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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共去了三次北京，三次行程累加大概有四十多天，但除了故宫，还有三次住过的宾馆，我没有去过北京的其他地方，哦，对了，补充说明，还有一个每次必经的地方－－北京站。
第一次去北京应该是在1999年元旦，和一位男同事去的，学一个新项目，回来后做开发，这次北京之行对第一次出差的我来说，感觉最多的是：别扭、紧张、劳累，但这次旅行也给我收获，三次北京之行，只有这次我逛了北京的名胜－－故宫。
第二次去北京大概在2000年四月，由部门领导带领我们十几个人（我是唯一的女生），这一行虽浩浩荡荡却非热热闹闹，不知道这是不是搞技术的人都比较机械的缘故？好在我是属于遇静则静，越动则动的人，但在这样一个“众星捧月”的环境里，还是感觉压抑，两天后便开始嗓子干痛，每次吃饭都盼着一道菜：素炒豆苗，这道菜我在北京第一次尝到，苦里夹杂着一种特殊的青香，当时我觉得是一种思乡的滋味。过了一年家乡也有的卖了，我便常买来，说来也奇怪，每吃到这菜就能想起北京的豆苗，第二次北京之行留在我记忆里的只剩下豆苗了。
第三次去北京让我终生难忘，2003年4月7日或许已是一个让人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我却一直牢记，因为那是我和非典亲密接触的日子，是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一段日子。
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北京已经有非典患者了，但还没有觉得有多严重，那时的大街上，已经有人戴上了口罩，即便这样，也没有引起我们的恐慌，我甚至在刚到北京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次去长城，做一次好汉。
我们当时在一个大厦里学习，也是为了做一个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得不放弃中午休息的时间，而且向主办部门申请晚上把上机时间从九点延迟到十一点，因为根本没有走出大厦的时间，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已经悄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只是偶尔从电梯上看大厦的工作人员和外来人员都戴着口罩，而且警惕地互相注视，项目组给我们每人发了几袋已经熬好的预防非典的中草药。后来培训班里传出消息，说北京要封城了，非典已经导致多少多少人死亡，然后有一企业派来专车把其培训人员接走，接着相继又有几家企业的培训人员离开，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于是大家和项目负责人商量是不是也应该离开，但他说和部门领导商量后觉得培训没有结束，回去怕不好开展工作，直到项目组宣布项目提前结束，大家尽快返回，我们才购买了返程车票，整个项目组三十多家单位，我们是最后离开的，当时是四月末，北京非典肆虐的时期。
从大厦坐出租去车站，一条条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没有武装的行人，每个人都围上甚至两层三层的口罩，而唯一露出的眼睛也都充满了恐慌。进入车站刚刚站定，那边就有人说几小时前有个人倒下了，于是我们赶紧花钱走捷径先上了车，而且尝到了戴着口罩睡觉的滋味，那时的情景，可能狼狈逃窜是最好的形容了。
回到家里，我们申请集体在外面隔离的意见没有被领导采纳，于是各自回了家，家里老公烧好了洗澡水，配好了消毒液，而且在花瓶里插了一支花，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无论何时，家是最能接纳你的地方。我问老公，如果我感染上了非典怎么办，他说没关系，那我也传染上，然后能在一个病房照顾你……
对北京，我从开始就没有过多的向往，而且经过三次北京之行，感觉似乎越来越淡，几乎没有再去的欲望，但最后一次北京之行，让我懂得了人间冷暖，懂得了亲情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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