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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点，在中国西部依然夜色未央，在北京却已红日高照了。八时整，我们所搭乘的全日空956航班起飞，直飞日本东京。
飞机上的设备相当先进，座椅上都有收音机、耳机和小型电视屏幕。随时向乘客显示飞机位置，飞行高度，机外温度等。经济舱里坐得很满，头等舱里乘客寥寥，看来用高价买短暂舒适的人毕竟不多。
飞机经过韩国上空，横穿日本中部地方，只飞行了三个小时，就到达了成田机场。成田机场是日本的三大国际空港之一（其余两个分别是羽田和大阪），它座落在东京东面临海的千叶县境内，去东京市区还有一段距离。高山早已在机场厅内迎接，他曾久居东京，常来日本，又懂日文日语，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向导。而我的日语水平几近于零，记得最牢的是小时候在沦陷区背过的顺口溜：“米西米西是吃饭，八格牙路是混蛋……”再就是徐志摩曾经作为诗题的“沙扬娜拉”（再见），但是儿子提醒说：“沙扬娜拉”是在长别或远别时才使用的，一般的再见、再会不可以这样说，而要说“马达依马肖”。
我们乘坐铁道特急电车向东京市区进发，一路上林木繁茂，花草鲜艳，看不到垃圾尘土，也看不到破房废墟；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从建筑、交通、衣着等方面的外观上，已经辨不出城乡的差别。日本给我的第一个强烈印象是，贫穷和脏乱已经消失。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位于东京都西北部文京区的后乐宾馆。这家宾馆的财团法人是日中友好会馆，后乐宾馆是会馆的系列建筑之一。它的旁边有日中学院和留学生寮（住留学生的宿舍）。与之相通的有个规模很大的美术馆，1996年3月，儿子在日本的第一次画展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记得画展题为《敦煌净土——高山画展》，当时日本的NHK电视台和《朝日新闻》等七八家报纸都作了报道和评介，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先生也写了文章。后乐宾馆对儿子来说是熟地重来了。
我们住进了第2524房间，这是个两人标准间，设备相当不错。房间里的有线电视还全天转播我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所以感觉特别方便。总台有服务员会说中国话，楼下有中国餐馆（中国料理“豫园”）。它的每日房价最低是7，900日元，最高的是36，500日元。我再一次发现，任何国家的物价都是根据本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制定的，是不会照顾任何外国人的消费水平的。在东京一天的食宿费用，至少也得折合人民币一千元。譬如“打的”，一上车就是600日元（约合人民币40元），走不了多远就开始跳表。又如，买一瓶啤酒的钱，在国内买20瓶都用不完，舍得喝吗？高山见我们总是这般计算，什么也不敢买，一再劝说“不要折合！”作为中国工薪阶层中人，能不折合么！
随便在附近的街上走了走。街道十分整洁，各种提示清楚而详细，为行人想得非常周到。到处有“步行者优先”的牌子。马路上不但有盲道，在横过马路的斑马线两端还装有配合红绿灯的音乐铃声。行人都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貌的程度很高，看不到诸如抢行、吐痰、喧哗、行乞、摆摊、泼脏水、扔垃圾等现象。在路边我看到有几处停放着摩托车和自行车，我特意走到跟前仔细观察它们的前后轮子，都不加锁。门窗上也都没有铁丝网、防盗门、护栏之类煞风景的装置。
同第三世界中的大多数人比起来，日本人的生活算是在天堂里了。但是，没有钱是进不去天堂的，没有钱也是建设不了天堂的。日本在过去的发展中，到底有多少钱是靠自己挣的，有多少是掠夺来的，这笔账恐怕至今还没有和亚洲国家算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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