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黄河之水天上来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首次将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至正十七年（公元1280年）十月，他命招讨使都实探寻河源，拟在那里修建一座城池，与吐蕃开展贸易，并开辟一条通往京师的航道，便于运送吐蕃的贡物。都实三入吐蕃，探察河源后返回大都（今北京），向元世祖报告考察结果，并上交了一幅河源图。都实的考察报告没有公开披露，但他的弟弟、曾跟随他一起探察河源的翰林学士阔阔出向翰林学士潘昂宵透露了考察的过程，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潘昂宵据此写成《河源志》一书。书中说，根据都实的考察，“河源在吐蕃朵甘思（今西藏昌都地区东部与四川甘孜自治州西北部）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成潦，水沮洳（低湿）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逼视勿克，旁立高山下瞰，粲若列星，以故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刺脑儿”。“
火敦脑儿”和“阿刺脑儿”都是蒙古语，“火敦”意思是星宿，“脑儿”意思是湖泊、海子，“阿刺”意思是花。“
火敦脑儿”是星宿海，“阿刺脑儿”是花海，所指二巨泽即扎陵、鄂陵两个姊妹湖。书中接着指出，河水从二巨泽继续向东奔流，又汇合了来自西南、南方、东南方向来的三条水流，水量逐渐增大，始称为黄河。与此同时，地理学家朱思本得到元朝帝师所藏的藏文图书，从中找到有关河源的资料，译成《河源志》一书。书中指出：“河源在中州西南”，“水从地下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成大泽，曰火敦脑儿”。这两本《河源志》内容互有详略，但都认为河源是在星宿海西南七八十里或百余里的地方，星宿海并不是黄河的源头，而只是一个“加油站”，这种说法很明显更加接近实际。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南京大天界寺高僧宗泐出使吐蕃，招谕阿里地区的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和巴者万户府。洪武十年（1377年）冬，宗泐衔命西行，“出没无人止境，往返数万里，五年而还，艰难险阻备尝矣”。他途中曾路过河源，饮过河源水，并在那里的山中过夜。完成使命返回京师后，宗泐撰写了一部《西游集》，记述沿途的所见所闻。可惜，此书在清代已失，人们已无法了解其详细内容。值得庆幸的是，他作的《过河源》诗却流传了下来：

积雪复崇岚，东夏常一色。

雄峰让独雄，神君所栖宅。

传闻嶰谷篁，造律谐金石。

草木尚不生，竹产疑非的。

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未得。

遂生西戎子，千秋笑中国。

老客此经过，望之长叹息。

立马北风寒，回首孤云白。

在这首诗的序中，宗泐还对河源地区作了较为详细地记述，并首次阐明了黄河与长江源头的关系：“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藏）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处。其山西南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这里所说抹必力赤巴山指的是巴颜喀拉山，牦牛河指的是今长江上游通天河，说明巴颜喀拉山既是黄河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共同发源地，也是黄河与通天河的分水岭。在诗序中还批驳了“河出昆仑”说：“中国相传以为（黄河）源之昆仑，非也。昆仑名麻剌，其山最高，山四时常雪……番书载其境内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可是，宗泐的正确观点并未得到重视。

清朝统一全国后，为了治理黄河，决心“探河源以穷水患”。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命侍卫拉锡及内阁侍读舒兰等人往探河源。他们到达青海湖边后，会合当地蒙古族首领色卜腾扎勒同往。过鄂陵、扎陵两湖后，到达星宿海，见“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有自北、西、南三面的高山流出的泉水“溢为三支河”，流入扎陵湖，又经鄂陵湖东流，即为黄河。“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渊沦萦绕，不可胜数，悉归黄河东下”。但是，他们只走到这里就未在前进，并没有寻到河源。返京后，由舒兰撰写了一份《河源记》的报告，绘制了一幅《星宿海河源图》，上报朝廷。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黄河在河南青龙冈决口泛滥，乾隆帝命侍卫阿弥达赴西宁祭告河神，探寻黄河真源。阿弥达这次走到星宿海，见到三道溪流，“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番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
阿勒坦郭勒”是蒙古语，“阿勒坦”是黄金的意思，“郭勒”是河的意思。于是，他又循阿勒坦河上溯，在星宿海以西300里处找到噶达素齐老山。“噶达素齐老”也是蒙古语，是北极石的意思。阿弥达认为，那就是阿勒坦河的源头，也就是黄河的正源，他说：噶达素齐老“上有池，池中泉喷涌，酾为百道，皆黄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回旋三百余里，入星宿海，为黄河真源”。

阿弥达的考察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将河源推移到星宿海以西的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某座山峰。不过他所说的噶达素齐老乃是一块孤立挺拔的岩石，并不是一座重要的山峰。而且，他的《河源纪略》还是沿袭“河出昆仑”的老调，在河源之前，仍说它源于新疆的帕米尔高原，流经罗布泊后潜入地下，至青海再冒出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