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湖北长江以北是北方，以南是南方 "VS "湖.

文化在内的历史文化为遗产，在明清以来湖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较，湖北文化最为生动的特征当是

它的开放性或交融性。湖北蕲水人、明万历甲辰进士郭士望曾在《郭氏九修宗谱·敬陈时务疏》中说：“楚人无门户，此楚人之

得。”所谓“无门户”，也就是对外来文化加以开放式地吸收，绝不闭关自守。近代的梁启超在评论湖北文化时也指出：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容纳黄河文化，而传播于长江一带”,

“一面自己产生文化，一面又为文化的媒介者，因其沟通南北，能令二元文化调和。在历史上看来，不能不说湖北所供（贡）献及遗留的功劳是最大的。”这些议论，都是关于湖北文化交融性的重要体现。

地域形象：“亦南亦北”

湖北文化的交融性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位于古楚国中心区的荆楚旧地原本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少有民族偏见，且立于东西南北之中，介于华夏蛮夷之间，不仅是楚文化向东南传播的重要通道，

也是中原文化和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会交流之区。文化开放、“夷夏交变”，熔铸了楚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而“亦夷亦夏、非夷非夏”，是对楚文化兼收并蓄、杂陈博致这一重要精神特质的准确概括。屈原的诗歌就体现了“夷夏交变”的特色。

从行政区划的变迁来看，元代以前，今湖北地域曾长期分属若干个高层政区，如鄂北曾长期与河南联系在一起，鄂东南曾经划归

江西，鄂东北曾与皖西合并在一起。直到南宋以后，今湖北省区才初现轮廓。而在湖北行政区划最后整合确立的过程中，周边各省的

文化因素不断融入湖北文化系统，史志记载，湖北各地“俗尚杂而多端”。如鄂西北地区“民兼秦晋之俗”，“有西北之风”；鄂西南山区“人好巴歌”；鄂东南一带“有三吴风”。这种情形确实显示出湖北文化强烈的交融性。

从地理方位来看。湖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因此在历史上地域面貌不断发生变化。西周早期时，以今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属于中原周文化的范畴。从春秋中叶楚人自称“我蛮夷也”到秦汉，江

汉文化所表现的是典型的南方文化特征。自东晋南北朝到宋元时期，荆楚文化又被视为北方类型，“异于江之南之俗”。明代以后，湖北文化总体上被判归南方。即使是这样，两广一带仍称湖北

人为北方人。与此同时，湖北人在信仰和生活习惯上虽接近南方，语言却属于北方语系。这种时南时北、亦南亦北的地域形象，足以表现湖北地域文化交会兼容的特征。湖北人之所以不太有地域偏见，其重要原因或在于此。

区位优势：“天下喉襟”，“文化枢纽”

湖北在地理位置上还有一个特殊优越性，这就是地处“天下之中”，境内交通线路纵横交错，承东启西、接南转北。有学者研究认为，历史上湖北境内影响较大的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其一经荆

州、襄阳纵通南北，其二沿长江横贯东西。在经过鄂北的南北向交通占全国主导地位时，襄阳、荆州处于咽喉之地。如北宋时转运物资，一般先由水路或陆路运送至江陵，再由江陵经荆门运至襄阳，然后由襄阳送至京师，或转送至陕西、河东沿边地区。故唐人萧颖士说：“襄阳乃今天下之喉襟。”北宋苏轼则说：“荆州南北之

交，而士大夫往来之冲也。”沿长江一线，临江而立的鄂州（今武汉武昌）历来是交通要道，这从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可以概见。途经鄂北的交通线衰败之后，长江一线交通勃兴，武昌更一跃

成为“山水之聚，舟车之会”、“物货之交”的地方。这里的“聚”、“会”、“交”、“孔道”、“喉襟”、“往来之冲”等概念，都意味着湖北不仅本身与南方和北方的文化交通便利，而且

是南方和北方文化交通的必经之地。伴随着物资、人员、信息的流动，中原、秦晋、燕赵、齐鲁、巴蜀、江淮、吴越、岭南、云贵、湖湘等地的文化被传播到湖北，在“往返交错”之间，极大地强化了湖北文化的交融性。对于湖北的区位优势及其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梁启超曾评论说：“统观前后二千余年，湖北为中国文化枢纽，在文化史上实居重要的地位。”

汉口兴起：“九省通衢”，交融百方

明清时期，汉口的崛起以及“武汉”的形成，将湖北“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湖北文化的交融性。

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天）启、正（崇祯）之际”。由于汉口依长江、傍汉水，“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比”，因此很快繁荣起来，成为“千艢万舶之所归，货宝珍奇之所聚”的商业重镇。

至清中期，人称“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其繁盛程度可以想见。乾隆《汉阳府志》曾分析道：“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论其繁荣，“九州诸大镇皆让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则使然耳”。这个“地势”就是指汉口“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

孔道”。清代学者刘献廷进一步指出汉口的地理优越性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至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沿用了乾隆三年湖广总督史贻直对武昌的“九省通衢”的称呼，以此概念来表述汉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他在一份奏折中

说：“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九省者，或诠释为川、陕、豫、晋、贵、湘、鄂、赣、皖九省，或以九言其多，非实指九省。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租界的

设立，西方教会势力的渗入，新式学堂的创办和近代工商业的兴办，又使以汉口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盛极一时，时有“中国第二大港口”、“东方芝加哥”之称。光绪三十一年京汉铁路的全线贯通以及1936年粤汉铁路的建成，更使以汉口为重心的武汉三镇的“九省通衢”地位趋于稳固。

“武汉”之称，始见于明代万历年间。尽管明清时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并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但当时人已在感觉上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将汉口（辖汉阳县）与武

昌合并，划为京兆区，作为首都，是为武汉建市之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武汉不仅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而且首创辛亥义举，使天下响应，结束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