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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扎了两只胎
在大红柳滩的餐馆里住了一宿，车没修上，就继续赶路了。当时以为，一鼓作气当天晚上就可以到达新疆叶城，想不到过那三个达坂会过得那么难，想不到我们第三天下午才到。
在219国道425公里处，看到一座小桥，路牌上写着：通往神仙湾哨所。传说神仙湾哨所海拔6000多米，能在那里“睡一觉”很不易。当天晚上，于“三十里营房”遇到一位当连长的东北老乡，他曾在神仙湾哨所驻扎过两个月。他说那里的实际高度是5380米，但仍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哨所。这位连长上神仙湾哨所的那一天正好遇到大雪，完全看不出路在哪里，车里的同志都患了雪盲，司机凭记忆把车开到高高的哨所。这位连长告诉我们，新藏线真的是一条生死路，40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战士因适应不了高原气候而牺牲。曾有一位战士刚刚来到高原，从军车上往下一跳，结果就是“人生的最后一跳”……
回到长春后的一个傍晚，快元旦了，刚进家门就接到电话，万万想不到竟是这位在三十里营房遇到的连长到长春来了。他是奉命到东北来“带兵”的，在长春有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我们四个又聚在一起，这回不是三十里营房那间寒冷的“三姐妹饺子馆”了，连长和我们谈起了新藏线上的许多、许多……他说，中印之战以前，连我们住过的三十里营房都曾是印度的占领区。距三十里营房不远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就埋葬着对印作战时战死的烈士。这个陵园还有点故事，连长说。当时作战指挥部就在康西瓦，所以那是一个临时墓地。战争结束后，军队首长决定把墓地迁回叶城，就在签署决定的第二天，陵园的门柱突然坍塌。从此，再没人提迁墓的事儿了。康西瓦烈士陵园，我们路过时因为着急赶路没有去祭奠，远远地望了一眼，但在这里减速慢行、按按喇叭是规矩。
走过“三十里营房”后不久，竟一次扎爆了两只胎，幸亏带了两只备胎，但也经历了一番波折。那是在山道上，超越一辆维族养路工人开的平路车后，只听到哧的一声，车体严重向右倾斜，“悍马”在崎岖而狭窄的山路上疾速“蛇行”。老荆好不容易把车停下，我打开车门向后一看，右后胎已经是钢圈着地了，车胎几乎被辗碎。这使我们想起途中看到的那些废弃的轮胎，想不到这样的命运这么快就落到我们身上，浑身不寒而栗。
最可气的是，山路是倾斜的，“千斤顶”支起来也不够高，只好用石头顶着后桥。好不容易换下右胎，车下传来老荆的声音：“你们听没听到‘滋滋’声？”我和老鲍跑到汽车尾部，侧耳倾听，果然左后胎发出慢撒气的声音。此时，在寂静的荒原上，除了漏气的声音，还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老荆苦涩地说：“咱们中大奖了！”是啊，谁能想到，同时扎两个胎这样的事会被我们遇到！幸亏从长春走时带了两个备胎。
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车顶上那个备胎是用大号锣帽拧的，需要21号套筒扳手，而我们恰恰缺少这一型号的扳手。哎，真是百密一疏啊！怎么办？老荆和老鲍在车顶上急得直冒汗。我站到路中间，拦住一辆卡车求助。新藏线上，司机间的互助是有名的，那名司机虽急着赶路仍不好拒绝，打开工具箱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21号扳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于绝望中又摸了一遍工具袋，把火花塞扳手递了上去。居然正好！老荆喜出望外，老鲍也说“天无绝人之路”。他们迅速地把轮胎弄下来，换上。
百病缠身的“悍马”
换上备胎后，车速只有20公里。起初，我以为是老荆心有余悸不敢快开。那条备胎是旧胎，很薄，哪里经得起这些刀子一样的石头啊！但此后，车速不断下降，甚至步履维艰，时速由10公里降到6公里。这是怎么回事？
一群穿黄马夹的维族养路工热心地围上来，但他们也没弄明白车得了什么“病”。一个叫买买提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帮我们修车。他把车上的分电器全部拆开，一个个零件地检查。我在一旁，竟有些看不下去，好像家长亲眼看着别人给自己的孩子做手术似的，觉得精神上受折磨。买买提又把分电器重新装上，表示无能为力。但老荆还是对维族兄弟十分感激，拿出从长春带来的人参送给他们。买买提很坚决地推辞不要，但在他周围工友的劝说下，最后高兴地接受了。
车子的怪病不仅没有丝毫解决，反而更厉害了。经过一处缓坡时，挂上四驱都上不去。买买提告诉我们，著名的黑卡达坂就在前面不远处，在经过三个达坂之前，没有修车的地方。无奈中，老荆只好同意我和老鲍的意见，回三十里营房修车。
返程中路过“340道班”，维族司机买买提拿着工具来帮我们修车了。但我心里清楚，他修不上。我在车里写道：“维族师傅又在帮忙，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比在阿里时中心轴掉了还让人心烦，这简直是精神折磨。我想哭。”这时，老荆发现“340道班”的墙上残留着一个文革时期的标语：“要搞好斗、批、改”，他居然还有心抱着照相机跑过去拍照片。
无奈中驱车40多公里返回三十里营房。在一处破败不堪的板房前停下来，据说这是三十里营房唯一的修车铺。一对个子矮小的四川叔侄，是这里仅有两名汽车修理工。修车时，他们俩跳上跳下，活像两个蓝精灵。车子爬坡没劲儿的毛病，他们也弄不明白，但通过检查发现：刹车管磨漏了。那就把刹车修上吧！从这里到新疆叶城还有400多公里山路，海拔还要下降2000多米，还要走许多陡坡急弯，没有刹车是多么危险。两个“蓝精灵”表示：没有汽车配件。幸而我们随车带了两条刹车管，否则就修不上了。
更换刹车管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新刹车管与原有刹车管的接口不匹配，安不上。我抱怨荆宏当初买配件时为什么不看好，他委屈地说，当时因为忙是委托别人买的。好在两个“蓝精灵”很负责，想了个主意：用钢锯把新旧两根管子的接头处切下来，调换过来后焊上。就这样，一直忙到天黑，还弄报废了一条刹车管（幸亏带两条），到晚上10点多才把刹车管安上了。
当我愁云满面地看着两个“蓝精灵”换刹车管时，一辆崭新的“陆霸”来了。车上下来几个穿着时尚的中年人，对这对四川叔侄说：“车子供不上油，给看看吧！”声音里明显带着恳求。听说是电喷车，叔侄俩都说“看不来”。我一方面感激这叔侄俩没有“嫌贫爱富”坚持修我们这一辆，另一方面也庆幸我们的“悍马”毕竟是机械的，否则的人家还修不了呢。
“三十里营房”以风大著称，我穿着军大衣站在车前，被吹得摇摇晃晃。
东北老乡
在三十里营房遇到了好几个开饭馆的东北老乡。原来到高原上创业的不仅有四川人、河南人，也有我们吃苦耐劳的东北人。
修车的时候，我饥肠辘辘，胃已经疼起来了。在新藏线上一天只吃一顿饭，早餐在车上吃根香肠，午餐也是，晚饭常常在9点多到兵站餐馆里吃一口。今天修车，晚饭就没时候了。后来决定轮流去一家“三姐妹饺子馆”吃饭。想不到这竟是东北老乡开的，三个能干的黑龙江姐妹在厨房里忙个不停，饺子10元一盘。她们的饺子永远是包出多少卖出多少，不仅过路的货车司机、军队官兵到这里吃，兵站的官兵因为寂寞也常到这里坐一坐。
隔壁“老东北饺子王”的老板姓范，快60岁了，原是牡丹江某单位的纪检书记，偶然来此，开了家餐馆兼旅馆，已经四五年了。他感叹这里生意好做，但伙计不好找。三姐妹就是他带来的，来了17天就另立门户。老范说，到山下进一千元的货，在这儿就能卖一万元钱，但是太累了，明年他打算把店卖掉，回老家去。
被困39天的刘师傅
离开三十营房，再一次向黑卡达坂冲锋。车踉踉跄跄，开到一个山坡时又上不去了。这时，我们遇到了永生难忘的刘师傅。
刘师傅就在一辆桔红色卡车前，光脚穿着布鞋。他主动迎过来说：“你们的车有毛病，声儿不对。”于是他帮我们修车。他发现分电器里面的炭棒已经不回位了，接触不上电，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的箭头（那是他从附近的古战场捡来的，至少得几百年了），把分电器里面的炭挖出来。他回到车上取来一只一号电池，砸碎了，取出里面的炭棒，用锉磨细，来替代坏了的炭棒。
“车啥时坏的？”他说：“上个月14号。”天啊！他困在这儿39天了。这么多天里，他吃什么，喝什么？老人很淡然地往远处山下一指，喝河里的水。吃的是馕，新疆特有的坚硬的面食。
他叫刘成录，56岁了，甘肃省西凉人。1964年到新疆当兵，6年后转业，就一直在这条新藏线上跑运输，已经20多年了。他默默地帮我们修车，问一点说一点，有关被困的事不问就不提。被困阿里时，我曾做过最坏的打算：总不会困一个月吧？反正能赶在国庆节后回吉林大学讲课就行！想不到，真的有人在这里被困一个多月了。
老刘说：“我二儿子上来过一次。变速箱坏了，没有配件修不上，儿子又下山去喀什买件去了。”219国道正在修路，每10天放行一两天。那么，不通车的日子里，刘师傅就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他是怎样挨过这漫长的39天的呢？
正聊着，刘师傅的儿子来了。这一天是此次放行日的最后一天，其实我们也是为这件事而着急，怕赶不上就得耽误10天。小刘是搭乘维族司机库尔班的货车上来的，他们父子相见也很淡然，彼此没有说什么就各自修车了。小刘是专业修车师傅，在家乡开着一家修车铺。
老刘帮我们做好了炭棒，又发现分电器的外壳裂了。于是，在老刘指导下，老鲍用“哥俩好”胶粘这个塑料外壳。因为天凉，胶半天不干。此时，车内温度只有8度。
儿子来了，老刘也没有忙着去和儿子一起修自己那辆车，仍旧帮我们修车。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父子俩都忙着修车——老刘修我们的车，小刘修父亲的车。当我们问他车修好后是否还要接着跑运输时，老刘说：“我儿子也是这么想的，这辆车还能再跑两年，不过我想回去就把它报废掉。这车让我倒了一次霉，不能再倒第二次霉！”看来，这次经历还是让他刻骨铭心的。
两小时9公里，过黑卡大坂
其实分电器的毛病还没有修好。离开老刘父子后，我们开始向黑卡达坂冲刺。
爬越黑卡达坂，是我们此次二万五千公里远征中最痛苦的一段。有许多次，我们三个都绝望了，几乎觉得这是一座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才走过这9公里的山路，到达黑卡达坂的顶峰。
此 时“悍马”仿佛是一个重症患者，浑身没劲儿，不停地喘息。遇到稍陡的坡，我和老鲍就得下来步行，以减轻车的载重。汽车以每小时五、六公里的速度向山顶爬去，和我的步行速度差不多。在这段路上，车里静极了，三个伙伴间的对话消失了，只有手持卫星定位仪的我不断报告着海拔高度。我心里多少次不抱希望了：还能越过这座山吗？这里一坡比一坡高，每爬过一个山坡，就又要面对一个更高的山坡。透过前车窗，我望见车头晃动着向前挪动，仿佛一头倔强的老牛不停地拉着犁。我安慰自己：只要车还在走，就比什么都强。
原以为海拔4750米的坡就是最高峰了（一本《行知书》里是这样说的），可是到了那儿才发现，前面还有更高的山坡。就这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我们甚至怀疑：黑卡达坂到底有多高，怎么总也到不了最高峰？当爬到4952米时，看到许多养路工人在路边向我们招手，我们也激动地挥手。真的来到顶峰了吗？我们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这9公里的山路，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到达黑卡达坂的最高峰以后，往下走就是溜车了。车仿佛一下子恢复了雄风，速度达到四、五十公里。在这条又长又险的盘山道上，老荆流下了热泪。那难言的感受，只他自己最清楚。流泪的起因是我的一句话。我当时望了一眼身边瘦骨嶙峋、饱受折磨的老荆，说：“唉！老妈要是看到你这样，不知会多伤心！”结果，车一下子停了下来，泪水从他眼里涌出。
在爬黑卡达坂最后一段高坡时，当我和老鲍都痛苦地把目光从窗前收回、不再看窗外的路时，老荆，他只能一直看着车外，看着在车前方无限延伸的山路。在即将到达黑卡达坂顶峰的时候，也是最难时刻，我伸出左手握了握老荆那放在变速杆上的右手。他的手指黑黑的，全是修车时弄上的油。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许久不松开。我知道，此时他更需要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
雪山月夜，过麻扎达坂
麻扎，在维语中是“墓地”的意思。过了黑卡达坂2小时后，我们到达麻扎。这里只有兵站和一些帐篷饭店。
麻扎达坂是昆仑山的山口，在新藏线上也是威名远扬。此时，我们的车只要上一点坡就爬不动，只能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前进。
在麻扎遇到一群军人，他们说：“麻扎达坂坡很长，但不太陡，上去20公里，下来20公里，再走40公里就到库地了。而库地达坂却很陡、很险。” 当时是晚上6点，我们以为2个多小时大概能到最顶峰了。结果，开了3小时，在雪山月色中翻过了麻扎大坂。
上 麻扎达坂的路异常艰难，车子走走停停。当行驶到第18公里时，我鼓励老荆：“只剩下2公里了就到山顶了，就是说，90都过去了，只剩下10。我们一定能过去！”可是，过了2公里，发现还不是最高峰，只好往前开。
天就快要全黑，月亮已经升上来，旁边山上的雪峰离我们很近，白色的雪盖仿佛就在身边，伸手可及。我们笑着说“真是手可摘星辰啊！”但心里都非常焦急，如果天完全黑了，走在这样的高山上是很危险的。又前行了2公里，终于来到最高峰。当时真是很激动，海拔4991米，比前面经过的黑卡达坂还高。此时，天已全黑，我看卫星定位仪时需要用手电照着了。
然而，就在顶峰上，车突然不动了。老荆和老鲍下车给车的发动机油泵降温，刚一打开水箱，热水一下子喷了出来，幸而没有灼伤他俩。我们赶紧拿出所有的饮用水，都灌进水箱。
此后，就在黑夜中一路飞奔而下。又向前行进了二十多公里，在219国道195公里处，突然出现了柏油路。黑夜中，我听见鲍辉“哇噻”地惊叫了一声，起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仔细一看，真的是油路啊！离开阿里，就没再见过油路了！听说现在以“断路”的方式修新藏线，就是为了用8年时间，把油路一直修到拉萨去！但这是正在修建中的油路，常常是被水毁路面所中断。我们误开进一个由推土机推出的大土堆，找不到路，幸亏迎面过来一辆大货，借它的亮光隐约找到一条土路。
库地一夜
到库地了，我们终于看到树了。
虽然是夜里，但看到黑色的树影，还是觉得很兴奋。已经有多久没有看见过树的模样了！这里海拔降下来，只有2958米。终于告别了荒漠，告别了无人区。
夜里12：00，来到了一个拦着横杆的检查站，拿出边防证进去登记。然后，就被维族武警指定到一块空地上等着。他们说，等一小时或两小时就可以通过。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等了一夜。
老荆已累得不行了，倚在座位上就睡着了。我穿着军大衣，但腿很冷。我甚至把鞋脱了，把脚蜷缩到座位上，还是冷。老鲍精力真是很旺盛，有一段时间居然抱着日记本到检查站明亮的灯光下去写日记。
过关卡的地方，车灯闪烁，迎面开来的车一辆接一辆，整个晚上不曾停过。据说这是最后的期限，明天早上就不许再过了。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从麻扎达坂到库地达坂之间那段正在修建的公路。8年后，整个219国道就全铺上柏油路了，那会是什么景象？当波折没有了的时候，风景是否也没有了？
其实，我对库地检查站的工作人员阻挡我们前行还心怀感激呢！要不然，心急的老荆要摸着黑去走库地达坂。第二天过库地达坂时，老荆自己也感叹：幸亏被滞留了一夜，否则夜里上山太危险了。
等啊等啊，一直到早上七点，我和老鲍拿着记者证去和工作人员交涉，才得以通过。
“爬”上库地达坂
9月22日早上天刚亮，我们在库地加上了高价油，150元1桶，不讲价。这个开“昆仑饭店”的河南女人的态度是：爱加不加。
来到库地达坂的山下。向山上望去，感觉这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曲折的盘山道紧贴在陡峭的山壁上，一圈又一圈。一辆车从我们身边过去，过了很久，还看见它在盘山道上转啊转啊，仿佛转不出这座山。难怪都说它是最险的达坂！
当我们爬过第一个陡坡时，车子发出巨大的吼声。在寂静的山林，它仿佛一只受伤的怪兽。我们拼尽全力爬过这个陡坡，向下一望，真为刚才走过这样的险路而捏把汗，那路几乎是竖立的。朝山上望去，更觉担心：几乎都是这种路！我们没有选择，哪怕是一点点地挪，也要向前！
爬着爬着，我们的车不动了，无论如何不泵油。这时，老鲍发现油泵漏油。机油竟也烧光了，我们再也没有机油了。老荆怀疑油箱里没油了，和老鲍一起把车顶上的油桶放下来加油。加进油后，油依然泵不上去。后来，老荆坐在车里打火，硬是泵进去一点油。
当我们修车的时候，两伙长长的骆驼队从山上直冲下来。骆驼队的出现使这座大山充满了西北风情。耸立着驼峰的高大骆驼从我们身边旁若无人地经过，领骆驼的人跟在后面，与骆驼一起顺着山坡朝山下走去。他们边走边唱，歌声回荡在空旷山谷里，十分苍凉。但我无心欣赏，只是想：但愿不在这里过夜。
我们的车，真是一匹“好马”，它累得快剩下最后一滴汗、一滴血。它喘着，吼着，向上挪着，常常是只跑出二百米就停下。我心里中只祈求它不要停下来。此时，它已不像过黑卡达坂和麻扎达坂时那样平静地向前挺进，而是全身颤抖，仿佛很快就要动不了似的。
到达顶峰前的最后4公里，是对我们的最大考验。我们一百米一百米地数着，向前进。车每走上几百米就熄火，要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我心里很难受，明知这是一匹快要累死的老马，却不得不逼着它工作。又担心它真的在某一时刻彻底不动了，那么，在这高耸的山顶，我们将怎么办？我们无暇多想，只是想办法让车再向前进一步。车每向前挪动一米，我们就离胜利又近了一步。
因为机油没有了，我一路上不断地去拦车求助。有的车根本不停、不理睬；有的车停下后，司机表示没有机油。最后，一辆军用吉普车停了下来，军人们拿出了一小塑料桶机油。他们说：“早上你们的车经过我们部队营房时，就看到了！”是啊，这震耳的发动机声，恐怕印度那边儿的人都能听到，会以为是坦克吧？车上的一位军官问我：“你们在路上有没有看到像你们这样的车？”我说，没有。他又问：“为什么不开好一点的车？”我答，没钱。他笑了，表示理解。
几乎花了4个小时，才走完这18公里。当我们终于到达顶峰时，彼此几乎不知该说什么好。有死里逃生之感，总算是突出重围了。听说即使219国道全铺上柏油了，过库地达坂的山路也不铺，因为那样冬天汽车就上不来了。
此后，就是一路溜车滑行了。很快就又见到了油路，路边一个个刻着公里数的里程碑从我眼前迅速地滑过，它们似乎从未以如此快的速度变化过。
219国道，一场恶梦
此时，车子像在喝油，从河南女人那里加的油又快“喝”光了，我们焦急地寻找加油的地方。终于，路边出现了一座叫普沙的小村庄。漫漫黄沙，笔直杨树，这些都告诉我们：这是新疆。普沙的维族人都穿着彩色的服装，男人们像阿凡提，女人们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在村庄的巴扎（市场）上，餐饮店都有门廊，廊顶挂着彩色的布，许多老人在廊下的长凳上坐着，或聊天，或喝茶。
车子变成了一只“吞油”怪物，它在普沙喝进去25公升汽油，但才走了约50公里，油表就显示出快没油了。距离叶城仅剩下30公里了，老荆开得飞快，踩到最大油门，也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时速。他说，快没油了。那怎么办？路两侧是戈壁。那就快点开吧，能缩短一些距离就好！实在不行，只好搭车去买油。反正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我又忧郁地倒数着距离，心想，为什么这条219国道总是让我紧张，让我惊恐，哪怕是最后二十几公里的路。
终于看到了“中国石油”的加油站。当停在那里加油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90号汽油，每升3.29元。已有多久没见过这样的油价？在西藏，5元一公升已算便宜，而且是深黄色的，标号很低。
“老马”送修了
在叶城一家宾馆订下三人房，刚把东西送到楼上，就打算把车开到修理厂去。可是，怎么也打不着火。发动机热得厉害，油一点也泵不上去；空气漏芯竟然像烤焦了的面包圈一样，连边儿都黑黑地、卷起来了。我们惊讶地把它扔在墙角。
无奈，只好打着车去找修理工。修理厂的厂长亲自来了，他看了我们的车，说我们胆太大。据说，去年某地质调查队开了6辆新的“战旗”走新藏线，5辆是用卡车“背”下来的，我们能开着下来，就已是奇迹了。
我们都感叹，这真是一匹好马，它仿佛通人性，把我们送到宾馆后才再也不动了。它是累坏的，它带着重病，硬驮着我们走出了西藏，走过了三座险峻的达坂。我们以后也不想卖这辆车，永远不卖。我的女儿斐斐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外国老太太把老车保留下来，到快不行的时候钻进老车里，和它一起埋葬。我也想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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