的政变后第一次选举中，15个新政党有12个被封杀。有资格参选的三个党，有两个有世俗或军方背景，但大部分选票仍然投给了有宗教背景的祖国党。代表祖国党出任总理的厄扎尔，经常强调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程的重要性，他实际上也执行着一种倾向于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 在新的游戏规则中，天鹅与大虾、梭鱼们重新登场角力，仍然是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胜出。 1983年，土耳其繁荣党成立，主张按照伊斯兰教教义治国，并联合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对抗。90年代繁荣党日益在大城市中取代了世俗主义政党的位职，凯末尔主义的合法性受到挑战。1996年，立场变得温和的繁荣党通过选举执政，但第二年 6月，土耳其军方发动“软政变”，向繁荣党政府提出包含二十点内容的最后通牒，迫使繁荣党政府下台。很多人认为，这是战后军人有限干政的第3.5次政变，军方的政治平衡能力逐渐衰减，或许就是最后一次政变。 2001年，繁荣党重组为正义与发展党。它标榜是保守、温和的伊斯兰右翼政党，主张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权与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系。2002年11月，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实现一党执政，结束了土耳其自1987年以来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2007年7月，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46.5％的选票，获得大胜。今年6月，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第三次胜利。 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宗教色彩鲜明的正发党一党独大，传统世俗化政党人民共和党千年老二的基本政治格局已经固化。 2010年，正发党发动了全民公决，削弱了军队和司法的权力。一些人认为是有利于民主政治，但是，这两大维护世俗的力量被逐步削弱，将有利于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壮大。 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曲折蜿蜒，宗教与世俗、军队与政党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频繁互动。其间的国际国内因素错综复杂，不明就里的外人如同雾里看花，甚至难以置喙。 国内学者昝涛先生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土耳其精英致力于在土耳其的社会中植入西方式的现代性。但是，他们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来实施其政策的，换句话说，是政治权力保证了他们对公开的和潜在的反对者们的控制与主导。 随着民主化时代的到来，土耳其"被管理的现代性"注定要受到挑战。自1946年土耳其实现了多党民主制后，文化多样性的原则逐渐在这个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经过1950年代土耳其的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伊斯兰教势力和少数族群意识开始在这个时期发出它们在民主时代的声音。 经过凯末尔主义改革，土耳其选择了世俗化发展道路，但95%以上的人口为穆斯林，世俗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法律强制实现的，它在许多方面是不彻底的。世俗化主要盛行于大城市，坚决拥护凯末尔的也只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由于这些人掌握着军队、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尽管所占人口比例不到一半，但影响要大得多。 土耳其广大的农村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生活水平低下，他们的观念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工商界阶层有很大的差距。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的传统影响非常强烈，伊斯兰价值观深入到多数土耳其人的心灵。 二元化的社会结构造就的是两个土耳其并存的奇特景观。共和人民党的民意基础大多来自土耳其的大城市及欧洲部分发达省份。恰恰相反。正发党背后站立着大半个安纳托利亚半岛的欠发达地区。在这种情景下，谁能拿多数票，谁就是强者。 走回传统还是加倍西化？----帕慕克在小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的疑惑，也是整个国家民族的面临的基本选择。 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使边缘大众卷入政治，导致了政治上的多元化，从民主党开始、经繁荣党到正发党所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崛起，对世俗化现代化模式形成了挑战，表明伊斯兰主义现代化模式已经出现。在民主化进程中先后出现的军事政变可以看做是军队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接管共和人民党整合社会职能的不得已之举。目的是要压制这些异己政治力量的坐大，从而维护凯末尔主义的正统路径，双方多次较量的结果，是新兴中产阶层与草根阶层代表的伊斯兰力量的不断上升，而传统社会精英代表的世俗化力量节节败退。 也有论者认为，土耳其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保守主义浪潮”。正发党的经验为对差异、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怀疑和消除铺平了道路。宗教保守主义、世俗保守主义、种族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建构了土耳其社会的性质，扩大和加深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分化。土耳其的变革一直同保守主义携手同行，正发党的强大的多数政府未能创造政治和社会稳定。它也没能把变革和保守主义同土耳其的民主及其巩固结合起来。它的经验却使保守主义的力量在中产阶级、文化认同和社会群体中日益增大。由于保守主义的影响和力量增大，社会的信任已经消失，不同阶层、认同和群体中的不宽容却在增长，土耳其变成了一个亨廷顿眼中自我撕裂的社会。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接受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不要忘记，在一个嵌入式资本主义后发国家中，在宗教复兴的天平里，普罗大众往往把真诚渴望社会公平的砝码倾注进去。而世俗化的大旗下，也经常暴露出权贵阶层权钱勾结、官商一体的马脚。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发党的连续三届胜选，新强人埃尔多安的出现，也是表明，改革在偿还历史欠账。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等种种社会不公现象，不可能被人民群众长期容忍和认同。不断深化的民主化进程毕竟提供了一种纠错的机制与多元选择的可能。 发展中国家的崎岖民主之路，常常有一种烟花效应。绽放时五光十色，万民欢腾。熄灭后黑暗如初，曲终人散。 我倒是有一种更为另类的担忧。在中国水利史上，长达七百多年里，暴戾汹涌奔腾不羁的黄河，曾多次演出了夺淮入海的情景剧。 那种草创、稚嫩而畸形的民主体制，是否被当做了一条方便滔滔洪水宣泄奔逃的淮河河道？ |
| 转自:http://www.lvping.com/showjournal-d329-r1336489-journals.html215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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