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大慈寺的黄昏

定期或有意识到大慈寺喝茶的人中，以文化人居多，他们的出现，使今天的大慈寺和唐宋时期的大慈寺一脉相连。也许我们还记得唐代的吴道子、前蜀的贯休、宋代的苏轼和陆游，他们有的拿着画笔在大慈寺的粉墙上作画，有的在层峦叠嶂的殿宇和艺术作品中流连，有的站在楼阁上观看成都的夜市，有的在这里作诗会友。他们风雅的身影把大慈寺衬托得文气十足。我的朋友冉云飞说过，大慈寺有一股气场。在一本名为《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的书中，他无比温情地写下了《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我认为这一节是他那本书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不止一次，我看见云飞坐在大慈寺的露天茶馆中，面对采访他的媒体记者滔滔不绝，神采飞扬，阐述着他对于人生社会的洞见。为什么面对美丽的媒体女记者，冉云飞要选择大慈寺，选择茶馆这么一个众声喧哗的地方，我想他是想告诉我们他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租对于大慈寺执著的爱。

另一个常在大慈寺茶馆中出现的蜀中文人是我所尊敬的流沙河先生。秋天的时候，大慈寺庭院中巨大的银杏树变黄了。沙河先生穿一件红色或黄色的灯芯绒上衣出现在树旁的通道上，一身的仙风道骨。他是应文友之约每周定期来此聚会的，他不喜欢热闹繁华的场面。他虽上了年纪，但面色还如婴儿般的酡红。—碗盖碗茶再加上朋友间亲切而睿智的谈吐，这就是享乐了。

到了这儿，你就是茶客一个，没人在乎你是百万富翁或文化名流，一切虚伪和矫饰都被冲淡了。正如大慈寺过去的历史所昭示：僧人、官员、文人、百姓、商贩、走卒都把它视为自己的乐土，人们在它的宽容和深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每周，爱好戏剧的人可以定时在茶馆里听一下午川剧围鼓。打围鼓不同于舞台演出，演员不化装，坐在茶碗跟前，伴着锣鼓咿咿呀呀唱，间或比比兰花指，亮几个身段也算声情并茂。成都的茶馆历来是说唱艺术能够广觅知音的地方，许多民间艺术的发端都起源于这里， “散打评书”艺人李伯清就曾在大慈寺茶馆里试验他的新型评书，那时他的名声还未如潮水迭起，每次来都蹬一辆破自行车，风风火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更衣化装，茶客也觉得他的表演是真正的成都民间艺术。我在大慈寺的茶馆里听李伯清说书，每当他的谑语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时，我总是想起大慈寺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的那一尊汉代说书俑。汉代的说唱艺人活跃在成都的瓦舍勾栏间，就像港台歌星活跃于现代舞台一样，名声卓越。李伯清继续了这种艺术，现在这种艺术以俑的形式和真实的人的形式汇聚在古老的大慈寺。

其实，成都人在大慈寺喝茶的热情是被大慈寺往昔的历史烘衬起来的。它是这座城市历经千年余温尚在的游乐场。

大慈寺在我的眼里无论是以博物馆、茶馆、古玩集市、寺院的形式出现，都不能改变它作为成都文化象征的体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大慈寺是成都的文化之肺，是成都的文化象征和精神归宿。史载大慈寺始建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规模极其宏大，共有96个院落，8524间厅室。相传现在的鼓楼街即是当时大慈寺钟鼓楼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也因大慈寺门前两根红石柱而得名。你说这是啥子阵仗？大慈寺因帝王的关照得以大规模地不断扩建，甚至在武宗灭佛的全国性浩劫中得以幸免，大慈寺成为当时唯一保留下来的寺院。你说,这又是啥阵仗！唐代天宝年间，因避灭顶“安史之乱”，灰头土脸仓皇辞庙的倒霉皇帝唐玄宗一路逃到成都。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行程中，看见大慈寺的僧人正向各地逃难的难民施粥，这个大唐帝国的法人平时难得落泪，可是竟然被眼前的一幕感动得一塌糊涂。有感于大慈寺僧人的慈悯之心，后来玄宗的儿子肃宗为大慈寺亲题了“敕建大圣慈寺”的匾额差人千里迢迢送往成都。

历史上的大慈寺以精美的壁画闻名于世。唐宋时期大慈寺有上百幅上乘的壁画佳作，而且连最有名的画家吴道子的亲笔画也有十多幅，难怪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要以艳羡的口吻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慈寺之盛。”现在想来，这批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那么轻易地陈列于蜀地的一座寺院中，真有点过于奢侈了。才子苏东坡一日到寺中游览，他背着手踱着方步在寺中东瞧西看，等他看完大慈寺白色粉墙上一堵堵鲜活的绘画后，翘起大拇指对同行的人说：“此地壁画精妙冠世!”我相信苏氏此言绝非夸大。

在唐代绚丽而浩荡的光影中，一位面如满月的僧人站在大慈寺雄伟的大殿上接受剃度，他就是唐代乃至今天都十分有名的高僧和文化使者唐玄奘。佛教大师们穿着杏黄色的袈裟，用妙语梵音讲授佛法，底下的僧众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市民们透过大慈寺的粉墙和阁檐，能看见飘动的经幡、川流不息的僧众和袅袅的烟尘，感觉大慈寺是漂浮在半空的仙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